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的分析指出,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理由中,所谓的“非关税壁垒”更为麻烦,从增值税到食品规则,甚至货币估值,而且美国坚决不承认自己的那些非关税壁垒。

特朗普曾称“关税”是英语中“最美的词”,但政府高级官员警告说,他重塑全球贸易的决心远远超出了关税本身。
特朗普关税的主要设计者,高级顾问纳瓦罗星期二表示,白宫正在把所有“非关税武器”纳入考虑范围,因为在上周全球关税宣布之后,贸易伙伴寻求开启谈判。
“告诉那些在几十年投机取巧之后,突然表示要降低关税的国家领导人,这只是开始。”纳瓦罗写道。
他列出一长串他所谓的不公平做法,包括操纵汇率、不透明的许可机制、“歧视性”的产品标准、“繁琐”的海关流程、数据本地化政策,以及所谓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法律战”——通过税收和监管进行打压。
贸易专家警告说,这样宽泛的问题清单,给寻求与特朗普达成协议的贸易代表团带来巨大挑战,各国政府要避免在像食品标准或全球科技巨头征税这样的政治敏感问题上激怒本国选民。
尽管本周的全球关税预期扰乱了市场,但英国财政部前顾问、现供职于安永咨询公司的佩尔松表示,美国试图在这些领域重塑格局,可能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关税虽然对企业来说代价高,但好理解、操作简单。相较之下,打击非关税壁垒——如法规、标准、汇率、禁令——可能对改变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比关税更大。”
被特朗普征收26%关税的韩国率先展开全面谈判。韩国贸易部长郑仁教星期二启程前往华盛顿,承诺出台“成套措施”,以减少与美国之间5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称来自首尔的“顶级团队”已经抵达,并表示达成协议“前景良好”,但道,“我们还在提出其他不属于贸易和关税范围的问题”。
美国长期以来对韩国的多项政策心存不满,包括汽车排放规定、不透明的药品定价机制、拒绝进口某些美国产牛肉、以及对Netflix等美国内容平台征收网络费用。
专家警告说,韩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必须在安抚特朗普与维护本国利益之间小心拿捏。
首尔国立大学的贸易专家李在敏表示,韩国可以“大幅”放宽海关清关和汽车排放的规定,使之“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
但他也表示,在农业产品方面放宽规定将遭遇“强烈的公众反对”,例如韩国禁止进口超过30个月龄的牛所产的牛肉(注,这个限制最早可追溯到2003年美国首次爆发疯牛病时,韩国全面暂停了美国产牛肉进口。虽然之后逐步放开了限制,但为了保障食品安全,韩国仍规定只能进口30个月龄以下牛只的牛肉),或征收高关税以保护本国大米生产。
放宽对数字平台的监管或执行则更加复杂,因为与欧洲不同,韩国有本国的在线平台需要保护。
日本也被特朗普政府盯上,原因包括非关税壁垒,如产品检测、不透明的监管机制,以及对海外大米、乳制品和水果的限制,尽管日美在2020年已达成贸易协议。
贸易分析人士表示,取消这些壁垒异常困难,但谈判可能会涉及纳瓦罗对亚洲贸易伙伴的另一大不满:操纵汇率。
他们指出,财政部长贝森特负责领导美方谈判团队的决定,可能是特朗普希望重点关注日元兑美元长期疲软问题的信号。
Astiris Advisory的策略师纽曼指出,在与特朗普谈判的政治钢丝绳上,允许日元升值意味着日本央行必须继续加息,尽管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上升。
“日本央行虽然独立,但终究有责任保护日本经济,可能会决定出手,缓解关税影响。”他表示。
其他国家则可能划出“红线”。其中一个就是食品标准,这是美国政府特别在意的议题:英国、欧盟和澳大利亚等市场禁止进口含有激素的牛肉和使用瘦肉精喂养的猪肉,这使得相关美国产品无法进入这些市场。
特朗普上周在玫瑰园关于贸易的演讲中特别点名澳大利亚牛肉,但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欧盟、英国一样,明确表示不会放松食品标准。
同样棘手的是,美国要求放松某些法规,比如欧盟的《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税,这些法规对科技公司造成监管和税收压力,美国科技巨头往往是最大受害者。
欧盟贸易发言人吉尔星期二表示,欧盟不愿讨论纳瓦罗提出的诸多抱怨,包括增值税和产品标准等领域,美国认为这些具有“歧视性”。
但他说,也有一些“甜头”可以谈,例如多购买美国天然气。
TechUK游说组织的国际贸易政策负责人乔富表示,美国要求撤销欧盟科技监管的许多内容,需要布鲁塞尔重写甚至废除已经生效的法律,她认为“这根本不可能实现”。
在明确的政治红线之外,一些国家开始表明可能在哪些方面与华盛顿妥协。英国表示可能会放宽自己的数字服务税。
乔富说,欧盟虽然不打算废除这些税种,但可以考虑在实施上给予一定缓解。
“与华盛顿的对话重点不是取消已有法律,而是如何实施的一些细节,关注点在于提升竞争力和简化程序。”她说。
在越南,因被征收46%关税并被纳瓦罗点名批评“允许中国通过转口规避美国关税”,政府星期二表示正在采取紧急措施应对。越南副总理裴青山表示,他已要求工贸部“审核并严格控制”商品原产地,以“防止任何不幸事件发生”,并将向美国提供更多信息。
印度被征收的关税相对较低,为27%,但也面临压力。近年来,美国抱怨印度在化工、医疗器械、电池、电子产品、食品和纺织品等领域强制实施标准,这些措施如今已成为贸易谈判内容。
像南非这样谈判筹码较少的小国,正在考虑调整投资规定以安抚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政府批评南非的平权措施,这些措施旨在纠正种族隔离遗留问题。
其中一项规定是,外国公司必须将至多30%的股权出售给黑人本地合作伙伴,才能获得电信牌照。这项政策导致马斯克的星链公司拒绝在南非落地,指责拥有“公然种族主义”的所有权法律。
南非政府内部有观点认为可以提供一个“股权等价”方案,允许外国公司投资于其他“具有社会效益”的项目,代替出售股权。
尽管有类似的灵活思路,专家们仍然对美国这种广泛打击“非关税壁垒”的行动,是否能真正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表示怀疑,因为特朗普政府的方式过于单方面。
智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全球经济主管巴特勒指出,美国本身也对外国公司设置了壁垒。他提到1920年的《琼斯法案》,该法案仍然要求所有在美国港口之间运输的货物,必须使用美国人拥有并操作的船只。
他表示:“(美国的)非关税壁垒并不少见。问题在于,纳瓦罗和特朗普政府完全没有承认美国自己也有类似做法。对非关税壁垒是可以展开谈判的,但起点不能只是单方面强加于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