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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自强：以“两个30”战略应对特朗普关税冲击

府上台，尝试采用不同路径应对社会问题。拜登经济学倾向于左派，通过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支持中低收入群体，然而这一举措也导致了通胀加剧以及财政赤字的不可持续性。如今，特朗普2.0时代重归，意图延续孤立经济保护主义的思路来解决收入分配与社会问题。此前的分析指出，特朗普2.0时代所继承的美国经济与2017年他刚上台时的1.0时代已大不相同，当前美国经济呈现出“两高一后”的特征，即高通胀、高财政赤字以及经济处于后周期的强弩之末。在此背景下，美国行政当局严格执行其三大政纲：严控移民、对外加征关税发动贸易战、对内进行财政整肃。然而，这些举措在实施次序上存在错误，属于“先破后立”的合成谬误，必然对经济和市场造成巨大压力。如今，美国资本市场和经济所遭受的压力已显而易见。更为重要的是，若从关税战的长期目的来看，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似乎并非其核心目标。从此次对等关税制定的依据可以看出，关税率并非依据各国对美国的关税率来设定，而是根据各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幅度来确定，这表明其长期目的可能是减少贸易逆差。这一做法对跨国企业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关税可能会长期存在。近期，众多智库与媒体普遍担忧，若中国在贸易反制中表现出坚定勇气，而其他国家率先妥协低头，降低关税，中国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然而，亚洲许多国家已看穿美国此次关税行动的长期目的，即减少贸易逆差，而非推动制造业回流。因此，这些国家采取妥协方案以换取可持续性减关税的难度极高，可能性不大。例如，一些在地缘政治上对美国存在依赖性的小型经济体，可能会迅速向美国提出妥协方案，承诺购买美国产品或降低贸易壁垒，以换取关税的短期搁置或延期。但这种做法在长期内不具备可持续性。以越南为例，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占到其GDP的约1/4，仅靠增加进口或减少关税几乎无法实现贸易再平衡。美国制定关税的基础是各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幅度，即使这些亚洲贸易国选择妥协，关税在短期内可能有所延期，但从长期来看，仍存在反复上升的风险。在此背景下，跨国企业对美国政策的信任度大幅下降。过去六七年来，跨国企业为应对风险而在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实施的“中国+1”策略，如今已失效，这反映出跨国企业信心的低落。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在当前形势下，短期政策刺激空间极为有限。与2018年相比，当时所谓的“特朗普put”或“美联储put”能够迅速出手扭转经济下行局面，而如今，企业因前景不明而不敢投资，消费者因高物价而不敢消费，美联储在短期内降息空间极小，货币政策空间受限，整个经济呈现出滞胀特征。其次，财政政策方面，特朗普接手的是一个面临高通胀和高财政赤字的经济体。尽管他正在实施所谓的联邦效率改革，试图削减开支以实现减税，但效果并不显著，减税方案难以迅速落地。在此过程中，美国短期经济遭受重创后，政策刺激空间极为有限。此时，中国能否迅速推出相关刺激政策，以抵消关税冲击，成为博弈的关键。贸易战对全球经济均造成损害，关键在于谁的损失相对较小。根据博弈论，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中国在两会期间已制定了约2万亿元人民币的广义赤字扩张计划，当时并未预见到关税战会如此激烈。因此，显然需要迅速推出更多措施。建议无需等待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也无需等到4月或5月出口数据及采购经理人指数显著下滑，应加快政策推进流程。当前全球面临的变局和冲击可与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后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相媲美，因此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和中美之间的信心博弈都不会等待，所以应立即行动。可借鉴去年9月底之后的经验，当时通过不断召开发布会，向市场通报正在研究的政策及政策出台的大致规模和时间，以前瞻性指引稳定市场信心。当前，采取类似措施已迫在眉睫。更为关键的是，应抓住美国为解决国内社会问题而主动选择从冷战后建立的全球贸易体系中逐步退缩、走向孤立主义的机遇。二、中国的对策美国留下的真空与混乱为中国与亚洲、欧洲国家共同填补并重塑国际经济秩序乃至地缘政治秩序提供了机遇。在此背景下，需明确战略思维，抓住未来两三个月的关键机遇期，在主要欧亚经济体仍受美国关税影响且处于迷茫之时迅速行动。为了应对美国走向退缩的贸易保护主义时代，应争取到2030年实现“两个30”战略。第一个“30”指的是宣布，除美国之外，中国在未来五年内将对其他国家的关税降至零，将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自身民营企业投资准入限制降至零，同时将中国自身的产业补贴降至零。第二个“30”是宣布到2030年，中国内需消费目标将增加30%，即在现有规模基础上增加3万亿美元。鉴于美国未来关税机制可能长期存在，这将导致中国、亚洲、欧洲等过去主要依赖供给侧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面临外贸空间的挤压。中国过去二十多年以供给侧和工业制造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正面临巨大挑战。当前正处于战略抉择期，中国需决定是继续坚持供给侧立国、工业制造导向，还是转向内需消费，通过社会福利改革构建更加平衡的经济和贸易体系。一些欧洲的智库对中国存在担忧，他们担心在美国关税冲击导致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美国市场逐渐封闭的背景下，中国过剩的产能产品可能会大量涌入其他国家和地区，给欧洲、亚洲、南美等地区带来压力，使其难以生存。这种担忧具有一定合理性，甚至可以推断，如果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坚持以供给侧为主导的外向型制造立国经济模式，欧亚各国可能会效仿美国，纷纷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最终导致全球贸易回到二战前的割裂状态，这将极大地增加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拓展空间的难度。相比之下，推行“两个30”的重大战略是更为可行的路径。到2030年将内需消费增加30%的目标既具有可实现性，又带有理想色彩，是一项宏大的战略。可以借鉴二战后三十年欧美国家的经验，当时这些国家通过加强社会保障、提升劳动力教育水平、改善公共服务、强化创新等措施，加快了以内需为主、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型。在面对美国关税霸凌时，许多人认为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处于主导地位，其他国家作为供货方只能接受规则改变，否则就会吃亏。然而，这种观点过于陈旧。从历史上看，经济体的演变和战略抉择表明，甲乙双方的地位并非固定不变。随着中国收入水平的提升、发展理念的转变、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技术进步，如果决策层能够落实加强社会保障福利、劳动者教育、公共福利建设以及完善包括农民工、农民、灵活就业人群在内的社保福利改革，相信能够加快向内需主导型经济的转型，而不再仅仅将自己定位为供货方。到2030年实现消费内需比当前增加30%具有两层重要意义。其一，可行性。根据团队测算，若落实上述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支持内需转型，到2030年消费内需比当前增加30%，年均增长率5.4%是可实现的。其二，战略性。美国一年进口商品总值3万亿美元，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这部分市场逐渐对全球贸易伙伴封闭隔绝，全球担心出现近3万亿美元的需求缺口。中国当前消费内需为10万亿美元，占GDP的一半，若未来五年增加30%，即增加3万亿美元，可填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造成的全球需求潜在空白，为欧亚各国企业提供市场机遇。此外，“两个30”重大战略还包括在未来五年内对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加快开放，将关税、市场准入限制及产业本地补贴均降至零，为全球市场提供广阔空间，以中国内需增长弥补美国消费市场收缩带来的缺口。在关税问题上，在具备反制勇气的同时，更需具备破局的智慧。正如古语所言：“霸者以利服人，人服威而不怀德；王者以德服人，人怀德而无敌。”若中国能在未来几个月的关键机遇期内宣布这一战略，相信能够打破当前僵局，并为中国在未来经济格局中赢得更有利的地位创造极佳条件。

