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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特朗普正欢快的走在改造美国的大道上，没人能阻碍他

a）。2017年，最高法院以5比4保持保守派多数。但当时由共和党提名的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经常倾向于支持自由派。而如今，保守派以6比3占据绝对优势。法院现在更像是特朗普的“橡皮图章”，而不是制衡强势总统的力量。特朗普已经开始挑战法律。在TikTok问题上，他无视国会通过并由最高法院上周确认的两党禁令。他的这种挑衅让人想起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在最高法院禁止没收切罗基族土地后，据说杰克逊曾表示，“现在让他（首席大法官）来执行吧。” 杰克逊赢了。特朗普正在打“杰克逊牌”。在他本周一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中，他直接违反了赋予在美国出生的所有人自动公民权的第十四修正案。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被推到了最高法院面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TikTok问题上。如果特朗普选择无视法院的裁决，法官们会用什么力量来执行决定呢？去年夏天，最高法院几乎为特朗普开了绿灯，宣布任何“官方行为”都享有总统豁免权——这一分类模糊到足以让特朗普随心所欲。特朗普是否会寻求法院或国会的许可来占领巴拿马运河？虽然这将违反两项条约，但答案显而易见。媒体也陷入了类似的防御状态。2017年，《华盛顿邮报》以“民主在黑暗中死去”作为其座右铭，成为行业典范。而上周，这份报纸新增了使命宣言，“为全美国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报纸的老板杰夫·贝索斯是特朗普就职典礼上的富豪之一。他的公司亚马逊Prime正在支付前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4000万美元，帮助制作一部关于她的纪录片。如果这部纪录片能够获得商业成功，我会感到非常惊讶。那么，谁会站出来对抗特朗普？就像特朗普第一任期时一样，现在的盟友们也表现得同样无奈。当时，德国的安格拉·默克尔是欧洲公认的领导者。而今天，意大利的乔治亚·梅洛尼——也是特朗普就职典礼的出席者，是欧洲最稳固的领导人。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和其他人一样，正在竭尽全力讨好特朗普。丹麦政府或许本以为，在特朗普宣布想要吞并格陵兰之后，会得到一些声援。然而迄今为止，抗议的声音却非常微弱。如果特朗普能够在毫无惩罚的情况下觊觎盟友的领土，那么唯一可以制约他的，似乎只有他自己。如今，特朗普正处于权力的巅峰。然而，权力往往会悄然流失。在2026年，共和党可能会失去对国会的控制。届时，特朗普将成为“跛脚鸭”。至少，这就是民主党人所希望的情景。但特朗普的反对者应该意识到，即使他们下一次夺回白宫，美国也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特朗普正在将美国改造成他的形象。就像那句哲学谚语所说：“你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来源：加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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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特朗普的新美式帝国主义

总统1977年任内制定的。即使在当时，保守派也将此视为自由派天真的背叛行为，这也是特朗普的老话题（不仅是他的音乐品味常回溯到上世纪70年代）。而对巴拿马来说，这句话听起来比大多数美国人意识到的更具威胁性，因为美军82空降师在十年后曾进入巴拿马，而当时特朗普正值40多岁。关于领土扩张的谈论同样令人意外。领土扩张主题已经有一个多世纪没有被任何美国总统认真提及了。而最后一位大幅增加美国领土的总统，恰恰是麦金莱。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美国击败西班牙后，接收了包括古巴、夏威夷和菲律宾在内的领土。麦金莱曾说：“说实话，我并不想要菲律宾，当它作为神赐的礼物来到我们手中时，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随后美国深陷菲律宾的起义战争中。对特朗普来说，领土扩张的意义十分明确。他甚至将目光投向了外太空，认为美国的“天命”是在火星上插上国旗。他说，美国必须再次成为“一个增长的国家”。回到当下，美国最大的外交政策挑战是应对与中国的竞争、中东的冲突和不稳定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占领，而不是美国军舰通过巴拿马运河支付的费用。但特朗普提到中国时只谈到了运河。他提到中东时，只是自夸美国在释放人质方面的成就。他根本没有提及乌克兰，只是含糊提到美国“无限资助”来保护外国边境，却拒绝保护自己的边境。他声称“数百万”犯罪移民正在进入美国。他所谓的“收回”运河到底是什么意思也不得而知。他会满足于降低过境费吗？虽然特朗普已经当了四年总统，又竞选了四年，并以直言不讳著称，但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他的立场却模糊不清。关于关税问题，特朗普的世界观与麦金莱也有重叠。麦金莱在1897年签署了《丁利关税法》，将关税提高到50%以上。他在第一次就职演讲中表示，这是为了保护美国制造商的国内市场等目标。他还召开国会特别会议，推动通过关税法案，称这是在不增加税收的情况下为政府筹资的谨慎措施。特朗普对此也持类似观点。他说：“我们将对外国国家征收关税和税款，让我们的公民受益。” 他还说：“这将是从外国来源流入我们国库的大量资金。” 但特朗普具体会采取什么行动仍不明朗。麦金莱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后，这种保护制造业的政策开始与民主党联系在一起。麦金莱的模式结合了现在被视为左倾的政策和与大资本的紧密关系，而这通常与右派相关。特朗普将这两者在共和党中重新结合了起来。麦金莱1896年的竞选得到了摩根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各25万美元的捐款（按2025年的货币计算约为1000万美元）。而在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中，杰夫·贝索斯、埃隆·马斯克和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也被安排在显眼位置，他们都为就职委员会提供了资金。特朗普宣布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到来。但在关税、领土扩张和对巴拿马的执着方面，他似乎想要的是回到那个镀金时代。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小时前

