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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国际经济协会前任主席，他在Project Syndicate上的文章指出，当民主制度的基本机构遭到攻击时，大学和企业的领导者肩负着格外重要的责任，必须挺身而出加以捍卫。如果美国的学术界和商界领袖在面对特朗普的专制行为时保持沉默，他们终将为此后悔。
美国的巨大财富和强大实力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大学和企业。
大学产出思想、研究和人才培训，使美国成为全球最优秀头脑的聚集地。企业则带来投资和创新，驱动着美国强大的经济引擎。
但如今，特朗普似乎正下定决心要摧毁这两者。
特朗普的行为并不令人意外。他的经济政策理念一直非常古怪，他对精英学术机构的憎恨也早已众所周知——他认为这些机构是“觉醒”文化的大本营。
更令人震惊的是，企业和学术界的领导者几乎毫无反应。
去年11月特朗普赢得选举后，商界曾抱有一丝谨慎乐观。在他们看来，相较于此前批评私营部门、支持工会和监管的乔·拜登，特朗普似乎是一个受欢迎的改变。特朗普承诺减税、减少监管，这让人感到安心。虽然他的关税言论令人担忧，但多数人认为这不过是做做样子。
股市用大涨来回应了特朗普的胜选。科技亿万富翁为他的过渡团队捐款，并在他就职时纷纷表示效忠。
但接下来几周的现实表明，这种乐观是严重误判。特朗普不断对经济抛出意外之举，美国股市回吐了自11月以来的全部涨幅。很难说哪个举动更糟糕：是他对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加拿大、墨西哥和欧洲——征收高额关税，还是他在贸易政策上持续的咆哮、威胁与反复无常，这些都把经济不确定性指标推高到了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水平。
更糟的是，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已经搅乱了联邦政府，违反基本法律原则，解雇了超过10万名政府工作人员。
即便削减对外援助或许还有某种冷酷的逻辑，这届政府却莫名其妙地砍掉了从健康、生物科学到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基础研究经费。
美国的商界领袖本该一眼看出，特朗普对他们赖以致富的体系构成了直接而现实的威胁。他在贸易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固然有害，但和他对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基本制度构成的威胁相比，还算轻微。
这些制度包括：法治、权力分立、政府对科学和创新的投资、公共基础设施，以及与志同道合国家的稳定友好关系。
马斯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制度。若没有政府在关键时刻提供贷款，特斯拉早已破产；而SpaceX也从政府获得了数百亿美元的合同。但特朗普如今却抛弃了这些制度，推进一个既无清晰战略、更无任何现实解决方案的议程。
特朗普对美国学术界的威胁更加明显。他大幅削减对基础医学研究的政府支持；而借打击反犹主义之名，任意切断一些全国顶尖大学的资金来源。
哥伦比亚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是最早的目标，但其他学校（包括我所在的哈佛）也已岌岌可危。
当民主制度的基本机构遭到攻击时，领导主要企业和学术组织的人有更大的责任发声。然而，企业高管和大学校长都没有挺身而出。相反，他们似乎采取了哈佛政治学者瑞安·D·伊诺斯和史蒂文·列维茨基所说的“沉默绥靖”策略。
他们认为，只要在幕后低调行事，不引人注意，就能避免最坏的情况。
但正如伊诺斯和列维茨基指出的，这种策略根本行不通。威权民粹主义者，如已故的乌戈·查韦斯（委内瑞拉）、普京（俄罗斯）、欧尔班（匈牙利）、莫迪（印度）和埃尔多安（土耳其），无一不以大学为攻击目标，践踏学术自由。
不论是政府强加的审查，还是机构自我设限，最终所有学术机构都难逃其害。即使这些专制者起初对市场友好，最终也会破坏竞争型市场经济所依赖的制度基础。
相比上述几位威权人物，特朗普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攻击，在速度、肆无忌惮程度和公开性上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现在已无法再说，“他只是这样说说，他不会真做。”
任何民间组织或公共领导者都不能再对事态的严重性抱有怀疑。
专制者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反对者分裂、胆怯、不敢发声。这就是集体行动的悲剧：当每个人都不敢冒险时，大家最终都要付出代价。这正是为什么全国顶尖大学和最大型企业——这些最具公信力也最有可能受害的组织——如今肩负着特别重的责任，必须采取行动。
想象一下，美国顶尖大学和最富有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联合工会、宗教团体和其他民间组织，公开发表声明，大声清晰地表达出对破坏法治、学术自由和科学研究的担忧。
这种姿态不会打动特朗普及其盟友，但会为其他民主力量带来希望，激励他们组织动员。
数千万美国人正在期盼，有人能鼓起勇气站出来。至少，那些站出来的人，将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