金融界04-11 11:10

克鲁格曼：美国人能从加拿大学到的三件事

能归咎于某个国家政府的特定政策。如果“拜登经济学”是美国通胀的根源，那为什么欧洲的累计涨价几乎与美国一样？但这个观点在美国几乎没有市场，因为我们总是很难意识到其他国家的存在。但加拿大人显然知道我们存在，你也许会以为，加拿大人会因为意识到本国通胀走势与美国几乎一致，而减少对通胀的愤怒。但事实并非如此：加拿大选民仍然准备惩罚执政党，仅仅因为他们在困难时期掌权。赛跑的胜者不一定是最快的，战斗的胜者也不一定是最强的，选举胜利也不一定属于政策最好的政党——每个人都受制于时间与运气的变数。 3. 生活不仅仅是GDP 加拿大的通胀经历看起来与美国非常相似，但在其他方面，加拿大显然表现不佳。特别是，加拿大的生产率增长疲弱，这使得整体比美国贫困得多。《经济学人》在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中宣称，以人均GDP衡量，加拿大现在甚至比阿拉巴马州还要穷。我的数据不完全这样显示，但也差不多。然而，加拿大看起来不像阿拉巴马州，感觉也不像阿拉巴马州，从除了GDP以外的任何指标来看，加拿大都和阿拉巴马州完全不同。以下是人均GDP、一个广泛使用的生活满意度指标（通常用来说明北欧国家多么幸福），以及出生时预期寿命的数据：所以没错，加拿大的人均GDP确实和美国非常贫困的州相当（芬兰也是如此，但芬兰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而加拿大人平均来说似乎比美国人对生活更满意，尽管没有达到北欧国家的水平。我们没有阿拉巴马州的可比数据，但各种调查一贯显示，阿拉巴马州是美国“最不幸福”的州之一。这种差距的部分解释无疑在于，美国的国民收入大部分流向了少数富人，而加拿大的贫富差距要小得多。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但我相信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活着”——而加拿大人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平均寿命比阿拉巴马州居民长十多年。这里要强调的一般观点是，GDP虽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衡量标准，通常也与生活质量相关，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而更具体的观点是，加拿大——拥有全民医保等制度——有很多理由不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这些理由不仅仅是出于国家自豪感。加拿大现在并不无趣，其实从来都不无趣。正如我说的，美国人应该试着向北看一看：我们或许能学到一些东西。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3-28 00:01

美国经济增长指标有哪些？ PMI指数零售数据为何是先行指标?

以多项救助计划和无限量化宽松政策践行「拜登经济学」，使得美国随后处于高通胀、高利率的环境。这种经济环境也蔓延至欧洲、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和地区，并驱动他们调整宏观政策以适应。而步入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其宣扬的关税等措施早已令全球股市、汇市闻风而动。除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外，「非农日」、「恐怖数据」、制造业PMI等词汇也常常出现在媒体头条，并左右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向。接下来，本文将重点介绍经济总体增长方面应该关注的一些指标，为投资人在数据公布前后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美国经济增长指标一览衡量美国经济增长的数据数不胜数，以更广泛的角度看，GDP、GNP等总体指标、非农就业和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等就业指标、CPI、PPI、PCE等通胀指标都能展示美国经济现状的冷热情况。更准确来讲，衡量整体增长的GDP、衡量美国消费情况的零售销售数据、衡量产业前景的PMI、衡量房地产行业的营建许可等数据更加直观。名称描述发布日期国内生产总值（GDP）总体指标，衡量一国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最终劳动或商品总价值每季度结束后的第一个月底公布上季初值、随后公布修正值、二次修正值零售销售数据又称恐怖数据，衡量企业和个人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美国消费占GDP的7成每月中旬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衡量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经济活动的指数，包括新订单、产出、就业、供应商交付时间和库存等数据 ISM于每个月第一个工作日发布；标普全球PMI指数发布时间相近非农就业人数（NFP）衡量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就业状况；非农就业人口占据美国就业9成以上每月第一个周五耐用品订单制造业景气的领先指标，衡量未来一个月制造商生产情形的好坏月中公布上月数据，次月初公布修正值营建许可&新屋开工房地产业领先指标，每月新住宅建设报告包含三部分：新屋开工许可、营建许可、房屋完工每月第三个周二【来源：TradingKey整理】国内生产总值GDP 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是衡量一国一个季度或一年的经济活动的全面指标。美国GDP的统计是基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国民收入和产出帐户体系而形成的。鉴于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美国经济分析局会对GDP进行三次估计：每个季度结束后的第一个月月底公布上一季度GDP初次估计（初值），初值后的一个月后公布第二估计值，之后一个月再公布最终估计值。每年7月到8月，BEA对前5年的GDP进行年度修订。【美国GDP年化季环比，来源：Trading Economics】历史上看，市场往往对GDP初值的反应最强烈，这是时效性最强、但准确性最弱的GDP数据。衡量GDP有支出法、收入法和生产法，美国采用支出法，其GDP构成包括消费支出、政府支出、企业投资和净出口。美国经济以消费和投资主导，分别占比约70和19%。消费支出：消费信心上升，消费支出增加，经济增长有活力。政府支出：政府在基建等领域扩大支出，能推动相关产业发展。企业投资：企业增加投资，扩大未来产能。净出口：贸易顺差扩大，出口企业受惠。美国GDP的变化会从多方面影响市场表现，以正增长为例：经济健康与企业盈利经济健康的晴雨表，经济扩张，企业营收利润增长；企业投资增加，产能扩张消费活动消费者信心增加，零售、消费品行业增长货币政策和利率经济通胀齐升，但警惕联准会升息以抑制通胀，股市承压政策与市场信心财政扩张推动股市，财政紧缩抑制活力，市场信心波动行业分化经济扩张时，科技、金融、能源等周期性行业表现出较大弹性，公用事业、必需消费等防御性板块略逊有人因高物价加大生活负担而指责「拜登经济学」是失败的，但不可否认，拜登政府四年期间美国经济保持稳健增长，失业率保持五十年来低位，这也是标普500指数持续创新高的一大动力。【美国GDP与标普500指数走势，来源：Stlouisfed】 IMF展望，2025年和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3.3%，其中美国GDP增速分别为2.7%和2.1%，较2024年的2.8%放缓。 OECD预计，2025年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速常态」，美国2025年和2026年经济增速为2.4%和2.1%。采购经理人指数PMI PMI（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是衡量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的重要先行指标。 PMI指数是环比数据，衡量经济活动相对于上月是扩张或收缩。 PMI之所以被认为是宏观经济的先行指标，原因有二：该指数统计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和员工数，反映企业生产经营各个前置环节和发展趋势；PMI具有及时性，公布较早，在下个月的首个工作日即可了解当月经济形势。 ISM和被标普全球收购的Markit是两个主要的PMI发布方，分别发布ISM PMI指数和S&P PMI指数。两者发布时间相近，在样本选择和调查对象上有一定差别，因此两者总体走势温和，但有时会出现背离：ISM对400多家企业采购主管进行调查，较主观；Markit对美国800多家企业进行实际业务状况调查。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每月对采购经理进行调查，收集新订单、生产、就业、供应商交付时间和库存的数据，权重一致。而Markit对每个分项给予不同权重：新订单指数：30% 生产指数：25% 从业人员指数（或雇员）：20%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或配送）：15% 主要原材料库存指数（或库存）：10% PMI指数在0至100取值，50%为「分界线」。当PMI指数等于50，表明经济平稳；当PMI指数大于50，经济扩张；当PMI指数小于50，经济收缩。 PMI指数对经济预警和金融市场有重要影响：经济预警：比如，新订单指数增加，企业增加支出、扩大产能的意愿增强，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可以提前做准备。金融市场：若PMI指数好于预期，表明企业业务运行良好，获利前景乐观，这会提振市场信心，股市上涨等。考虑到美国服务业主导地位的增强，美国制造业PMI指数的表现未必与经济整体增长和股市涨跌呈现必然联系。 2022年以来，受到联准会升息、供应链紊乱、制造业外流、需求萎缩等影响，制造业PMI指数长期低于50的荣枯线，但经济和股市仍持续增长。【美国ISM制造业指数，来源：Trading Economics】零售销售如果说GDP是综合指数、PMI是供应指数，那么零售销售（Retail Sale）数据就是最关键的消费指标。美国是消费主导型经济，GDP的七成是消费支出，零售销售占据消费支出的四成。可以说，零售强劲，经济就不会差。零售销售是美国商务部每月整理的零售商品和服务销售额，每月中旬公布上月数值。之所以被称为「恐怖数据」，是因为它往往给股市和经济预期带来波动：经济晴雨表的敏感性：在GDP和消费支出占比重。数据及时，数据共振：强势零售往往推动工资-物价螺旋，影响消费者信心、贸易等数据。行情巨震：股债汇波动较大。历史事件：零售销售在08年连续12个月萎缩，道指单月跌20%；2020年疫情初期，3月零售销售锐减8.7%，全球市场出现熔断潮。本身不确定性：汽油等商品价格波动有时扭曲数据走势。市场和媒体标签化：恐怖数据名称的自我实现。零售销售数据会受到季节性影响，每年第四季往往是购物旺季，因有耶诞、感恩节等假日。零售销售统计13个产业的数据，分别为汽车零件（占比约20%）、非商店零售（＞10%）、日用百货（＞10%）、食品饮料（＞10%）、加油站（10%）、建筑园艺、医疗保健、服饰配件、杂货店、家具、电子设备、休闲运动。零售销售数据可以从多个维度分析：总体趋势：绝对值反应零售规模；环比、同比增速反应经济基本面变化。核心数据：剔除波动较大的汽车、汽油和建筑材料的核心零售销售更能反映日常消费需求。预期差异：实际值与机构或媒体统计的预期值相比较。消费结构：必需品（食品、药品）销售相对稳定，若增长放缓，可能意味着低收入群体受到通胀影响；非必需品（电子、服装）销售波动较大，若增强强劲，意味着消费者信心增长。【美国零售销售数据月率，来源：Trading Economics】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第一份零售销售报告引发了市场担忧。 2025年1月零售销售月率为-0.9%，创2023年3月以来最大单月降幅，远不及预期的-0.2%。市场担心特朗普关税政策正在打击美国消费前景，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卷土重来。叠加随后公布的PMI服务业指数等多项疲软数据，标普500指数从纪录高位回落，在随后的7个交易日内下跌了2.6%。原文链接

