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站
收藏
举报
大西洋月刊的记者格雷姆·伍德采访了大选前的德国，进入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的大本营和选民交流，解释了德国选择党注定会在周日的联邦议会选举中表现强劲的背后原因。
上周在慕尼黑，美国副总统万斯批评欧洲政要未能应对公众的不满，指责他们忽视了他所称的“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非欧洲人的持续流入。
万斯没有直接点名，但实际上是在为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辩护。这个政党最为人所知的政策，就是尽可能多地遣返移民，只要机场能处理得过来。
万斯表示，他“恰好同意”那些对“失控的移民”感到担忧的选民的看法，但他对政府试图压制公民声音的做法感到震惊，无论这些公民的观点如何。
“没有防火墙的空间，”他说，“要么你维护民主原则，要么你不维护。”
德国的主流政治领导人长期以来接受了另一种“非此即彼”的观点：要么你建立一堵“防火墙”（Brandmauer）来抵御极右翼分子，要么你就有可能让民主落入真正的纳粹手中。
因此，当德国选择党去年在图林根州的州选举中赢得最多选票时，其他政党立即高喊“纳粹”并组建联盟，确保AfD无法进入政府。但这种“即使赢了也等于输了”的安排激怒了AfD的支持者。我最近在这个党的一些会议上，感受到他们激昂的情绪，仿佛要“攻占巴士底狱”，他们迫切希望推翻这个他们认为正在以“拯救民主”为名窃取民主的旧政权。
与万斯的观点不谋而合。
今年可能是“防火墙”倒塌的一年。AfD目前在全国的支持率约为22%，在即将到来的联邦议会选举中似乎势必取得强势表现。没有任何其他政党愿意与其结盟，但如果AfD的得票率足够高，将无法彻底将其排除在决策之外。
今年早些时候，我做好了心理准备，踏入了图林根州的AfD阵地。
和其他AfD的据点一样，图林根州曾是东德的一部分，如今仍然经济萧条。自德国统一以来，州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一。历史上，这里是德国的文化中心，曾是歌德、席勒和巴赫的故乡。
在当地最大火车站的横幅上写着：“诗人与思想家的土地。”
然而，1929年，这里也是德国第一个投票支持纳粹党的地方。
1月28日，我参加了AfD在伊希施泰特镇的一场集会。这个镇约有600人。活动开始于晚上7点，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德国冬夜，在空旷的乡村里，我几乎像是被蒙上眼睛从火车站一路送来。
没有商店开门，街道上几乎没有路灯。我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自从当地的汽车工厂、铜矿和钾盐矿关闭后，工作机会已经寥寥无几。
他还问我是否有人说过我长得像马斯克——世界首富，也是德国以外最热情的AfD支持者。
我告诉他我不是马斯克，并希望通过留下微薄的小费来证明这一点。
我是最后一个抵达的。集会在一个普通的长方形社区中心举行，类似于美国那些人口不断减少的小镇上的活动场所。大厅里的人们也让我联想到我童年在明尼苏达州见到的中美洲人群：年过半百、身材魁梧的男性；戴帽子、穿着脏兮兮连帽衫的年轻人；还有一群头发卷曲的女性，和男人们一样对饮啤酒。
我买了一杯拉格啤酒，他们邀请我坐在长桌旁。我的杯垫上印着AfD的标志，还改编了一句德国谚语：“谁不尊重农民，就不配喝啤酒。”
我环顾四周，寻找可能拥有非德国血统的人，直到低头看到杯底的倒影，才看到一个，就是我自己。
那晚的主题不是号召人们投票给AfD——在场的人早已决定投票支持，而是号召人们公开表态支持AfD，让德国明白这个运动既无法被忽视，也无法被取缔。
“我在2016年加入AfD，”党内候选人哈泽洛夫对人群说道，“当时支持AfD还是秘密进行的，开党会时都要在黑暗中偷偷来，生怕被人看见。”
现在，他说，是时候在工作场所、家人之间公开表态：“是的，我支持AfD；我支持驱逐移民，支持‘欧洲堡垒’政策，支持我们伟大的祖国和文化，支持比约恩·赫克。”
赫克是AfD图林根州分支的领导人，也是党内极右翼派系的重要人物。他是AfD的反对者们最担心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AfD与真正的纳粹主义者有联系。
