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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泽厚司是《日本经济新闻》驻东京的资深编辑兼社论撰稿人。他曾是中国分社社长，在中国工作了七年。
中国政治陷入一种诡异的沉寂。
面对政治和经济的挑战，习近平政府别无选择，只能采取防御姿态，推迟重要的人事决定。
中国全国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年度会议于3月11日闭幕，但并未宣布外界长期关注的人事变动。
外界很难了解中国政治内部的真实情况，而人事调整往往是判断中共党内政治动态的唯一线索。
此次全国人大会议未出现引人注目的人事变动，显然意味着至少在当前，习近平政府内部的代际更替不会推进。
除了人事问题，其他议题也被搁置。例如，被称为“促进民营经济法”的草案至今仍悬而未决，这与习近平政府内部的分歧有关。
这一法案原本被视为今年全国人大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甚至在会议召开前夕仍备受关注。然而，最终它并未被列入会议全体会议的议程。
这一法案旨在借助民营经济的活力来提振中国疲软的经济，但推进面临重重阻力。
不论最终结果如何，这一法案的命运都将影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前景。
备受关注的重要人事调整涉及中国的外交和国防领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目前兼任外交部长，这种情况并不正常。前任外交部长秦刚于2023年7月被免职后，王毅重新担任这一职务。
近两年过去了，外界一直有传言称，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可能会正式任命新的外交部长接替王毅。
被认为是外交部长候选人的包括刘建超等几名高级外交官。刘建超目前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负责党的外事工作。
如果全国人大会议上任命了王毅的继任者，那么这位新任外交部长将会出席本周六在东京举行的中日韩三国高级外交官会议。
早在去年12月，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访问北京与王毅会谈时，就已经有迹象表明中国短期内不会任命新的外交部长。
王毅是熟悉日本事务的外交官，曾任中国驻日本大使。他与岩屋毅的会晤让外界感觉，他仍将继续主导中日双边关系。
与此同时，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美国对中国的施压力度加大，这使得要解除王毅的外交部长职务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总统也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进一步拉近与普京的关系。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下，任何缺乏经验的中国外交部长都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中国现任国防部长的地位偏低，这在中国的权力架构中也是一个异常现象。
董军于2023年12月接替因贪腐问题下台的前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尽管已经过去15个月，董军至今仍未被晋升为国务委员——这是副总理级别的职位，李尚福曾同时兼任这一职务。
他已经错过了两次获得晋升的关键机会，一次是在2024年全国人大的年度会议上，另一次是在本月早些时候。
董军的任命曾引起广泛关注，因为他是首位出身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国防部长。作为山东人，董军被普遍认为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及其妻子彭丽媛关系密切。彭丽媛曾是解放军的一位著名歌唱家。
此外，董军也未能进入中央军委——这是负责监督解放军的最高军事机构。在过去，历任国防部长通常都会担任中央军委成员，并参与重大决策。
前军方要员苗华在董军的任命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然而，去年11月，苗华——时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突然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停职。苗华曾在海军服役，并被认为是习近平在军中的亲信之一。
在加强国防和应对当前政治经济挑战的背景下，习近平政府对涉及外交和国防的重要人事决定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在调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时展现了强大的政治操控能力。
领导班子几乎全部由习派人士或与习派关系密切的人士组成。这一安排在历史上颇为罕见，因为习近平打破了以往党内各派系平衡的惯例。
习近平在组建国务院时也打破了这一传统。例如，2022年12月，秦刚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这是典型的例子。
秦刚是习近平的亲信之一，但仅仅半年多后，习近平被迫将其撤职。
此外，习近平还决定放弃时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尽管他已经极大地集中了权力，但这些人事决策失误仍对他造成了一定的政治冲击。
除了人事困局外，习近平政府还面临着两难的经济决策。五年前，政府的“打压私营企业”政策已然明朗化。然而，这一政策未能奏效，反而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困境，给政府带来更大压力，迫使其不得不重新审视对私营企业的态度。
党内一些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指出，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来应对经济动荡。2023年夏天，党内元老向习近平政府提出了严厉的建议。
习近平及其核心圈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这些建议置若罔闻，直到局势已经无法忽视。
今年2月中旬，他们与私营企业家“上演了一场和解”，其中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出席北京私营企业座谈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要民营企业高管最终握手言和。
这是六年半以来首次召开这样的座谈会。尽管气氛缓和，但由于习近平政府内部的争议，促进民营经济法案的命运依然不明朗。
该法案于去年10月公布，旨在通过鼓励市场准入和确保公平竞争来促进私营企业发展。
习近平政府一向重视国有企业。能否在这一问题上作出调整，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截至今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两次审议该法案，中国媒体也曾报道这个法案将成为全国人大年度会议的焦点。
然而，法案不仅未被正式列入议程，更未进行审议。在中国，法案审议通常按照计划进行，这一情况显得极为反常。
从中国政府内部发出的某些信号来看，法案已在党内引发严重分歧。就在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后的周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委）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了一篇文章的标题，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地要让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这篇文章由国资委党委署名，并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上。
这一表态正是习近平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所强调的，当时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仍在膨胀。即使到了现在，北京仍然无法在这一问题上彻底转向，因为这可能损害习近平的政治声誉。
然而，在中国经济因房地产泡沫破裂而遭受重创的背景下，政府一方面开始试图激活私营经济，另一方面却仍在强调做大国企，这显示出政府内部的混乱。
随着关键人事决策被推迟，习近平政府内部的代际更替将不会推进。
可以说，当前局势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