TradingKey03-03 13:29

深度：拜登经济学并没有成功，而是一场“后新自由主义”的悲剧

。他在外交事务发表的深度分析文章指出，拜登经济学没有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急于解决问题的时候，忽略了很多基本的经济原理。 The White House, CC BY 3.0 US , via Wikimedia Commons 虽然对于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胜利有许多解释，但选民对美国经济的看法可能是决定性因素。选前的民调显示，超过60%的摇摆州选民认为经济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甚至有更高比例的选民对生活成本表示担忧。在出口民调中，75%的选民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负担”。考虑到当时的经济指标，这些观点可能令人意外。毕竟，失业率很低，通胀已经下降，GDP增长强劲，工资增长速度超过物价上涨。然而，这些数据未能反映出过去一段时间内价格剧烈上涨给许多美国人带来的持续影响，这使得他们更难支付食品杂货、偿还信用卡债务以及购买住房。他们将责任归咎于拜登政府，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2021年，拜登上任时提出了“重建更好”的经济愿景。当时，美国尚未完全从因新冠疫情而实施的近一年限制措施中恢复，服务业仍受到抑制。拜登试图重塑美国的疫情后经济，采取更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措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主要由一种技术官僚式的方法主导，这种方法被批评者称为“新自由主义”，其特点包括尊重市场、支持贸易自由化、扩大社会福利保护，同时对产业政策持谨慎态度。而拜登政府则表现出更大的雄心，增加政府支出，积极干预特定行业，并减少对市场机制的依赖，以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等问题。因此，拜登政府在经济领域加强了政府参与，包括公共投资、反垄断执法和劳动者保护，同时重振大规模产业政策，并推动大规模直接经济刺激，即便这意味着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政府最终将这种政策方向称为“拜登经济学”。拜登的顾问和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宣称，“重建更好”议程将开启“后新自由主义”时代，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国内经济的巨额投资，将使美国更具包容性增长的能力，并加速向清洁能源的过渡。他们认为，这一政策方向意味着民主党经济政策的转型，与克林顿和奥巴马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划清界限。拜登团队隐含地批评前两任民主党总统过于强调自由贸易，对财政赤字支出过于谨慎，并过于依赖福利体系来弥补市场的缺陷。相反，为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美国需要一项变革性议程，以振兴国内制造业并推动绿色能源转型。然而，拜登政府“后新自由主义”转向所承诺的经济变革，并未达到其宏伟目标。尽管某些宏观经济成果令人印象深刻，比如美国经济复苏速度快于以往经济衰退后的复苏速度，其疫情后的经济表现也优于许多同类国家，但经济复苏并不均衡，且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干扰，而通胀的部分原因正是政府自身的政策造成的。到2024年，通胀率、失业率、利率和政府债务水平均高于2019年。从2019年到2023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家庭收入下降，贫困率上升。在通胀问题毁掉拜登连任希望之前，已经破坏了政府的经济目标。尽管拜登政府努力提高儿童税收抵免和最低工资，但按通胀调整后计算，这两项指标在拜登离任时反而低于他上任时。尽管拜登政府强调改善美国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但他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唯一一位未能永久性扩大社会保障网的民主党总统。此外，尽管拜登签署了一项基础设施法案，承诺投入超过5000亿美元用于重建桥梁、宽带等基础设施，但由于建筑成本飙升，美国在法案通过后建设的基础设施反而少于之前。当然，拜登政府仍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尤其是在国会席位微弱的情况下。他推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立法已经在减少碳排放，即使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敌意，这一趋势可能仍会持续。此外，美国国内半导体生产正逐步恢复。然而，政府所期望的制造业复兴并未如期而至。长期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一直在下降，并未因拜登政策而回升，国内工业生产整体仍然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拜登推行的财政扩张导致成本上升、美元走强和利率提高，从而对未能获得政府补贴的制造业部门造成不利影响。拜登政府未能认真考虑预算约束，也未能应对“挤出效应”，即公共部门支出激增导致私人部门投资减少。这些政策失误反映出拜登政府不愿意面对经济政策的权衡，最终让特朗普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成功回归白宫。对于民主党来说，若认为失败仅仅是全球范围内对执政者的普遍反弹造成的，或者更糟糕地认为美国选民未能充分“感激”拜登所做的一切，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真正实现“重建更好”，需要在保持经济转型雄心的同时，不忽视传统经济原则，如预算约束、权衡取舍和成本效益分析。换句话说，不能陷入“后新自由主义”的幻想。大手笔支出拜登在新冠疫情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进入白宫。2020年12月，高效预防重症和死亡的疫苗已经推出，并且推广速度远超预期。然而，在2021年前几个月，疫苗接种等待时间仍然较长，病毒仍在肆虐。全国范围内病例和死亡人数激增，2021年1月成为整个疫情期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月。然而，尽管如此，经济状况仍相对稳定。失业率约为6%，并呈下降趋势，远低于疫情早期15%的峰值，也比经济学家此前预期的两位数失业率要好得多。尽管社交距离措施限制了线下经济活动，GDP增长仍保持强劲。由于疫情期间消费受限，经济中积累了大量被抑制的需求。2020年，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后阶段，国会批准了3.4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同年12月，又拨款9000亿美元，向大多数美国成年人发放600美元的刺激支票。尽管疫情对公共卫生造成严重影响，许多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却前所未有地良好：整体债务偿还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违约率和拖欠率保持低位，各收入阶层的支票账户余额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经济学家们希望，随着疫苗接种的推进，经济复苏将随之而来。事实上，当拜登上任时，美国人由于2020年政府的巨额财政支持和消费受限，共积累了约1.5万亿美元的“超额储蓄”。这一资金可能会随着经济重新开放而被释放，或许无需再推出另一项大规模刺激法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20年底总结了这一观点：“一旦我们实现大规模疫苗接种，经济将迅速反弹。总体而言，美国人一直在疯狂储蓄，他们将在疫情后拥有比疫情前更强的财务状况。” 然而，拜登政府并未接受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乐观预测，而是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在上任前就提出了一项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截至2020年第四季度，美国GDP比疫情前的预测值低3%，要填补这个经济缺口，额外的6500亿美元刺激（大约是这个计划的三分之一）就已足够。资金确实需要用于疫苗接种、检测等防疫工作，但大部分支出却并非必需。该法案中规模最大的部分——约9000亿美元——用于直接支付给家庭和其他财政转移项目。但截至2020年12月，人均实际薪酬仅比疫情前趋势低约2%，并且这一缺口正在快速缩小（到2021年4月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填补这一缺口的成本远远低于国会通过的数千亿美元刺激资金。此外，尽管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到2020年底已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却仍然获得了大约50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支持。这一大规模支出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2021年1月新冠疫情激增的不确定性是部分原因。此外，法案也可被视为对奥巴马政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刺激计划力度不足的过度修正。奥巴马政府当时的刺激政策力度不够，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而拜登政府则吸取了这个教训。