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赫克曾质疑，德国是否已经过度反思大屠杀，导致负面影响。他表示，德国“需要对纪念政策进行180度的调整。”
赫克曾是历史老师，而非数学老师，因此“180度”这一说法让人不清楚，他的意思到底是德国应停止反思法西斯历史，还是应重新肯定它。
目前，德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已在讨论取缔AfD，而在集会上，一些支持者表示，他们认为在选举中取得强势表现是AfD唯一的生存机会。因为支持者越多，政府取缔这个政党的难度就越大。
AfD成立于2013年，最初是一个反对欧盟的政党，代表着那些不满自己辛苦缴纳的税款被用来救助南欧“懒惰”国家的德国人。十年后的今天，在伊希施泰特的集会上，AfD的支持者仍然对欧盟带来的官僚主义和税负感到愤怒。
但如今主导该党的议题是移民问题，而让现场人群最为激动的口号是：“Abschieben, abschieben, abschieben!”（“驱逐，驱逐，驱逐！”）
自2014年以来，德国的净移民人数已超过500万。其中，超过100万是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而在2023年，寻求庇护的人数增长了50%。AfD承诺推行“再移民”政策——尽可能多地遣返或劝离这些新移民，同时鼓励已经移居海外的德国人回国。
AfD的领导人表示，他们希望让德国“重新变得安全”，结束“气候疯狂”和依赖太阳能、风能的政策，认为德国天气阴暗、多风不定，不适合这种能源方式；他们还希望将社会福利留给德国人，而不是被外国人“瓜分”。
此外，他们也学会了像万斯一样，对德国的言论自由和民主状况表达愤慨，并主张用“直接民主”取代通过主流政党运作的民主，以打破AfD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现状。
有时，这些担忧会与德国人长期以来对欧盟及其官僚体系的不满交织在一起。在集会上，一名演讲者将德国政府对本国公民的繁琐文书要求，与对庇护申请者的宽松待遇进行了对比。
他说，本国公民只要填错一个选项，就可能被拒绝享受政府服务，而庇护申请者却可以在没有任何文件的情况下出现，政府会提供专人帮他们填写表格，并给予各种便利。如果德国必须是“文书地狱”，那么新移民也应当承受同样的折磨。
伊希施泰特的氛围如此平静，以至于我很难想象这里会有任何犯罪。然而，附近城市的社会混乱却深深印刻在集会演讲者和与会者的脑海中。这种印象似乎激发了他们对于如何“集中并遣返移民”的设想。
哈泽洛夫承诺，在AfD领导下，图林根州首府埃尔福特的机场——一个在过去20年里客流量持续下降的机场。将通过在周边工业区建设“遣返监狱”得到复兴，“在AfD统治下的图林根州，每天都会有几架飞机起飞，将移民送回他们的家乡。通过这样做，我们将为整个德国树立榜样，使图林根州成为‘社会移民’不愿到来的地方。”
伊希施泰特的集会结束后，人们纷纷起身准备回家。一些人已经走到门口，这时台上的某人提议，他们应该用几句德国国歌结束这场集会。所有人都站起来，庄重地唱着。
德国自魏玛共和国以来一直沿用同一首国歌，并且多年前已经去掉了带有纳粹色彩的歌词，比如“德国，高于一切”。
然而，在经历了两个小时关于“伟大的德国祖国”和“文化”的讨论后，又怎么能不听到那些被删去的歌词在远处回响呢？
这种联想对在场的人来说可能是不公平的。尽管他们确实希望驱逐外国人，但他们并没有使用侮辱性的词汇，没有恶意攻击伊斯兰教，也没有直接使用种族主义语言或灭绝主义言论。
他们对被指责为法西斯分子感到真诚的受伤。然而，有些话语，一旦用德语说出来，便不可避免地带有令人不安的意味。德语就像一座监狱，任何说这门语言的人，都会被某些历史关联所困住。
“上帝保佑美国和美国人民”是常见的套话，但“Gott mit uns”（“上帝与我们同在”）却是纳粹的标语。当我听到一个德国人谈论“das Deutsche Volk”（“德国人民”）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想，他是否正摸向他的鲁格手枪。
人们不得不问：如果我是领导一个不断被指责与第三帝国有联系的极右翼政党，我是会选择让这种印象更加明显的口号，还是会努力消除这种联想？
AfD显然选择了前者，党魁是爱丽丝·魏德尔，而在集会上，人们经常高呼“Alice für Deutschland”（“爱丽丝，为了德国”）。这句话表面上没有问题，但它听起来却极像“Alles für Deutschland”（“一切为了德国”），这是纳粹冲锋队的口号。