特朗普第一天都干了什么，重点是针对谁？

用刑事司法系统对付特朗普、其支持者以及保守派群体。命令中写道：“拜登政府及其全国范围内的盟友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第三世界式的检控权政治化，企图颠覆民主进程。” 文件的语言暗示（但未明确说明）特朗普政府的审查，可能会涉及地方检察官或州政府官员的行动，比如曼哈顿或佐治亚州富尔顿县的地方检察官，或纽约州总检察长，这些人都曾对特朗普提起诉讼。总统令还指控司法部“无情地”起诉了超过1,500名与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有关的人员。跨国企业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质疑拜登政府谈判达成的一项国际税收协议。这项协议旨在阻止大型跨国公司将利润转移至低税率国家避税。特朗普指示通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这一协议未经国会批准在美国不具法律效力。 2021年，超过130个国家签署了这项协议，要求跨国公司在运营的每个国家至少缴纳15%的最低税率。特朗普的命令可能不会立即影响跨国公司的税收情况，这一国际协议在美国早已面临阻碍。共和党人长期以来反对，而民主党在掌控国会期间也未能修改美国税法以符合协议要求。这一未能合规的结果，使美国公司容易受到协议中关键执行条款的影响。根据协议，由于美国未实施15%的最低税率，美国公司可能在海外面临更高的税收。例如，欧盟等地区已经推进实施最低税率。这种情况引发了共和党人的愤怒，他们威胁对执行该规则的国家征收报复性税收。特朗普的命令要求财政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审查是否有国家对美国公司实施针对性的税收，并制定相应的经济反制措施。这可能会引发新一轮关于国际税收的谈判。这项行政命令可能加剧美国与其主要经济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特朗普威胁对他们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大幅提高关税的情况下。这也为围绕国际税收问题的多年争议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以上内容整理自BBC和纽约时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昨天00:00

在保守派攻击下，美国企业纷纷撤回多元化政策，为何Costco不在乎？

尔街日报报道，零售巨头Costco回击保守派激进组织，并得到了忠实客户和员工的支持。 Photo by Marcus Reubenstein on Unsplash 在越来越多美国公司在保守派的压力撤回多元化努力的浪潮中，好市多（Costco Wholesale）却显得与众不同，坚持多元化政策。在下周的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前，这家仓储零售商敦促股东否决一项提议。这项提议要求评估其多元化举措对公司股价构成的风险。尽管董事会通常会建议否决此类提议，但好市多的董事们还强烈阐明了多元化、公平与包容（DEI）措施如何为公司利润做出贡献。好市多董事会表示，公司在多元化员工队伍和供应商方面的努力，有助于吸引人才并推动商品创新，从而促进顾客喜爱的“寻宝式购物体验”。他们写道：“我们对尊重和包容的承诺是适当且必要的。” 好市多的反击引发了关注。本月早些时候，首席执行官罗恩·瓦克里斯强便的回应了公司的一位保守派顾客。这名顾客通过邮件表达了对好市多可能基于“肤色”或“性别认同”雇佣员工的担忧。在这次交流中，瓦克里斯回应称，好市多从未使用雇佣配额，而是专注于为所有员工提供平等的机会和高薪酬。他说：“如果这些是您认为令人反感的政策，那我必须告诉您，我不打算改变。” 从麦当劳到Meta Platforms等大公司，都面临重新考虑其DEI政策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因保守派反DEI的抵制威胁，以及即将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反对多元化项目的立场而被放大。一个保守派激进组织正推动好市多公司编制一份报告，评估多元化举措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个保守组织“国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股东提案中写道：“很明显，DEI对公司存在诉讼、声誉和财务风险。” 好市多的立场，反映了公司一贯避免追随企业潮流的特点。这家拥有30万名员工的公司没有公共关系团队，也没有追求快速增长的电子商务业务，而是继续吸引顾客进入巨大的仓储门店，购买大包装的袜子和零食。同样地，当包括沃尔玛和塔吉特在内的竞争对手，在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宣布新的种族平等承诺时，好市多当时的CEO发表了一份团结声明，但并未推出额外的种族相关政策。如今，好市多已成为一个愈发稀少的企业群体的一员，这些企业仍在宣传DEI政策的益处。沃尔玛、Tractor Supply、福特汽车和迪尔公司最近几个月都加入了缩减多元化努力的公司之列。 “受人喜爱的公司” 本周二，在纽约一场由大型公司人力资源高管参加的早餐会议上，其中几位提到好市多董事会对DEI的声明令人印象深刻。一位人力资源高管说，好市多品牌的强大影响力，使其有能力做出这样的表态。好市多的顾客需要支付年度会员费才能购物，而美国会员的续订率超过92%。在好市多的回应之后，一些保守派活动人士鼓励追随者抵制这家零售商，但他们也承认这招对好市多忠实的顾客群体不好使。社交媒体上活跃的保守派网红罗比·斯塔巴克，他一直推动其他公司放弃部分DEI、环保和支持LGBTQ群体的政策。斯塔巴克放软姿态说：“好市多并不是最糟糕的公司，所以他们不是我的重点。” 他还表示，单靠股东提案不足以推动好市多发生变化，并暗示未来可能会将目标对准好市多。他说：“在针对一个受人喜爱的公司之前，最好先做好充分准备。” 他的部分社交媒体追随者似乎也认可这一点。在某条建议抵制好市多的帖子下，一名用户评论道：“这对我来说太难了！我们在好市多花了太多钱。” 相比之下，股东提案在企业内部的影响力，通常不如反DEI压力运动大。苹果公司本月建议股东否决“国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提出的类似提案。今年春天，沃尔玛也否决了另一个组织的类似提案。随后，在11月，沃尔玛在斯塔巴克的压力下宣布终止部分DEI项目。相关：两项新研究显示，沃尔玛所到之处带来的不光是低价，还有贫穷好市多的委托声明。不仅仅否决了国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NCPPR）的提案，还进一步表示，顾客反馈显示，顾客喜欢在好市多的员工中看到多样性。此外，声明还指责该组织的动机与减少风险无关。在提案中，这个组织以与DEI政策相关的诉讼，以及白人员工可能提出的歧视投诉作为风险因素。好市多写道：“提案人的更大议程并不是减少公司风险，而是废除多元化计划。” 自由企业项目（NCPPR旗下一个专注于股东行动的部门）的执行主任斯特凡·帕德菲尔德对此表示异议。他说：“事实上，这正是股东对风险的核心关切所在。” 高薪酬，但高层多元化程度低根据文件显示，好市多的创始人以及许多高管向民主党政客捐款。这家连锁店一直以员工的相对高薪为卖点。去年，好市多支付给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为1240万美元，大约只是沃尔玛首席执行官薪酬的一半。但好市多普通员工的年薪中位数为4.7万美元，而沃尔玛普通员工的年薪中位数约为2.7万美元。在2021年的一场参议院听证会上，关于提高联邦最低工资的讨论中，好市多的时任首席执行官作证称，为员工支付比竞争对手更高的薪资，是明智的商业选择，这有助于留住员工并吸引顾客。好市多将部分高管奖金与社会目标挂钩，其中包括DEI指标，并根据性别、种族和族裔分布披露员工数据。公司还设有首席多元化官一职，而这一职位在一些公司（例如Meta）已被取消。不过这些措施并未显著提高高层管理团队的多元化程度。在好市多，从收银员到首席执行官，员工往往会在公司待很长时间，逐步晋升至高层职位。高级职位通常由几十年前加入公司的男性担任。自1983年第一家好市多开业以来，公司财务文件中列出的五名薪酬最高高管中，从未包括女性，但更大的领导团队中则有女性成员。在目前的13名高管中，有两名是女性。根据公司数据，2024年，好市多的高层管理人员中72%是男性，81%是白人。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21 00:00