然而，2021年，拜登政府官员未能及时根据不断改善的经济数据调整政策，导致刺激规模过大。经济理念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决策者决定让经济“过热”，即支持高需求来推动经济，即便这意味着通货膨胀风险上升。拜登政府认为，这种需求的增加将有利于更广泛的劳动群体，提升工人的议价能力，并提高其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政府无视了那些对这一策略持怀疑态度的声音，例如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他警告称这种政策将导致高通胀。在大规模刺激法案通过后，美国经济确实继续快速增长。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漫长复苏相比，这次复苏要快得多——这一差异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通常会对经济产出产生长期负面影响，而疫情则仅导致了经济的暂时停滞，持久性影响较小。然而，经济复苏实际上始于2020年中期，2021年第一季度实际GDP增长高达5.6%，此时《美国救援计划》的大部分资金尚未进入经济循环。事实上，无论是否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大多数国家在疫情初期的冲击后都经历了快速复苏。虽然拜登的支持者认为经济增长证明了刺激政策的成功（以及拜登政府经济理念的有效性），但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疫情前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包括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和有利的人口变化。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相比，美国的疫情后经济复苏大致处于平均水平，实际GDP增长率与疫情前的预测相比并未显著超越其他国家。通胀压力最终，拜登政府试图改造美国经济的计划被一场严峻的通货膨胀打乱。从2021年开始，美国经历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最持久的通胀。通胀率从约2%飙升至9%的峰值，整体物价水平——即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在四年内上涨了约20%。拜登的支持者认为，通胀的原因是外部因素，而非政府政策造成的。他们指出，美国的通胀上升与全球经济同步，证明“拜登经济学”并不是主要原因。这种说法部分正确。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加之疫情引发的供应链问题，使得全球通胀压力上升。实际上，2022年的供应链冲击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更加严重。例如，美国天然气价格峰值为每百万英热单位（BTU）10美元，而欧洲则飙升至100美元，因为欧洲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更大，而全球天然气贸易能力有限。然而，仅仅因为通胀是全球性现象，并不能免除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责任，就像大萧条或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影响，并不能让当时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免于批评一样。乌克兰战争和供应链问题不足以解释美国的通胀情况。例如，美国的核心通胀率（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在2022年年中达到了近7%的峰值。这不仅仅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传导至机票等其他商品的结果。能源价格的上涨并不一定会导致核心通胀大幅上升，比如在2005年能源价格飙升时，核心通胀仍然低于2%。更重要的是，价格上涨的持续性超出了预期。到2022年底，石油价格已回落至俄乌战争前的水平，但整体价格上涨并未逆转，通胀仍然处于高位。供应链问题也被误解为导致通胀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美国的耐用品消费在2021年比疫情前水平增长了近30%，而其他未提供大规模刺激支票的国家并未出现类似增长。全球供应链基本上能够适应美国需求的激增，部分原因是美国大量增加了进口。 2021年，美国港口的货物吞吐量比疫情前增加了19%，这是导致美国港口船只排队的主要原因，而非供应链放缓。实际上，这并非供应链紊乱，而是由于拜登政府额外提供了一轮刺激支票，导致需求大幅激增。政府对经济的支持导致名义GDP大幅增长，因为当家庭手中有更多资金时，支出必然会上升。然而，由于经济的生产能力存在限制，实际GDP的增长空间有限，超额支出最终转化为更高的价格。消费者偏好和供应链决定了哪些商品的价格上涨更快，但并不是导致整体通胀的主因。如果没有政府的大规模现金注入，以及美联储在应对通胀方面的迟缓（直到2022年3月才开始加息），物价上涨可能会导致服务业支出减少，并抑制价格增长，而不会造成整体通胀飙升。那些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现象”的经济学家和评论人士正确地预测到了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停止，但错误地认为这意味着通胀将消失。相反，通胀从商品领域转移到了服务业，而这一趋势至今仍未完全缓解。拜登政府并不是唯一低估通胀风险的一方。一些共和党经济学家也曾认为财政刺激不会引发通胀，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也曾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的。然而，那些在2009—2010年建议应推出更大财政刺激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模型，如今却建议疫情后应采取更小规模的刺激政策。但拜登政府为了避免重蹈2008年的覆辙，同时迷恋于“经济过热”理论，最终为美国经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过热与工薪阶层拜登希望通过经济过热的方式使低收入工人受益，提高就业率和工资增长。除了长期支持劳动者友好政策的左翼团体之外，美联储官员甚至一些右翼经济学家也支持这一理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的工资增长证明了策略的有效性。然而，现实并未如愿。经济过热恰逢又一轮财政赤字扩大——这主要是由于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气候立法以及拜登的行政措施（例如学生贷款减免）带来的提前支出。这些因素迫使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尽管到2024年年中，通胀大致得到控制，但影响仍然持续。截至2024年12月，失业率约为4%，高于疫情前的3.5%，而通胀仍略高于目标水平。更重要的是，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几乎未能超过疫情前水平，而且2020年是唯一实际工资有所增长的时期。整体而言，自拜登上任以来，实际工资呈下降趋势。从2020年到2024年，所有收入阶层的实际工资增长速度都比2014年至2019年更慢。自2014年失业率降至6%时，低收入工人的实际工资开始快速增长，但当失业率在2022年降至4%以下时，这种增长显著放缓。因此，很难证明拜登的政策对实际工资增长有实质性的贡献。虽然经济过热确实让就业市场紧张，使工人更有议价能力去争取更高的名义工资，但企业同样利用这种环境提高价格，抵消了普通美国人的大部分收益。此外，拜登政府过于专注于需求侧刺激，却忽视了供应侧的阻碍，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审批流程的繁琐限制。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比实际工资增长遭受的损害更大。到2024年初，两党基础设施法案（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分配给各州的资金中超过一半用于公路和桥梁项目，导致公路支出在2019年中至2024年中增长了36%。但与此同时，建筑成本，包括沥青、水泥和劳动力价格，涨幅更高，使得实际基础设施支出在同一时期反而下降了17%。事实上，在拜登政府执政的每一年，联邦对公路的投资都低于2003年至2020年期间的任何一年。拜登承诺的“基建大潮”实际上成了“基建衰退”。基础设施法案未能解决美国长期以来的基础设施高成本问题，例如过度的环境评估、繁琐的审批流程以及要求支付“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s）的法律。在某些方面，法案甚至加剧了这一危机，因为引入了新的监管要求。注：“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s）指的是美国政府在某些联邦资助的项目（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求承包商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标准。这一标准通常基于当地行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由美国劳工部根据《戴维斯-培根法案》（Davis-Bacon Act）等法律确定。这一政策的目的是防止政府项目中的工资水平过低，确保工人获得公平报酬，并维护当地工资标准。然而，批评者认为，这种规定可能会推高项目成本，使基础设施建设更昂贵，并减少项目数量。原本计划与气候法案同步推进的审批改革，因共和党的阻挠以及民主党对环保人士反对的担忧而未能立法。政府在没有任何提高建筑行业产能的措施下，一次性投放巨额资金，导致建筑材料的价格上涨幅度远超整体通胀率，使基建成本进一步飙升。工业政策的失败 2021年1月，拜登宣称，他的政府目标之一是“重建美国的支柱：制造业、工会和中产阶级”。