党内的其他领导人，比如赫克，经常发表一些听起来至少对纳粹遗产持中立态度的言论。赫克曾警告称，如果德国人不被安抚，他们与生俱来的“条顿激情”将会爆发成暴力。
他还写道，德国将不得不“摆脱”社会中“太软弱或不愿抵抗日益加剧的非洲化、东方化和伊斯兰化”的部分人口。后来，他解释说，他的意思只是指那些侮辱德国、称其为“狗屎国家”或“杂种国家”，或者希望它被轰炸的人，应该离开。
上个月，在埃尔福特州议会，现任政府的领导人马里奥·福伊特在与赫克对峙时，称AfD是一个“元首崇拜”政党。赫克对此作出夸张的惊讶表情，举起双手，假装震惊。
AfD在竞选中也多次采取激烈的个人攻击战术。
今年，这个党在移民聚集的城市卡尔斯鲁厄散发传单，伪造了一批单程经济舱机票，日期正好是选举日。乘客姓名被写成“非法移民”，目的地为“安全的原籍国”。
“在家也很好”，票上写道，并附上保证：“公民不会被驱逐。”
但其中的措辞暗示，只要法律允许，所有移民都应被遣返。AfD也屡次被曝出党内成员有恶劣的历史，比如骚扰犹太人，或者发表淡化希特勒罪行的言论。
然而，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因为AfD的实际领导人魏德尔本人与纳粹形象完全不符。
她可以用激昂的语气谈论移民问题：“我们上台的第一天，就会封锁德国边境”，本月早些时候，她对支持者表示，“不会再让任何人进入”。
但她对德国以外的世界感兴趣，并非出于征服的目的。她能说中文，在中国生活过六年。尽管她拥有典型的雅利安外貌，但她的伴侣是一名斯里兰卡裔女性，两人共同抚养着两个儿子。
在演讲中，她强调德国必须完全遵守难民法，但她补充说，“庇护是暂时的，一旦逃亡的原因不复存在，庇护也就应该结束。”
即便是AfD的批评者也承认，大多数支持者并非真正的种族主义者，许多人被AfD吸引，更多是出于对糟糕经济政策的不满。魏德尔擅长引导讨论，关注那些无论持何种移民立场的德国人都会认为是“愚蠢”的政策。
毕竟，德国的主流政党主导时，决定放弃核能，转向风能和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等于是主动让自己成为“人质”，以防俄罗斯有一天与欧洲对立。不过AfD与特朗普政府一样，对俄罗斯非常友好，主张重新开放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管道，以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并降低价格。
魏德尔之所以能专注于批评这些政策，部分原因是，几乎所有支持大规模驱逐移民的德国人，已经决定投票给她。而那些持中间立场的人仍然在犹豫。但AfD很清楚，犯罪和移民问题是最有效的议题。
在我采访AfD政治人物、赫克的副手斯特凡·默勒时，他对前政府失败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理性分析。然而，当话题转向移民时，他的眼神明显亮了起来，因为AfD已经在这一议题上完全主导了公共讨论。
“几乎每天，我们都会看到关于持刀袭击、校园暴力的报道，”默勒对我说，“我们需要防止阿沙芬堡的持刀袭击、马格德堡的袭击，以及猖獗的犯罪。这些情况是不可接受的。对社会和我们的选民来说，唯一的答案是‘坚定的政策’。”
如今，德国无法忽视移民的犯罪率。2023年，约41%的犯罪被认为是由外国人所犯。事实也印证了数据：近年来，几起引起轰动的暴力案件，例如随机刺杀儿童，都涉及外国人。
（注，作者这里没有详细说明，实际上这里说的外国人犯罪绝大部分是违反移民法，而且这里指的外国人和移民并非一回事，由于德国的富裕，很多周围国家的小偷也会专程前来，像英国的足球流氓也会被算成外国人。）
在我参加的另一场AfD集会中，政治家奥利弗·基尔希纳称德国为“世界的精神病院”，批评德国愿意接收“精神失常的外国人”。
默勒告诉我，他住在埃尔福特的郊区，因此不必每天面对火车站和市中心广场附近“犯罪猖獗”的区域。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他所在郊区的一群孩子去市中心买冰淇淋。
“回家的路上，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他说，“他们本该沿着繁忙的有轨电车线路步行，但他们走上了特罗姆斯多夫街。”
在那里，他说，这些孩子被一群移民少年团伙袭击并抢劫。然后，他邀请我亲自去体验一次成为“猎物”的感觉。