大西洋月刊：希特勒如何利用宪法在53天内瓦解了德国民主

更谨慎地行使宪法权力，或者国会中的温和保守派代表投票选择不同的方向，那么历史可能会走向完全不同的轨迹。我的最新著作《接管：希特勒权力的最终崛起》，就以本篇文章故事开始的那一刻结束。我逐渐意识到，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以及他在上任后破坏宪法防线的故事，更像是政治上的偶然事件，而非历史的必然。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首个民主共和国的总理，对希特勒和整个国家来说几乎同样令人感到意外。在经历了三年的急速政治上升后，希特勒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遭遇惨败，丢失了200万选票和34个国会席位，其中几乎有一半被胡根贝格的德国国家党夺走。到1932年12月，希特勒的运动在财政上、政治上和思想上都已接近破产。希特勒告诉几位亲密的助手，他正在考虑自杀。但一系列幕后交易，包括1933年1月末施莱彻总理的突然解职，将希特勒推向了总理职位。施莱彻后来回忆，希特勒曾对他说：“我这一生中，总是在自己放弃希望时被拯救。” 这场最后时刻的任命以巨大的政治代价换来。希特勒在这条意外通往权力的快车道上，不得不将自己最忠诚的几位副手舍弃，成为政治上的“牺牲品”。更糟的是，他发现自己所处的内阁是由他的政治敌人、前总理弗朗茨·冯·帕彭亲手挑选的，而帕彭的政府正是被希特勒推翻的。现在，帕彭成为了希特勒的副总理。而最糟糕的是，希特勒被胡根贝格挟制。胡根贝格掌握着国会中51票的支持，并有能力决定希特勒总理职位的存亡。他差点就让希特勒失去这一职位。 1933年1月的那个星期一早晨，当总统兴登堡等待接见希特勒时，胡根贝格与希特勒在关于是否举行国会选举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胡根贝格的立场是：“不！不！不！” 当希特勒和胡根贝格在总统办公室外的前厅争论时，兴登堡变得不耐烦。据总统办公厅主任奥托·迈斯纳回忆，如果两人的争吵再持续几分钟，兴登堡就会离开。一旦这样，帕彭在此前48小时内拼凑起来的脆弱联盟就会瓦解。那样的话，就不会有希特勒的总理职位，也不会有第三帝国。最终，希特勒只获得了两个内阁职位的任命权——而且这两个职位都与经济、外交政策或军事无关。他选择了威廉·弗里克担任内政部长，以及赫尔曼·戈林担任无任所部长（注，戈林被任命为没有具体职务分管的部长，即“部长而无明确部门”。这种角色通常是为了让某人进入内阁，但没有赋予其具体负责的领域。尽管如此，这种职位并非无权，尤其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但凭借对结构和程序弱点的敏锐洞察力，希特勒立即指派这两位部长着手攻击魏玛共和国的关键民主支柱：言论自由、正当程序、公投权和联邦制。弗里克负责管理共和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以及新闻出版事务。他是第一位公开披露希特勒政府计划的部长：“我们将向国会提出一项授权法案，这项法案将在宪法的框架内解散国会政府。” 弗里克告诉媒体，希特勒对国家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需要采取极端措施。他的立场得到了希特勒的进一步支持，希特勒在2月1日的第一次全国广播演讲中表示：“国家政府因此将把恢复德国人民思想和意志的统一视为首要任务和最高目标。它将维护并捍卫支撑我们民族力量的基础。” 弗里克还负责压制反对派媒体和将权力集中到柏林。他在削弱联邦权力的同时，还对左翼报纸实施禁令，包括共产党的《红旗报》和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与此同时，希特勒任命戈林为普鲁士的代理州内政部长。普鲁士是占德国领土三分之二的联邦州，而戈林的任务是清洗普鲁士州警察。这支警察部队是仅次于军队的全国最大安全力量，也是社会民主主义情感的堡垒。普鲁士政治警察的负责人鲁道夫·迪尔斯回忆说，有一天2月初，戈林敲开他的办公室门，并毫不留情地表示，是时候“清理门户”了。 “我不想再看到这些无赖，他们在这里横行霸道。”戈林说。随后出台了一项被称为“Schiesserlass”（射杀令）的法令。这项法令允许州警察在行动中开枪射击，而不必担心承担后果。 “如果警察不得不担心因执行任务而面临纪律处分，我就无法依靠他们去对付红色暴徒。”戈林解释说。他亲自担保，允许警察毫无顾忌地开枪。 “当他们开枪时，就是我在开枪。”戈林说。“当有人倒下死去，就是我击毙的。” 戈林还指定纳粹冲锋队（SA）为“副警察”（Hilfspolizei），迫使政府为这些穿棕衫的暴徒配备武器，并赋予他们警察权力，以参与街头斗争。迪尔斯后来指出，这种操控法律为自己服务，并将数万名冲锋队员的暴力和过激行为合法化，是一种“经过验证的希特勒战术”。在希特勒忙于巩固权力并镇压反对派的同时，关于其政府即将垮台的传言四处流传。一种传言称，最近被罢免的施莱彻总理正计划发动军事政变。另一种传言说，希特勒是帕彭的傀儡，是一名“奥地利乡下人”，无意中在为德国贵族服务。还有一种说法称，希特勒只是胡根贝格和一群工业家的“棕衫稻草人”，这些工业家试图通过拆解工人保护措施来获取更高的利润（据称，工业家奥托·沃尔夫通过资助希特勒运动“收回了成本”）。还有一种传言称，希特勒只是一个过渡政府的管理者，而总统兴登堡作为一个忠实的君主主义者，正在为皇帝的复辟做准备。