这一策略借鉴了对传统经济学批评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自由贸易，而未能保护工人利益，最终削弱了曾经繁荣的制造业社区，并助长了对去工业化的不满，这种不满成为特朗普崛起的关键因素。拜登试图复兴制造业，特别是在他认为对国家安全和气候进步至关重要的行业。他在特朗普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或扩展，继续推行贸易限制以促进国内生产。他加强了政府采购的“美国制造”（Buy America）规则，向国内清洁能源供应商提供补贴，并扩大了美国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此外，他还强化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最终阻止了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政府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直接补贴，以促进制造业投资。然而，至今这些举措收效甚微。2024年，美国工会组织率首次跌破10%。制造业就业占比仍然以与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相同的速度下降。制造业产出自2014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虽然拜登的政策可能需要时间才能见效，但目前唯一的积极信号是工厂建设支出在过去五年内增长了一倍多。然而，其他重要指标（如工业设备投资）并未上升，暗示制造业可能仍将停滞不前。制造业复兴受到了“挤出效应”（crowding out）的阻碍。例如，政府通过补贴促进半导体制造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生产，但这些政策，加上其他财政扩张政策，推高了原材料和设备的价格，提高了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企业融资利率，并推高了美元价值——所有这些都使未获得政府补贴的制造业更难生存。工业政策确实有其优点，但远未实现拜登政府所说的“制造业复兴”和创造数百万高薪工作的承诺。《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在推动先进芯片生产回流美国方面似乎取得了一定成功。考虑到国内半导体生产的国家安全利益无法通过市场定价，“挤出”其他行业以支持芯片制造可能是值得的。然而，这项政策并未带来更便宜或更优质的芯片，也没有创造净新增就业机会。工业政策并未复兴制造业或创造中产阶级工作，反而可能加速了一些行业的扩张，而其他行业则遭受更大冲击，这种结果，恰恰与“后新自由主义”批评者指责自由贸易带来的经济赢家和输家模式如出一辙。此外，拜登政府还维持并扩大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实际上是在牺牲中产阶级利益来推动外交政策。这些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成本。某些情况下，为了国家安全目标付出一定经济代价是合理的，例如对俄罗斯的制裁要求美国人为外交政策目标承担一定的成本。但拜登政府似乎误以为这些政策能实现“双赢”，却未向公众清晰解释，例如，进一步限制对华贸易虽然带来了国家安全利益，但美国民众也因此付出了经济代价。绿色政策的局限性拜登将气候政策置于议程的核心，并采取了以工业政策、监管和补贴为基础的方案。支持者认为，与许多经济学家主张的碳定价政策相比，这种做法更具政治可行性。拜登政府及其支持者进一步主张，仅靠碳税无法在所需规模上降低碳排放，而他们的一揽子政策不仅可以应对气候危机，还能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创造高薪工作岗位。 2022年8月，《通胀削减法案》（IRA）最终通过，其中包含了对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绿色技术国内生产的大量补贴。政府估计，到2050年，美国的碳排放量将比该法案通过前的预测低约17%。鉴于政治现实，拜登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几乎已做到极限。支持者认为，这种工业政策方法比碳税更符合进步主义原则，但实际上将大额补贴提供给了企业，而碳税本可以通过返还机制向普通家庭提供经济补偿。整体就业增长有限，并且比《芯片法案》更严重的是，政策更可能惠及某些行业，而损害其他行业。例如，从燃油汽车转向电动汽车，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经历一场类似于20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时制造业遭受冲击的“绿色冲击”（green shock）。拜登的绿色政策确实推动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可能加剧了某些行业的衰退。这种行业结构调整是否能真正实现“绿色繁荣”，仍有待观察。《通胀削减法案》（IRA）在降低碳排放方面的效果，并不会比“后新自由主义者”批评的碳税更有效。不同研究的估算有所差异，但一项由两名前拜登政府官员共同撰写的高水平研究得出结论：每吨12美元的碳税能带来的减排效果，与整个IRA的影响大致相当。 IRA依赖于对企业的补贴，这可能使其在政治上更具韧性。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呼吁废除法案，但石油行业的游说团体和美国商会却在向新政府施压，要求保留其中的关键条款。然而，这种依赖补贴的方式，也使得法案难以扩大规模——无法简单地将补贴扩大20倍来弥补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而拜登政府最近的估算显示，这一成本高达每吨200美元。相比之下，欧盟在2005年启动碳定价体系时，每吨碳的价格约为10美元，如今已超过80美元，显示出欧盟能够通过调整政策来有效控制排放。但拜登的政策是否能随着限制排放的需求增加而进一步扩展，仍存疑问。一些拜登政策的支持者声称，抛弃传统经济学方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途径，但这一观点可能会阻碍美国的经济转型。政策制定者应该运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新自由主义”工具。社会政策的缺失气候政策并不是拜登政府唯一采取非传统经济策略的领域。“后新自由主义”对产业政策、严格的反垄断执法和劳动力市场监管（即所谓的“预分配”政策）的推崇，使进步派忽视了一个事实：拜登几乎没有通过建立更强大的社会保障网，来实现收入的永久性再分配。 “重建更好”议程包括《美国就业计划》，用于基建和能源投资，以及《美国家庭计划》，旨在为新父母提供带薪休假并支持儿童福利。前者通过立法，但后者未能获得国会批准。拜登的一些支持者，如其首席反垄断官员吴修铭（Tim Wu），认为已通过的政策将彻底改变经济，使传统的民主党社会政策变得不再必要。然而，自罗斯福以来，每位民主党总统都在社会保障体系上留下了持久的影响，例如建立和扩大社保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提供食品补贴和住房援助。拜登的社会政策成就却十分有限。他仅将《平价医疗法案》（ACA）下的保险税收抵免延长至2025年，而他的两个核心目标——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和提高最低工资——则因通胀而受挫。 2021年，儿童税收抵免曾短暂提高，导致当年儿童贫困率大幅下降。但共和党阻止了扩展，计划一年后恢复至每名儿童2000美元的标准，并且未与通胀挂钩。结果，在过去四年内，这一福利的实际价值缩水了20%，成为美国历史上对家庭支持或社会保障体系最大的一次实际削减，甚至超过了一些历届反对社会福利的总统的政策。与此同时，民主党试图提高最低工资，但未能在参议院获得足够票数来突破阻挠。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同样下降了20%，如今几乎形同虚设，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中，大多数雇主的工资水平早已高于每小时7.25美元的最低标准。回归基本经济原则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对拜登政府经济政策的严厉批评。“重建更好”议程的支持者过度相信“经济过热”对工人的变革性影响，而忽视了选民的真实担忧。拜登的支持者和政策制定者，尤其是那些否认通胀影响的人，坚持认为选民对经济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或把哈里斯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失败，仅仅归因于全球对执政党的普遍反对。确实，仅全球因素导致的通胀，可能就足以使任何执政党面临连任挑战。但政府不必要的支出加剧了通胀，低估了通胀带来的痛苦，并吹嘘基建和制造业“繁荣”——这些因素无疑让民主党更加不利。拜登执政期间占主导地位的新经济哲学推崇需求侧，而忽视了供给侧，低估了预算约束问题，并认为“预分配”政策可以改变宏观经济轨迹。这一经济理念承诺可以同时改造行业、在政府采购和招聘实践中优先考虑边缘化群体，并实现更广泛的社会目标。然而，最终，“后新自由主义”及其支持者没有认真考虑政策的权衡问题，他们错误地认为，过去的政策制定者只是因为过于忠于经济正统理论，才未能为普通人带来真正的进步。美国现在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回归传统经济学，而是对经济政策思维的全面重塑。“后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美国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多年来未能为适龄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国家安全问题如今主导了所有与贸易和技术相关的讨论。而绿色能源转型的确需要果断行动。但如果新政策无视预算约束、成本效益分析和必要的政策权衡，即便是解决这些老问题的新思路，也不可能带来成功的政策。质疑经济正统理论是可以的，但政策制定者在追求不切实际的“异端”经济方案时，绝不能再忽视基本经济原则。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5 00:00