“你去那里看看，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他说，“那是他们寻找受害者的地方。”
默勒可能低估了《大西洋月刊》在派记者外出采访时的节省程度，因为我根本不需要邀请——我早已预订了一家位于火车站附近的酒店，就在特罗姆斯多夫街的尽头。
像如今德国几乎所有的铁路枢纽一样，这里也有叙利亚人和其他移民整天站在街头，讲着阿拉伯语和阿富汗的语言。由于时差的关系，我经常在深夜步行穿过特罗姆斯多夫街，但每次都安然无恙地回到房间。
与其说这个区域充满犯罪，不如说显得异常冷清，寂静的街道让我脚步声在阴影中回响，宛如约瑟夫·科顿在电影《第三个人》里穿行维也纳时的场景。街上的商店——许多是中东市场——天黑后就关门了。
有一两次，我无意间和几个年轻人同行，心想自己是不是终于“撞上了”一个团伙。但我是个成年男性，而不是手拿冰淇淋的孩童或女性，所以即便他们在打量我是否适合作为抢劫目标，最终可能还是觉得算了。
有一次，其中两个人靠近了我，我听明白了，他们用阿拉伯语讨论着要不要去台球厅。
站着无所事事不是犯罪，说外语也不是。然而，以美国城市的标准来看，这条街道极其安全。但默勒的焦虑来自文化冲击——当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发生急剧变化时，产生这样的反应并不意外。
那些以为普通德国人能坦然接受甚至欢迎这一变化的人，显然是自欺欺人。多年来，随着该地区经济衰退、人口减少，这些街道早已变得沉寂，甚至比今天还要安静。
没有人预料到，当沉默被打破时，打破它的会是叙利亚人的声音。
这种十年前难以想象的变化，导致了一些对弱势群体的严重诽谤，以及一些既笨拙又不人道的政策提案。但即使是默勒，这位与AfD最具煽动性的政治人物之一直接共事的人，在被追问时也会承认，理想中的德国未来不会是过去那种浪漫化的德国——皮短裤、啤酒和瓦格纳的时代不会回来了。
我问默勒，他认为德国在哪一年开始走向错误的方向——如果他有一辆装上了“时光电容器”的奥迪，他会回到哪个年份，重新启动国家，避免当前的问题。
他回答说，他对德国的移民政策一直持反对态度，但大约在2000年，德国的边界开始松动，马克被欧元取代，那时一切都开始崩溃。我告诉他，我大约在那个时候开始访问德国，即便当时，移民似乎也在融入德国社会。外国人在这里工作，填补德国人不再感兴趣的岗位，这似乎也没什么不好。
默勒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并指出，AfD本身已经从“把所有移民都驱逐出境”的极端立场，调整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即驱逐那些靠领取福利过活的懒汉、低技能工人和犯罪分子。
“如今，即使是我们的选民，也希望我们做出区分，”默勒对我说，要区分暴力罪犯和“那些很好地融入社会的移民，他们已经是德国公民，没有制造任何问题。”
他说，“即使在图林根州，也没有AfD选民希望我们驱逐医生、工程师，或来自加纳的邮递员。”
默勒认为，真正的崩溃发生在2015年，当时大批叙利亚和阿富汗难民涌入德国。他承认，如果这些合法新移民中有心脏病专家或工程师，那他们应当被欢迎留下来。但他补充说，目前这种情况只是“理论上的”，几乎不存在。
他认为，2015年的移民潮“淹没”了德国，带来了大量“社会移民”——那些来到德国只是为了享受福利制度的人，包括缺乏融入德国经济能力的叙利亚人和阿富汗人。在德国经济已经不再依赖文盲农民劳动力的情况下，这些人很难立足。
“我们真正需要的技术工人没有来到德国，”他说。“印度工程师不会来，因为印度工程师会去一个能赚更多钱、税率更低、子女能在优质学校就读、晚上外出更安全的地方。他不会留在埃尔福特。”
这是AfD支持者和政治人物经常强调的一个主题：他们认为德国已经变成了一个“烂国家”，连德里的工程师都不愿意来，而德国必须让新移民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才能让本国公民的生活变得更好。在特朗普的第一场总统就职演讲中，他谈到了“美国大屠杀”，而如今，AfD描述的德国同样糟糕。
令人惊讶的是，当我走进德国——这个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称为“旧欧洲”的中心——却发现它在政治上变得像美国的“小弟”。
然而，AfD的历史有着典型的德国特色，这一政党是50年政治环境的产物——或许这种政治环境“过于平静”了。德国在经历了动荡的半个世纪后，决定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来回避动荡，被一种熟悉的官僚政治所统治：这些官僚通常年纪不小，往往被称作“博士先生”或“博士女士”，总是白人。