虽然这些传言大多不属实，但希特勒确实面临着在3月国会选举前兑现竞选承诺的政治现实。《红旗报》列出了希特勒对工人的竞选承诺，而中央党公开要求希特勒承诺支持农业部门、抑制通货膨胀、避免“金融政治实验”并遵守魏玛宪法。同时，那些曾因希特勒要求独裁权力和拒绝加入联盟而欢呼的右翼支持者，现在则以一句简短的嘲讽概括了他们的失望：“不是第三帝国，连二点五帝国都算不上。” 2月18日，左中派报纸《福西报》写道，尽管希特勒发表了竞选承诺和政治表态，但普通德国人的生活并未改变。如果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更糟了。希特勒承诺将粮食进口关税翻倍，但却因复杂性和合同义务而陷入僵局。胡根贝格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告诉希特勒，“灾难性的经济状况”正在威胁国家的生存。《福西报》预测：“最终，新政府的存续将取决于经济状况，而非语言。” 尽管希特勒谈及千年帝国，但他的政府能否熬过这个月尚无定论。在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之前的八个月里，兴登堡曾根据第53条宪法权力，先后解除了三位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帕彭和施莱彻的职务。他对希特勒的蔑视是众所周知的。 1932年8月，兴登堡曾公开声明：“为了上帝、我的良知和国家”，他绝不会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私下里，兴登堡甚至开玩笑说，如果他要给希特勒任何职位，那也只是邮政部长，“这样他就可以从背后舔我的邮票了。” 1933年1月，兴登堡最终勉强同意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但附加条件是他永远不会单独与希特勒同处一室。到2月下旬，每个人心中都在想，正如《前进报》所问：这位年迈的陆军元帅还能容忍这位波希米亚下士多久？这篇《前进报》文章发表于2月25日星期六，标题为“还能坚持多久？” 两天后，2月27日星期一晚上，接近晚上9点，国会大厦突然起火，火焰将议会大厅的玻璃圆顶烧塌，照亮了柏林夜空。据目击者回忆，火光从40英里外的村庄都能看到。德国议会民主象征的燃烧震惊了全国。共产党指责纳粹是幕后黑手，而纳粹则将责任推给了共产党。一名23岁的荷兰共产党员马里努斯·范·德·卢贝在现场被抓，但监督灭火行动的柏林消防队长瓦尔特·根普发现了一些可能表明纳粹卷入的证据。第二天早晨，希特勒召集内阁讨论国会大厦火灾危机时，他宣称，这场火灾显然是共产党的政变企图的一部分。戈林详细描述了共产党的计划，包括进一步纵火焚烧公共建筑、毒害公共厨房的食物，以及绑架重要官员的子女和妻子。内政部长弗里克提出了一项紧急法令草案，内容包括暂停公民自由、允许搜查和扣押、削弱各州权力等。帕彭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草案“可能会遇到反对”，尤其来自“南部各州”，也就是巴伐利亚——在规模和权力上仅次于普鲁士的州。帕彭建议，应与各州政府讨论这些措施，以确保“友好协商”，否则这些措施可能被视为篡夺各州权力。最终，草案中仅增加了一个词，以作为暂停某州权力的应急条款。当天下午，兴登堡签署了这项法令。这项紧急法令在3月选举前一周生效，赋予希特勒极大的权力，用以恐吓和监禁政治反对派。共产党被取缔（正如希特勒在首次内阁会议上所希望的那样），反对派媒体成员被逮捕，报社被关闭。戈林过去一个月一直在实施类似的行动，但法院总是下令释放被拘留者。而法令生效后，法院无法再干预。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被逮捕。 3月5日星期天早晨，国会大厦火灾发生一周后，德国选民前往投票站投票。《纽约时报》记者弗雷德里克·伯查尔当天写道：“在一个文明国家中，也许从未举行过这样奇怪的选举。” 伯查尔对德国人显然愿意屈从于威权统治，而不是选择民主替代方案的态度感到失望。他写道：“在任何美国或盎格鲁-撒克逊社区，反应都会是迅速而压倒性的。” 超过4000万德国人参与了投票，比以往任何一次选举多出200多万人，代表了近89%的登记选民——这是民主参与度的惊人表现。《福西报》报道：“自1871年德国国会成立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高的投票率。” 这新增的200万张选票大多流向了纳粹党。《福西报》指出：“庞大的投票储备几乎完全使国家社会主义者受益。” 尽管纳粹党未能达到希特勒承诺的51%的得票率，仅获得44%的选票——即使在大规模压制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仅损失了一个国会席位。但共产党被取缔的事实使希特勒能够与其他党派组成联盟，从而获得通过授权法所需的国会三分之二多数支持。次日，纳粹分子冲入全国各地的州政府办公室。公共建筑上挂起了纳粹党旗帜。反对派政客纷纷逃亡。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韦尔斯逃往瑞士，巴伐利亚州州长海因里希·赫尔德也逃亡国外。成千上万的政治反对者被投入所谓的“保护性拘留”（Schutzhaft），这种拘留形式允许无限期地关押个人，而无需任何理由。兴登堡保持沉默。