彭博观点：特朗普猛批拜登的经济政策，但是他也在犯同样的错误

学教授的杰森·弗尔曼，最近发表了一篇对拜登经济学的深入批评。他指出了许多政策失误，也提到了少数成功之处。但他的核心观点是经济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所有选择都伴随着权衡。拜登政府认为可以投入数万亿美元而不会导致经济过热，结果却带来了通货膨胀。他们试图通过巨额补贴振兴半导体产业，但同时要求补贴接受者提供托儿服务、遵守严格的监管规定，并仅雇佣工会劳工。他们相信美国能够建立一个绿色经济来拯救地球，而不会让任何人付出更多或减少消费。最终，经济在疫情后复苏了，但实际工资几乎没有提高，通胀风险回归，美国的债务更加沉重。特朗普政府正在重蹈一些相同的错误。他们声称关税不会增加消费者或国内生产者的成本，至少从长期来看不会。他们还认为，只要减少监管并提高政府效率，就能带来足够的经济增长来弥补减税带来的财政缺口，并缓解债务问题。这些说法几乎不可能成立。确实，政府应该削减浪费和过度监管，某些减税政策确实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增加也不足以弥补税收损失，更不用说填补未来十年即将到期的庞大未偿债务。当然，政治人物承诺“免费的午餐”并不是新鲜事。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几乎所有的金融骗局或经济泡沫都源于一种神话：更高的回报可以伴随更低的风险。然而，最近这种“免费午餐”的信念变得越来越普遍。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两种流行的观念助长了这一幻想，而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第一种是，相比于刺激不足，提供过度经济刺激更好。第二种是，对通胀和高利率的担忧已经成为过去。 2009年签署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耗资超过8000亿美元，但一些经济学家当时（甚至现在仍然）认为规模应该更大，认为经济复苏因刺激不足而变得不必要地缓慢。同时，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后多年保持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扩大资产负债表。按照传统经济理论，这种额外债务和扩张性货币政策本应导致更高的通胀和利率，但这些情况当时并没有发生。政策制定者从这一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无论花费多少、无论采取多么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不会导致利率上升或通货膨胀。因此，他们认为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经济刺激，采取任何方式都没有成本。只要利率接近零，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毕竟，在近乎零利率的环境下，债务几乎没有成本，而且只要能带来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似乎是值得的。然而，没有哪种金融环境会永远持续，包括近零利率。而债务，往往是长期存在的。低利率助长了这种幻想，但问题远不止于此。过去十年，来自左右两派的声音都在反对“新自由主义”，这一经济理念认为，更多的市场化政策和更自由的贸易能带来更好的经济增长。反对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拒绝接受政策存在权衡的现实。新自由主义从不承诺经济会持续增长或完全避免失业，但总体而言，比其他选择能带来更多的赢家和更高的经济增长。而另一种观点——即减少国际贸易、尽可能刺激需求，并由政府主导经济活动，则变得更具吸引力。人们被告知，这种方式会带来更多确定性、更高增长、更大财富，甚至更公平的财富分配。拜登经济政策的失败清楚地表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无论是经济还是金融市场，增长从来都伴随着风险，而最终都需要付出代价。每一种政策选择都会带来赢家和输家、成本和收益。换句话说，所有政策都涉及权衡。如果有人告诉你不是这样，他们就是在试图向你兜售什么。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1 00:00

通胀帮助特朗普入主白宫，现在成了他的麻烦

报报道说，通货膨胀帮助特朗普赢得白宫，拜登经济学在通胀面前溃不成军，但现在通胀也正成为特朗普的麻烦。通胀顽固难降，而与此同时，他和共和党人正推出他们的核心政策——提高关税和降低税收。整体来看，关税对通胀的推高作用可能不大，而减税的影响则更小（尤其是如果通过削减支出来抵消）。问题在于，特朗普接手的通胀率已经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而他的政策可能会使通胀保持在较高水平，这将增加降低利率的难度。这与他第一任期的情况形成对比。当时，通胀率通常在2%或以下。因此，尽管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提高了关税并削减了税收，但这些政策当时的效果反而帮助美联储实现了通胀目标。最新数据显示了这一挑战。剔除食品和能源等波动较大的项目后，1月份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3%，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同月，小时工资大幅上涨。密歇根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人们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上升。当然，也需要谨慎解读这些数据。1月份价格的上涨主要集中在汽车相关费用和机票价格上，这些可能会在2月份回落。美联储关注的另一项核心通胀指标在1月份可能在2.6%左右。工资的上涨可能受到了天气因素的干扰。此外，美联储的一项调查显示，通胀预期的上升幅度没有密歇根大学的调查那么大。 “通胀已经接近目标，但还没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在国会作证时表示。通胀问题主要发生在拜登执政期间，特朗普对此大肆批评。特朗普周三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拜登通胀上升！” 同一天，特朗普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在福克斯商业频道表示：“我们不会抱怨，我们会解决问题……通过供应侧政策、控制支出和放松监管。” 然而，即使通胀问题始于拜登执政时期，现在也成了特朗普的难题。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承诺降低食品和能源成本。然而，目前汽油价格比大选日时要高。由于禽流感，鸡蛋价格大幅上涨。特朗普承诺降低的房贷利率仍然居高不下。根据房贷机构房地美的数据，上周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为6.9%，高于大选前一周的6.7%。周三，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呼吁降低利率，称“这将与即将实施的关税相辅相成！” 然而，他的关税政策反而可能阻碍降息。 2月1日，特朗普宣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关税，对中国征收10%关税。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估计，这些关税可能会在初期使通胀上升0.3到0.6个百分点。市场立即反映了0.2个百分点的通胀预期变化，但仍不确定关税的影响会持续多久。事实上，特朗普暂停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税30天。本周，他又宣布对所有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征收25%关税，并表示正在制定更广泛的互惠关税政策，涵盖更多产品和国家。进口商和供应商已经开始调整，钢铁公司已提高价格。自特朗普宣布关税以来，与中西部钢材价格指数挂钩的期货合约上涨约6%。美国的铜价相较欧洲市场价格也有所上升。共和党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影响通胀和利率预期。周三，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了一项预算计划，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削减税收4.5万亿美元。这些估算主要涉及延续现有减税政策，因此对财政赤字、总需求或通胀的影响不大。然而，特朗普还要求额外的税收减免，例如对社保福利的税收减免，这不仅会增加财政成本，还会推高总需求。一些减税政策可能会集中在早期实施，从而进一步推高短期需求。众议院共和党人计划削减医疗补助（Medicaid）、食品券和学生贷款减免等支出，以部分抵消减税成本。理论上，这可以缓解价格上涨压力，并通过减少新债务发行来降低长期利率。然而，实际效果可能不如预期。周三，马斯克在X平台上发帖称，由于他主导的政府效率部门（DOGE），“所有美国人都将受益于房贷、小企业贷款、信用卡和其他贷款利率的下降。” 但马斯克显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项政策的实际影响可能有限，原因有几个。 DOGE目前针对的削减项目主要是政治上具有象征意义但财政占比极小的项目，如对外援助和公务员工资。同时，共和党是否能够争取足够选票支持大幅削减社会保障支出仍然存疑，因为他们还计划大幅增加国防和边境安全支出。特朗普团队希望，他们的放松监管和减税政策能够促进经济供应端增长，从而减少通胀压力，特别是在能源领域。马斯克则寄希望于提高联邦政府服务的效率。一些税收减免措施，比如加速折旧，可能会推动投资和生产力提升。但供应端的改善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效，短期内对通胀的影响有限。特朗普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小规模的措施，例如放宽卡车司机的工作时长规定，以加快因禽流感扑杀的家禽补充速度。他还向沙特阿拉伯施压，要求增加石油产量，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对话，希望结束乌克兰战争，以此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通胀问题影响了特朗普的政治支持。在《华尔街日报》1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中，68%的受访者认为关税会推高商品价格，但仍有48%表示支持关税政策，这一比例与反对者大致相当。然而，公众的耐心是有限的。通胀越久无法缓解，特朗普就越难继续把责任归咎于拜登。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16 00:00