当然，除了默克尔。
人们很难在他们的名字和面孔之间建立联系，而这种可互换性反而是一种安慰，毕竟，上一次德国领导人被人们一眼认出时，他的面部特征包括一撇小胡子（注，指希特勒）。
德国的谨慎保守主义可见于基民盟（CDU）前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的竞选口号：“不做实验！”（Keine Experimente!）。
社会民主党（SPD）作为中左政党，也采取类似的保守立场：不搞实验，不搞花样。
这种如巴伐利亚饺子般平淡无奇的政治格局，面临着极左和极右势力的挑战。激进左翼催生了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红军派等暴力组织，其成员最终被追捕入狱。
极右翼的问题更为复杂。西德长期被指控“去纳粹化不彻底”，许多政治家和商界领袖都曾参加过二战，而那些有社会礼仪的人采取“不谈战争”的态度——如果战争被提及，必须以“厌恶”的口吻来谈论，任何用中立语气谈论战争的人都会被排斥，甚至遭遇更严重的后果。
新纳粹政党遭到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Verfassungsschutz，相当于德国的FBI）的强力打压，被取缔。
而那些设法逃脱取缔的极右翼势力，则面临另一种有组织的政治惩罚：即万斯所批评的“防火墙”政策。这些极右翼政党被视为“污染源”，即使与中间派在某些问题上观点一致，主流政党也不会接纳它们，而是将其视为“不可接触者”。
维护这道防火墙的责任被视为如此重要，以至于中间政党加强了与绿党及前东德左翼政党的合作。在移民问题上，基民盟悄然接受了左翼的观点，即德国未来将是一个移民国家，任何质疑这一愿景的人都可能被视为种族主义者。
在默克尔长达16年的执政时期（2005-2021），名义上属于中右翼的基民盟逐渐接受了一些左翼立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欢迎数百万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及其他战乱和贫困国家的无证移民。
面对这一局面，默克尔的口号是：“我们能做到”（Wir schaffen das）。
汉斯-格奥尔格·马森，曾是默克尔时期的国内情报主管，在此之前，他负责移民法事务。如今，他已经被基民盟开除，并创建了自己的政党“价值联盟”，部分原因是他批评默克尔的“事实上的开放边境”政策。
“对她而言，移民政策是意识形态问题，”他告诉我。“让数百万人进入德国，不经讨论，这是违法的。”
基民盟（CDU）采取这一举措后，变得与左翼政党（如绿党）没有区别，而绿党一直主张将德国改造成一个国际主义左翼社会。
“人们注意到了这一点，”马森对我说。“如果你投票给绿党，你得到的是绿党的移民政策。如果你投票给社民党，你得到的还是绿党的移民政策。而如果你投票给基民盟，你得到的仍然是绿党的移民政策。”
这为AfD创造了机会——当德国人意识到移民问题才是关键议题时，AfD已经准备好凭借一贯的反移民立场赢得选民的支持。
这种历史背景解释了为什么德国选择党（AfD）最尖锐的攻击并非针对移民或左翼，而是针对中右翼。
AfD领导人认为，基民盟向左翼妥协，而不是尽最大可能遣返法律允许范围内的“社会移民”。区分真正的难民和非难民的过程极其复杂，误判可能导致严重后果。面对这一问题，德国政府曾做出努力——我在2018年曾为这本杂志撰写过相关报道，但在AfD看来，这远远不够。
在伊希施泰特，丹尼尔·哈泽洛夫警告不要满足于任何目标，除非是彻底摧毁CDU。
“CDU才是我们的主要对手——不仅在这里，而是在整个德国，”他说。他甚至懒得提及左翼。“只有当CDU以目前的形式不复存在时，我们才能算真正成功。”他对人群说道，“特朗普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该怎么做。”
他表示，只有当共和党建制派被摧毁后，“特朗普和埃隆·马斯克才有了施展空间。”
这会有些人看向了我。
最有可能在本周选举中获胜并成为新任总理的人，是CDU的弗里德里希·梅尔茨。他试图争取AfD选民，并推动一项移民法案，而左翼认为法案对AfD过于友好。
哈泽洛夫认为，这是一个骗局。CDU只是想吸引AfD选民的选票——一旦成功，就会像以往的政府一样，想方设法封杀AfD。