他没有因针对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犹太人的公开暴力行为质问他的新总理。他也没有行使宪法第53条赋予他的权力，反而签署了一项法令，允许纳粹党旗帜与国旗一同悬挂。他还同意希特勒的请求，新增一个内阁职位，即“公众启蒙与宣传部长”，这一职位很快由约瑟夫·戈培尔担任。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知道这位伟大的老人在我们身边是多么幸运，而我们的命运也因我们如今一起走的道路而发生了多大的改变。” 一周后，兴登堡对希特勒的支持在公众面前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穿着军装，与身穿深色西装和长外套的总理一起出席了波茨坦的一场仪式。这位前陆军元帅与这位波希米亚下士握手，希特勒以表面上的恭敬鞠躬。这次被称为“波茨坦日”的仪式，标志着通过第53条宪法解决希特勒总理职位问题的希望正式终结。就在同一天，3月21日，政府发布了一项基于第48条宪法的法令，为被定罪的纳粹分子提供赦免，包括那些在“国家复兴斗争”中犯下谋杀罪的人。那些因叛国罪被判有罪的人现在被视为民族英雄。当天下午，第一座集中营在柏林以北的奥拉宁堡镇中心附近的一家废弃酿酒厂中开设。次日，第一批被拘留者抵达另一座集中营，地点是巴伐利亚达豪镇郊外的一家废弃弹药厂。与此同时，排除犹太人从事法律和医学职业以及担任政府职务的立法计划，正在进行中。然而，希特勒承诺的大规模驱逐10万名东欧犹太移民（Ostjuden）的计划，遇到了更大的复杂性。许多人已经获得了德国国籍并拥有稳定的工作。随着驱逐的恐惧加剧，出现了银行挤兑，导致其他银行和企业陷入恐慌。犹太储户的账户被冻结，直到“他们与德国商人结清债务”，一名官员这样解释道。作为新当选的国会主席，戈林试图安抚局势，向德国的犹太公民保证，他们仍然享有与其他德国公民一样的“人身和财产的法律保护”。随后，他对国际社会大加斥责：外国人不得干涉德国的内政，德国有权自行处理本国公民。 3月23日星期四，国会代表们在克罗尔歌剧院集合，与烧毁的国会大厦废墟仅一街之隔。第二周星期一，传统的德国国徽鹰被拆除，换成了一只巨大的纳粹党鹰，其张开的翅膀被戏剧性地背光照亮，鹰爪中抓着一个纳粹标志。希特勒穿着棕色冲锋队制服，臂上戴着纳粹标志，前来为他的授权法案游说。这一法案正式命名为《为消除人民与帝国困境的法律》。下午4点20分，希特勒走上讲台。他显得不太自在，一边整理几页稿纸，一边开始以迟疑的语气念起准备好的讲稿。随着演讲进行，他逐渐恢复了往日充满激情的演讲风格。他列举了魏玛共和国的失败，然后概述了授权法案拟定的四年任期内的计划，包括恢复德国在国际上的尊严与军事平等，以及国内的经济与社会稳定。他誓言：“对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背叛，今后将被无情地铲除。” 国会休会进行法案审议。当晚6点15分，代表们重新集合，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韦尔斯获准发言。尽管自身安全受威胁，韦尔斯从瑞士流亡中返回，亲自面对希特勒发起挑战。韦尔斯说：“在这一历史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庄严承诺，捍卫人道、公正、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 他谴责希特勒试图破坏魏玛共和国，并对其播下的仇恨与分裂提出批评。他表示，无论希特勒试图在这个国家施加何种罪恶，共和国的创立民主价值将永存。“没有任何授权法案能赋予你摧毁这些永恒且不可摧毁理念的权力。” 希特勒起身反击。他说：“您刚才所宣扬的那些美妙理论，对于世界历史来说都来得太晚了。” 他否认自己对德国人民构成任何威胁，并提醒韦尔斯，社会民主党在过去13年里掌握权力时，却未能解决真正关乎德国人民的问题——就业、稳定与尊严。 “在你们掌握权力的时候，这些战斗在哪里？”希特勒问道。纳粹党代表和旁听席上的观众纷纷欢呼，其他代表则保持沉默。一些代表随后发表讲话，表达他们对授权法案的担忧和立场。中央党以及巴伐利亚人民党的代表表示，尽管他们对法案存在“在正常情况下几乎无法克服”的保留意见，但他们仍愿意投赞成票。同样，德国国家党领袖赖因霍尔德·迈尔对法案对司法独立、正当程序、新闻自由以及公民平等权利的潜在影响表示严重关切，但最后他也宣布，他的党派将投票支持法案，引发会场内的嘲笑声。晚上8点前不久，投票完成。在场的94名社会民主党代表投票反对法案（社会民主党成员、普鲁士前内政部长卡尔·塞弗林当天早些时候在进入国会前被逮捕，但被临时释放以投票。）其余441名国会代表投票支持新法案，给希特勒带来了超过四分之三的多数支持票，足以使授权法案在未经修改或限制的情况下生效。次日，美国大使弗雷德里克·萨克特向国务院发去电报：“根据这项法律，希特勒内阁可以重构整个政府体系，几乎消除所有宪法限制。” 作为当天在场的纳粹国会代表之一，戈培尔后来惊叹，纳粹党成功通过宪法手段完全摧毁了联邦宪政共和国。七年前，也就是1926年，当他作为首批12名纳粹国会代表之一当选时，他也有类似的感触。他发现，尽管自己和其他11名代表（包括赫尔曼·戈林和汉斯·弗朗克）公开宣称是魏玛共和国的敌人，却依然被允许享受免费一等车票和补贴餐食，并可以随心所欲地破坏、阻挠和瘫痪民主结构和程序。他写道：“民主最大的笑话在于，它把毁灭自己的手段交给了它的致命敌人。”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21 00:00