金融时报：从图表看拜登经济学到底惠及了哪些人？

调国家作用的方向。拜登用自己的话描述“拜登经济学”时说，这意味着“从中间层和底层开始推动经济增长”。然而，许多美国选民，包括收入较低的人群，认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未能惠及他们。拜登的标志性政策，包括3690亿美元的《通胀削减法案》，未能通过政治分析人士所谓的“里根测试”。 1980年总统选举的最后一场辩论中，共和党候选人里根问公众：“你们现在的生活比四年前更好吗？” 密歇根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拜登执政下的美国，所有收入阶层的人都认为答案是明确的“否”。根据《金融时报》与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的联合民调，在大选前，美国人一直认为特朗普在经济管理方面比拜登更有能力。在拜登任期内飙升至数十年来最高水平的通胀，是选民最关注的问题。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将价格飙升归咎于全球因素，比如供应链的中断，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拜登2021年推出的1.9万亿美元《美国救助计划》——向家庭提供直接刺激支付，在抬高鸡蛋、面包和房租等日常必需品的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高得令人担忧，预计达到6.4%。联邦债务也在不断上升，独立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形容这个规模为“前所未有”。拜登上任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助长了疫情后的价格上涨。这让美联储不得不采取补救措施，通过一次性高达75个基点的大幅加息来遏制价格压力。虽然通胀现在更接近决策者设定的2%的目标，但利率的上调使借贷成本达到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抑制了经济情绪。与此同时，消费者价格比2021年1月上涨了超过20%。特朗普的前高级经济顾问斯蒂芬·摩尔表示：“导致民主党失败的是通胀。” 其他经济学家指出，拜登政府在帮助工薪家庭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暂时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和为医疗保险提供更多支持。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在拜登执政期间，低薪工人经历了所有收入群体中最快的实际工资增长。此外，工作的美国人数量也比拜登上任时更多。然而，分析人士认为，许多疫情期间的支持措施是暂时的，而且定位不够精准。儿童贫困率在最初下降了一半后又反弹，而永久扩大社会福利计划的计划未能实现。经济政策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乔什·比文斯表示：“政府未能克服对劳动法改革或提高联邦最低工资的立法反对。” 他还说，拜登认为自己的进步政策会变得受欢迎，以至于无法被废除，这一策略适得其反。他说：“进步派不能指望这些计划自行创造支持基础。” 尽管就业市场稳健和发放了刺激支票，许多最贫困的美国人仍觉得他们的生活比拜登入主白宫时更糟。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研究，低收入家庭将更多收入用于基本生活必需品，而这些商品的价格涨幅最大。摩尔表示：“拜登总统任期的讽刺之处在于，受害最深的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 疫情期间积累的储蓄如今大多已被耗尽，信用卡和汽车贷款中严重拖欠债务（即超过90天未还款）的比例，接近2008年金融危机后最高水平。尽管拜登政府专注于“中产阶级美国人”，但真正繁荣的却是美国企业，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热潮推动股价上涨的背景下。拜登在任期间，联邦贸易委员会在主席莉娜·汗的领导下对大型科技公司采取了积极的反垄断诉讼，但特朗普的新团队与马斯克等科技亿万富翁的联系，可能会让该行业获得更大的自由度。经济学家认为，随着时间推移，拜登的工业战略——不仅通过《通胀削减法案》（IRA），还通过《芯片法案》和对中国竞争对手的保护主义政策实施，将在美国经济中留下更深远的影响。潘塞恩宏观经济公司的主编伊恩·谢泼德森表示：“随着人们对通胀冲击的记忆逐渐淡去，天平将向拜登倾斜。他的投资计划带来的转变，会继续为整个经济提供广泛的好处。” 白宫估计，作为拜登政策的一部分，私营企业已承诺投资1万亿美元，其中约一半用于电子和芯片领域。全国范围内涌现出许多新工厂和电池厂。台积电最近在亚利桑那州开始为美国客户生产先进的4纳米芯片。美国科学家联合会首席执行官丹尼尔·科雷亚表示：“现在正在形成关于政府在再工业化中角色的两党共识。无论我们是否将其称为工业战略。” 然而，《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法案》都面临挫折。《金融时报》在8月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这些法案实施第一年内宣布的至少1亿美元的项目中，有40%已被搁置或推迟。劳动力短缺、许可问题和本地采购要求被认为是主要障碍。承诺的大规模制造业就业繁荣至今尚未实现。在拜登任期内的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公共部门、服务业以及医疗和社会护理领域。试图在国内重建全球工业供应链的努力，也受到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浪费资源且削弱了自由贸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最新研究估计，根据《芯片法案》创造的每个就业岗位的平均补贴，可能是美国半导体员工年平均薪资的两倍。这些政策预计也将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被缩减，但由于新投资集中在共和党州，这些措施可能会以某种形式得以保留。许多人认为，拜登留下的是一个强劲但高度负债的经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表示：“正如特朗普在2017年接手了一个强劲的经济，2025年也同样如此。但拜登的遗产是复杂的。他的成就伴随着一些副作用，比如推高通胀、赤字和保护主义壁垒。” 奥布斯特费尔德还说：“他的政策要么滞后时间较长，要么是暂时性的，或者根本未能触及选民……目前来看，赢家们有机会尝试书写历史。”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19 00:00

全球戒备，全球撤退

注定了无论他说什么都很难让市场安心。拜登经济学正式终结，预计下周全球市场将出现较大波动。但“下一轮重大方向选择”可能是在特朗普就职第二周开始，届时中国市场将进入春节假期。正应了那句话“每逢中国长假，海外市场必变盘”。