“梅尔茨希望在联邦选举后取缔AfD，”哈泽洛夫说。“这意味着他并不认为我们是明天的伙伴，而是视我们为敌人。”
有趣的是，那一周德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非由AfD支持者发起，而是由他们的左翼对手针对CDU举行的。左翼认为梅尔茨已经拆除了“防火墙”，向纳粹妥协。
我离开图林根州后的第二天，在柏林CDU总部外参加了一场抗议活动，感觉就像穿越了时间，从一个几十年前的小镇——农民和工厂工人聚集的地方，来到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看到一群大学生组织的示威。
抗议者留着尖刺头发，吃着外卖烤肉，而不是喝啤酒、吃香肠。年轻的抗议者中夹杂着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典型的知识分子群体，像是在旧金山湾区或佛蒙特州文化活动上能见到的人。
他们告诉我，CDU将AfD选民和政治人物视为潜在盟友，而不是弃民，这等于将种族主义者重新迎回了德国国会大厦。
“我们团结一致，反对所有形式的右翼极端主义，无论它来自AfD还是CDU，”一名手持扩音器的年轻女性对人群说道。她表示，CDU从未真正支持移民，而现在试图与AfD合作，充分证明了其伪善。
她说，CDU的虚伪面目已经暴露，任何人都不应再信任它。她带领人群高呼：“Wir sind die Brandmauer”（“我们就是防火墙”）。
这场CDU总部外的抗议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现场没有任何中右翼成员抗议政策变化。所有的抗议者都是左翼激进派的一部分，他们在向中右翼成员施压，要求维持移民友好政策。
这一政策原本是左翼推动的，中右翼虽然有保留意见，但最终还是接受了。
在我前一天参加的AfD集会上，信息是：“不要相信CDU，即便它做了你想要的事情。”
而这场抗议的口号则是：“不要相信CDU，尽管它过去10年一直做着你想要的事情。”
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联盟政治的典型困境：站在中间意味着左右受压，但也有机会同时与两边合作，争取两边的选民。然而，在德国战后大部分时间里，政治联盟的运作方式与大多数议会制民主国家不同，因为中间派和左翼政党联手，将极右翼视为“有毒”势力。
德国人，尤其是德国人，理应理解建墙的后果：如果你筑起高墙，压力就会在另一侧不断累积，而一旦墙倒塌，平衡的恢复将极为剧烈。即便是“不要对纳粹友善”这样合理的原则，也无法抵消这种水压效应。
极右翼可以被压制一段时间，但这只是推迟清算，而非避免发生。
CDU通过将AfD孤立在极右翼阵营之外，避免了与最具争议的成员产生联系。然而，这也意味着CDU失去了唯一的机会，去吸引AfD中那些不那么极端的支持者，并向他们解释，德国可以在保持宽容的同时制定合理的移民政策，使国家既繁荣又安全，同时仍然保持德国的身份认同。
当我能够向斯特凡·默勒施压，让他承认加纳的邮递员不应被驱逐时，我发现他更为理性。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如果独自一人，他们会更加固执，但如果有人与他们进行理性对话，他们往往能表现得更合理。
曾是默克尔同僚的马森，曾是基民盟在图林根州的候选人，后来他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他告诉我，他试图以CDU候选人身份参选，但最终变得难以为继，因为选民开始认为CDU成了一个“训诫党”，一个披着新外衣的“思想警察”政党。
他指出，在前东德，人们经历过一党专政，他们知道政治压制是什么感觉。
“在东德，如果你是反对派，你在餐馆谈论政治时必须向左看、向右看，防止有人偷听。现在，AfD的成员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过，他承认，现在的情况远不及东德时期那般严峻，但仍然存在问题，例如失业、社交圈受限，尤其是无法自由地与极右翼群体公开结盟。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AfD成员感到他们被欺骗了，他们曾被告知这个体制是开放的，但现在他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AfD的支持者说，这不是真正的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