华尔街日报：中美俄试图重回帝国时代，用实力重新瓜分世界

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征服时代，”华盛顿特区保守派智库美国理念研究所的研究主任苏曼特拉·迈特拉说。“大国再次成为局势的主导者。有些国家已经早早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些国家还没有，但它们也很快会认识到。” 当前帝国主义思维的复苏，标志着过去三十年冷战后秩序的急剧逆转。在苏联解体后，人们曾认为人类终于能够按照一套普遍认可的规则生活，尽管在边缘地区仍会有一些令人不快的例外情况。如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一概念，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而联合国的生存也变得日益不确定。挪威外交部长埃斯彭·巴特·艾德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二战结束80年后，这个体系是否还能被拯救，这是一个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拯救它，或者它会被什么取代。” 他还说：“我们中有一些人认为规则应该始终适用，我会说我的国家就是其中之一。有些国家认为规则大部分时候应该适用，但在影响到盟友时可以例外。而还有很多国家认为最好不要有这些规则，因为没有规则的世界对它们来说会更容易应对。” 许多战略家和外交官认为，世界正在回归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之后在欧洲出现的“协和国会议”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帝国彼此承认全球范围内的势力范围，包括在这些范围内压迫和支配弱小国家和人民的权利。基辛格曾赞扬这一体系，认为在近一个世纪内阻止了全球战争。1823年的“门罗主义”是这一理念的美国版，宣告了美国对美洲的霸权，同时拒绝卷入欧洲战争。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茨，本月描述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愿景时称其为“门罗主义2.0”。俄罗斯总统普京经常提到的“多极化世界”，则反映了一种对19世纪帝国权力的相似怀念。德国外交官、前联合国副秘书长沃尔克·珀尔特斯指出，“多极化”的概念，对渴望摆脱美国支配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吸引力，但实际上，会让弱小国家的权力进一步被剥夺。他说：“在全球层面会有几个极点，接着在地区层面也会有几个极点，会彼此之间达成协议，而这些协议的代价是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一个更加不平等且危险的世界。” 再次将全球划分为势力范围的想法，对小国来说并不受欢迎。印度外交政策战略家、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拉贾·莫汉说：“那些被划入势力范围的国家不喜欢这种做法。这也是今天乌克兰问题的根源之一，也是拉丁美洲问题的原因。你可以谈论‘门罗主义’，但问题是如何管理？这只能通过吸引和妥协来实现，而不是靠武力。” 全世界普遍认为，联合国体系已经越来越过时。1945年，英国和法国作为二战同盟国被设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拥有否决权。而像印度、德国、巴西和日本这样的大国却没有这一权力。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改革的尝试屡屡受阻。巴巴多斯总理米娅·莫特利指出：“联合国体系形成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不是主权国家，不管我们喜不喜欢，都无法真实反映当今世界的现实。如果我们要执着于过去，那最好把眼睛长在后脑勺上，而不是额头上，因为我们正在目睹现有世界秩序的消亡。” 在冷战期间，联合国被两个对立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作为合作工具，用于在利益一致的领域进行协调。这包括遏制传染病、保护文化遗址，以及控制华盛顿和莫斯科都不希望升级的局部冲突。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胜利者崛起，历史的轨迹似乎不可避免地向自由倾斜。那时联合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结束了许多地区冲突，并为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的战争罪行设立了法庭。 1998年，在联合国组织的一次罗马会议上，大约120个国家签署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确立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基础。但当国际刑事法院（ICC）触及到与大国切身利益相关的冲突时，局限性变得显而易见。2023年，国际刑事法院因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罪行起诉了普京，但这并未阻止这位俄罗斯总统在中国、越南和沙特阿拉伯受到礼遇。去年10月，甚至连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也在俄罗斯喀山与普京握手并微笑合影，面对镜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去年因在加沙地带的战争罪行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但他依然照常开展工作。在华盛顿，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正推动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美国的制裁。大国之间在联合国的合作，自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开始瓦解，并在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彻底停滞。如今，安理会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陷入僵局，使联合国基本上变得无关紧要。 “这个世界不是联合国，而是一个个分歧的国家，”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詹姆斯·里施说。然而，完全放弃联合国为时尚早。欧洲和平研究所执行主任、曾在索马里、阿富汗和巴勒斯坦地区担任联合国高级外交官的迈克尔·基廷表示：“人们可能会重新回到联合国——或者类似的机构，因为他们会经历这样一个痛苦的认识，联合国可能很糟糕，但没有会更糟。” 他说：“我只是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选择，除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20 00:00