金融界01-18 11:47

长文分析：特朗普“二进宫”意味着新世界秩序已经到来，看起来很像重商主义

资基础设施和绿色技术以创造就业。这一拜登经济学的核心可能具有变革意义，但在2024年的竞选中几乎未被提及。美国并非唯一一个从全球化后退、让国家发挥更大作用的国家。习近平重新确立了中国国家对私营部门的控制，而欧洲各国则尝试紧缩政策，催生了民粹主义的反弹。印度、土耳其和巴西的民粹主义和干预主义政府纷纷上台，而现在特朗普带着继续和强化经济民族主义的授权重返舞台。如果忽略奥巴马时期的犹豫、茶党的假动作，以及央行通过印钞放缓了一切的事实，会发现正在发生的是从弗里德曼式资本主义，甚至凯恩斯模式，向新模式的稳步转变。新模式包括更大的福利国家、受到关税保护的贸易集团，以及政府有权对企业施加优先事项的经济政策。保护主义回归，但金融部门不会被束缚。特朗普的回归，很大程度上确认了已经形成的新秩序。 21世纪的重商主义凯恩斯曾评论道：“那些自认为不受任何思想影响的实际派人士，往往是某些过世经济学家的奴隶。” 如果要为如今正在形成的经济模式，找到一个“过世”的经济学家作为理论来源，最合适的人选可能是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他在17世纪担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如今他的名字与重商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哲学，必要时国家会进行干预，以推动自身利益，甚至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在宏观层面，重商主义表现得非常明显：关税的上升，以及中国努力创建依赖其投资的国家联盟。在美国，微观层面的胜利更为显著。2008年后，各公司试图按照小布什建议的方向改革和完善资本主义，成立了诸如“包容性资本主义委员会”和“专注长期资本”的组织，目标是“支持可持续和繁荣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投资也随之兴起，投资巨头调整标准，将资本投向那些被认为最“值得”的公司，这一理念迅速演变成华尔街的一个庞大营销工具。最著名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克劳斯·施瓦布，他在疫情后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的“大重置”计划。计划的核心理念是，企业的所有者应当以所有利益相关者（例如员工或受到污染影响的人群）的利益为行动目标，而不仅仅是为股东最大化价值。这种股东至上的模式，被认为导致了短期主义和对金融工程的过度依赖。然而，这一改革尝试并未顺利推进。公众对那些导致危机的机构普遍缺乏信任，因此对施瓦布的“大重置”计划充满怀疑，这甚至引发了流行的阴谋论，认为这一计划另有所图。尽管施瓦布的观点在欧洲仍有市场，但在美国，“ESG”已经成为被被妖魔化的词汇。全球最大基金管理公司贝莱德的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表示，这一术语已经被“武器化”，变得过于敏感和有害。在共和党主导的州，任何提供ESG选项的金融机构都遭到抵制，即使这对纳税人带来了额外的经济成本。最初的反ESG诉讼基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正统观点，即投资管理者有受托责任，通过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客户争取最大回报，除此别无他求。然而，最近针对ESG的抵制浪潮，核心理念却发生了深刻变化：政府和企业被认为有权使用资金来推进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以最大化回报为目标。路易斯安那州财政部长约翰·施罗德在致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的信中，解释了为什么决定全面撤资贝莱德，尽管贝莱德也是化石燃料领域的巨头投资者： “这次撤资，是为了保护路易斯安那州免受那些试图掣肘我们化石燃料行业的行动和政策的影响。在我看来，你对ESG投资的支持与路易斯安那州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观不一致。我无法支持一个否认我们州受益于最强大资产之一的机构。简单来说，我们不能参与削弱我们自身经济的行为。” 这完全与弗里德曼式的理念背道而驰。例如，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的“诺基斯”基金出于类似逻辑，不会投资于挪威本国或化石燃料领域，因为这样做会加剧对石油的依赖。然而，新重商主义的立场认为，资产所有者无权推动企业变革。施罗德的信中进一步写道： “你呼吁对我们整个经济进行‘转型’，而这一转型并非通过民主进程实现。相反，你谈到‘行为必须改变，这是我们对企业的要求。你必须强迫行为改变。在贝莱德，我们正在强迫行为改变’。民主何在？” 凯恩斯本人是一位出色的价值投资者，他坚信股东应该积极介入管理事务。而在弗里德曼更自由的理念中，股东对公司拥有的权力也是核心要素。然而，政府对私营部门和国际贸易施加影响的理念，在西方已经消失了一个多世纪（虽然在中国并非如此）。现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普遍认为自由市场体系确实失败了，而内部修复的努力也未奏效。历史无法确认重商主义是否在当下能奏效。英国、荷兰和法国都曾通过重商主义模式建立了大帝国，并积累了巨大财富。然而，这些国家最终都抛弃了这一模式——法国甚至是在革命的背景下放弃的。事实证明，贸易和经济并非零和博弈，而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通过遵循自由贸易原则取得了更大的经济增长。如今，世界似乎不得不再次学习这一教训。但这一次，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为了获取贸易和资源而可以殖民的世界广阔地区已不再可能。这将为当代重商主义的探索增加更多复杂性和挑战。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1-26

拜登经济学的设计者对选举结果感到“困惑和内疚”

迷以及工薪阶层对经济现状的不满。这对“拜登经济学”来说是沉重的打击，而伯恩斯坦是这个理念的重要倡导者和设计者之一。美国经济在疫情后恢复得比其他国家更强劲。失业率连续保持在4%以下的时间，创下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长纪录，目前仍处于低位。一度被普遍预测和担忧的经济衰退从未发生。而数据显示，制造业建设和企业生产力也持续保持小幅繁荣。然而，物价上涨却在拜登任内加速。伯恩斯坦的一些同行——几位知名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助推了通货膨胀。此外，尤其是住房等可负担性问题，在过去几年中削弱了许多家庭的乐观情绪。上周五，伯恩斯坦从巴黎连线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当时，他刚刚以主席身份在缪埃特城堡主持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会议。这位拜登的老朋友谈到了他如何理解目前的局势。问：三年前您曾说，美国救援计划的目标之一是有意“让经济运行得稍微更热一些”。我们确实看到了其中的好处，但考虑到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您是否后悔美国救援计划的规模和范围？答：事后诸葛亮的分析是一种奢侈，尤其是在2021年1月，我们并没有这种奢侈。当时有数百万人失业，新冠死亡人数达到高峰。经济虽在改善，但远未完全重启，疫苗接种也远未充分普及。所以，当时新冠对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需要一项非常有力的救援计划。我并不后悔这个计划。毫无疑问，确实出现了比我当时预期更高的经济“热度”，但我们也获得了更高的经济增长、更少的儿童贫困、更少的驱逐、更多企业存活、更快实现充分就业，以及极少的经济创伤。问：民主党在经济信息传递上似乎有时显得犹豫不定：一方面炫耀数据，另一方面为通胀道歉，还指责企业抬高价格，有时又怪普京或供应链。难道这不是美国人对你们治理感到不确定的原因吗？答：我不完全这样看。我认为，我们确实有一些关于经济的表述未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但我当时常说，“行动不足的风险比行动过多的风险更大。” 问：您还坚持这一观点吗？答：是的，我坚持这一观点。通胀的主要原因是供应端的瓶颈问题，但强劲的需求无疑也加剧了这一问题。所以我并没有完全为财政政策开脱。但非常重要的是不要过度将救援计划与我们经历的通胀过程联系在一起。问：您认为白宫对企业的态度是否过于对立？答：要记住，在这段时间内，企业部门的盈利能力非常强。因此，如果我们批评企业没有将节约下来的成本让利给消费者，或者如果总统最终在与大型制药公司几十年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这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对此我们毫无愧意。问：特朗普成功说服了足够多的工薪阶层美国人，认为他支持他们。对于一个自称仍然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民主党，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答：简单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仍然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政治评论员。这一发展让我非常沮丧。您可能听过我们说，“我们每天起床就是为了实现总统帮助工薪阶层的愿景。” 这听起来像一个典型的政治口号，但实际上这基本上是我们四年来的工作议程。这个愿景最终未能被充分认可，或许是因为当选举来临时，物价水平如此之高。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极大的认知冲突。问：你可以说，经济学家和经济记者本该早就预见到人们对物价水平的不满，而不仅仅是对通胀的担忧，但你们却花了很多时间宣传通胀下降。这是一个错误吗？答：我理解，当人们希望恢复原来的价格时，通胀下降并不能让他们感到满足。我明白这一点，也必须面对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我并不后悔谈论通胀的急剧下降、强劲的GDP增长以及历史低位的失业率。而且您知道，特朗普政府将继承这些成就，可能几周内您就会听到关于这个“伟大经济”的讨论。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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