经济学人：美国最受欢迎的深夜节目，能说明保守派为何能从左派手里夺取喜剧阵地吗？

分散在多个节目中，而葛特菲尔德则垄断了保守派观众。但他的成功体现了一种戏剧性的转变：如今，倾向右翼的喜剧演员占据了美国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全国最受欢迎的播客主持人乔·罗根就是一位单口喜剧演员，还在奥斯汀经营一家喜剧俱乐部。他和葛特菲尔德一样，是支持特朗普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喜欢嘲讽自由派的虔诚。在大选前，特朗普拒绝了接受传统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的邀请，却出现在了几个保守派播客上，包括罗根的播客以及葛特菲尔德的节目上。葛特菲尔德的节目的撰稿人和嘉宾汤姆·希卢说，他和志趣相投的喜剧演员“在以前从未卖满的俱乐部现在开始售罄”。保守派喜剧演员并非新现象——2000年代初，“蓝领喜剧巡演”就以保守的南方白人男性为主角，但当时他们只是小众。 2017年特朗普第一次就职后，情景喜剧明星蒂姆·艾伦曾夸张地将娱乐界的保守派比作1930年代的德国，说这迫使他们遵守一致性。如今，事情有了变化。葛特菲尔德身材矮小，带有一种精灵般的气质。他挑眉微笑，带着一副刚刚得逞的神态。当被问到小时候让他发笑的人时，他很快回答，“这很简单”，并列出了包括蒙提·派森（英国喜剧团体）、乔纳森·温特斯和史蒂文·赖特在内的多个例子，这些人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显而易见。 2007年加入福克斯新闻之前，他曾在《男性健康》和《Maxim》等杂志工作。现在，他还联合主持福克斯新闻收视率最高的讨论节目《五人小组》。对于第一次观看他节目的观众来说，《葛特菲尔德！》的受欢迎程度可能会让人感到震惊。节目制作简单，录制场地和布景都很小，与其他深夜节目不同，没有现场乐队，也没有明星上节目宣传新电影。在开场独白之后，葛特菲尔德和嘉宾们会讨论新闻，并穿插一些用手机拍摄的预录短片。他经常穿着敞领衬衫，而不是西装打领带，坐着完成开场独白。虽然节目专注于批评左派，但实话说并不是共和党主义的教条式宣扬。葛特菲尔德说，他觉得政治“令人厌恶”和“虚伪”，自称是一个“质疑自己自由意志主义立场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只想在他的节目中创造一个“荒诞的世界”。就像特朗普的喧闹吸引那些觉得主流政客虚伪的人一样，葛特菲尔德节目的粗糙美学和挑衅性玩笑，也让观众感到自己是“俱乐部的一部分”。他认为，“从其他深夜主持人那里，你会感觉他们认为自己比你优秀……他们更富有，更聪明，朋友更有魅力，房子更大……在我的节目中，你就像是在和朋友们一起闲聊……观众觉得他们了解我们。” 观众们也觉得自己终于得到了关注，尤其是在被忽视多年之后。喜剧演员乔·德维托是葛特菲尔德节目的嘉宾，他说：“有人走过来告诉我……他们很感激媒体中终于有人在倾听他们，而不是总把他们描述成种族主义的白痴。” 普遍的观点认为，喜剧天然偏向左派，斯蒂芬·法恩斯沃斯、S·罗伯特·利希特和法拉·拉蒂夫三位学者在他们的书《华盛顿的深夜》中发现，至少在电视晚间节目中确实如此。 2021年前四个月，深夜主持人（科尔伯特、吉米·法伦、吉米·坎摩尔和特雷弗·诺亚）讲了关于特朗普的笑话数量是拜登的近四倍，即使后者当时是总统。在20个最受欢迎的政治笑话目标中，唯一的其他民主党人，是因性骚扰指控辞去纽约州州长职务的安德鲁·科莫，以及西弗吉尼亚州的保守派民主党人乔·曼钦。至于更普遍的左翼喜剧偏见，学者尼克·马克斯在他关于右翼喜剧的书《那不好笑》中辩称这种偏见并不存在。他说：“喜剧是一个空白的容器，被任何意识形态用来创造内外群体，一个理解笑话的群体和一个成为笑话对象的群体。” 一些人可能认为，葛特菲尔德及其同伴通过开关于女性和跨性别者的玩笑是在“打压弱者”。但他的粉丝们会认为，他实际上是在向文化精英“向上打击”。在这种观点中，一个关于跨性别者或无家可归者的笑话真正的目标，不仅仅是被调侃的对象，还包括那些试图为幽默设置规则的“道德卫士”。左派可能一边喝着他们的有机燕麦奶抹茶拿铁，一边对葛特菲尔德的受欢迎程度抱怨，但他们对他的崛起也负有一定责任，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审查行为。毕竟，讽刺的精神并不是左派或右派政治，而是反机构主义：一种向权威投掷石块、反抗体制的愿望。而在特朗普主义时代，民主党人已经成为文化和政治机构的本能捍卫者。无论他们支持司法部执法独立的努力等事情有何正当性，这对喜剧来说并不是好事。嘲弄规则制定者比遵守规则更有趣，也更有趣味。当1月20日特朗普重新执政，共和党不再是“弱者”时，这个节目是否需要改变？那天晚上，《葛特菲尔德！》将从华盛顿特区进行直播，以迎接新时期的到来。当被问到共和党掌权是否会让他的工作更难时，葛特菲尔德表示自己并不担心：“总会有足够的小丑和怪异的事情，我认为在内容方面不会有尽头……而当媒体或娱乐界的任何一方拒绝触碰某些‘神圣的领域’时，我会在那里把那头‘神牛’直接扔上烤架。” 观众可能会继续对他端上的“菜”保持胃口吗？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19 00:00

如果特朗普落实关税威胁，加拿大将对价值10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关税

的能力。阿尔伯塔省的史密斯是一位激进的保守派人士，与特鲁多及其自由党几乎在所有问题上存在分歧。史密斯表示，她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保护本省免受“破坏性的联邦政策”的影响，比如削减或对能源出口到美国征收关税。 “在这些威胁未停止之前，阿尔伯塔省无法完全支持联邦政府应对威胁关税的计划。”史密斯在一份声明中说，“阿尔伯塔省绝不会同意对我们的能源或其他产品征收出口关税，也不支持禁止出口这些产品。” 阿尔伯塔省向美国出口了加拿大每日约400万桶原油的大部分，这些出口占美国原油进口量的一半以上。安大略省的福特在会议上戴了一顶印有“加拿大不是待售品”字样的蓝色帽子。他表示自己“坚定支持”报复性关税。 “我认为，别人用大锤打你头的时候，你不能不还手，而且要打得更重。”他说。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17 00:01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收购推特一事起诉马斯克违规，特朗普上任后能否推进成疑

。阿特金斯是前SEC委员，也是亲商业的保守派人士。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1-16 00:00

首富被起诉。。2025年中信里昂风水报告来了

交易账户和All Seasons(一家保守派出版社)的股份。 3 新一波增量资金在路上中证A500指数基金发行后规模迅速增长，去年吸金超3000亿，为市场带来巨额增量资金。 2024年10月底，中证A500ETF规模不足800亿元，2024年11月底突破2800亿元，2024年底规模突破3000亿元。截至1月14日，全市场中证A500指数相关基金总规模，已突破3500亿元。继中证A500指数后，市场再迎重磅指数。上证科创板综合指数及其价格指数上证科创板综合价格指数将于1月20日正式发布。据悉，科创综指定位于综合指数，市值覆盖度接近97%，主要发挥对科创板市场整体表征功能，兼具一定的投资功能，为投资者布局“硬科技”发展机遇提供了新工具。从行业分布看，科创综指较为均衡，半导体、电力设备、机械制造和医药等行业数量和权重占比较高，其中半导体权重38%，聚焦“新质生产力”。在指数发布后，12家基金公司“闪电”上报科创综指ETF。其中，华夏、易方达、华泰柏瑞、南方、汇添富、博时、招商、天弘、建信等9家基金公司上报科创综指ETF；富国、景顺长城、工银瑞信等3家基金公司上报科创综合价格ETF。自2020年9月首批科创50ETF成立起至今，科创板宽基ETF整体规模增长较快。截至2025年1月14日，市场上共有11只科创50及科创50增强ETF，规模共计1813亿元，其中华夏科创50ETF规模超918亿元；10只科创100及科创100增强ETF，规模共计251亿元，其中博时科创100指数ETF规模超73亿元；2只科创200ETF，规模共计5.6亿元。 (本文内容均为客观数据信息罗列，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此外，1月10日，华夏基金和国泰基金旗下自由现金流ETF获批，成为首批获批的自由现金流ETF。两只产品均于2024年12月16日上报，跟踪指数分别是国证自由现金流指数和富时中国A股自由现金流聚焦指数。债券相关ETF也迎来再扩容！易方达、华夏、南方、广发、博时、海富通、天弘、大成等8家基金公司发行的首批信用债ETF自获批以来便受到广泛关注，首批8只信用债ETF分别于1月7日在上交所和深交所集体上市发售，每家募集上限为30亿元，合计募集金额为240亿元。截至1月14日，南方、博时、海富通、易方达、大成、华夏基金等基金公司旗下基准做市信用债ETF均已陆续提前结募。目前，仅广发、天弘基金等基金公司旗下基准做市信用债ETF仍在招募中。当前全市场共有21只债券ETF，其中博时可转债ETF、富国政金债券ETF、海富通短融ETF规模均超300亿元。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全市场信用债类ETF仅3只，近四年来未成立过新的信用债类ETF，此次市场同批推出8只基准做市信用债ETF，将进一步丰富场内债券ETF产品线，为中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提供更多差异化的场内投资工具。

格隆汇01-15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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