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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万字讣闻：教宗方济各逝世，扭转教会保守风格，强调包容与对边缘群体的关怀，而非教义纯粹

对立的中国政府、穆斯林神职人员及分裂的基督教世界各派领袖的关系。尽管最初步履蹒跚，但他最终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应对已成为教会生存危机的神职人员性侵问题。他制定新规，追究高级宗教领袖（包括主教）若施以性侵或包庇者的责任。然而，许多倡导者仍然要求更高的透明度或民事通报义务。晚年，方济各因膝伤、肠道手术和呼吸疾病导致行动迟缓，先是使用拐杖，后改用轮椅，看似身体虚弱。然而这一印象并不准确。他仍然经常出访，聚焦于非洲被剥削和饱受战争蹂躏的地区，谴责现代殖民者，在南苏丹推动和平。他打破现状的固执，令自己树敌很多。他撤换梵蒂冈机构中的保守派，限制传统派钟爱的拉丁文弥撒，允许平信徒（包括女性）参与主教会议，允许神父为同性伴侣祝福，并明确表示跨性别者可以担任教父/教母，他们的孩子也可以接受洗礼。他也没有支持不要给予支持堕胎权天主教政治人物圣体的呼声，包括当时担任总统的拜登。拜登说方济各称他是“好教徒”。他和蔼的魅力与常带微笑的面容，掩盖了他的另一面。在梵蒂冈内部，方济各被视为意志坚定——反对者称其冷酷——的管理者形象。他推动教会财政透明化，彻底改革梵蒂冈官僚体系。意大利人在梵蒂冈的传统权力基本盘，对他那种依靠少数亲信（多为耶稣会士）和直觉的、刻意出人意料的治理方式感到不满。保守派天主教徒指责他淡化教义，始终不断发起抗议。这些潜在的不满时常爆发，几近中世纪式的分裂与异端争议浮出水面。但方济各也令许多自由派失望。他们原本希望他能推行进步政策。他对公开讨论持开放态度，为长期禁忌话题提供了空间，包括神父独身制、离婚后再婚者是否可领圣体，以及女性在教会中的更大角色。他开启了对这些议题的讨论，但往往对重大决策犹豫不前。 2022年，他在圣伯多禄大殿发表演讲时曾说：“我们常如彼得被锁在习惯的牢笼中。我们害怕改变，被习俗的枷锁束缚。” 一种新风格也许他教宗任期中最令人意外的，就是他竟然成为了教宗。 2013年3月，在本笃辞职后，教宗选举在教廷动荡、权力角力和财政丑闻中进行。本笃是近六百年来首位主动退位的教宗。枢机主教们当时寻求一位有强大管理能力的改革者，但很少人预见到，当时76岁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方济各，会如何将改革热情与亲民魅力结合，在整顿教会的同时推动变革。他在圣伯多禄广场阳台首次以教宗身份发表讲话时，以一句“Buona sera”（晚上好）打破常规，风格朴实自然。他还开玩笑说，枢机们履行职责选出教宗，“看来他们几乎走到了世界尽头找到了我。” 方济各不仅来自世界的另一端。受拉丁美洲民粹主义背景影响，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不同于他的前任。他是首位以亚西西的圣方济各之名命名的教宗。圣方济各是一位苦行修士，毕生奉献于虔诚与贫困者。根据传统，他曾接受上帝的启示，重建教会。方济各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他的谦逊风格。他在当选教宗期间入住的梵蒂冈旅馆亲自结账，出行乘坐简朴的福特福克斯，不住华丽的教宗公寓，而是选择梵蒂冈的招待所。在圣周，他在一家青少年监狱为一位年轻的穆斯林女性洗脚。年老体衰后，他也常提到自己的虚弱，呼吁为老年人争取尊严。他的谦逊令人动容。当被问及一位据称是同性恋的神父时，他回答说：“我是谁，何以能评断？” 这句话登上全球头条，标志着梵蒂冈内部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化。方济各在教会危机时刻接掌大权。在工业化国家，教会出席人数下降，神职人员性侵丑闻削弱信仰，人们要求女性拥有更大角色，神父人数严重短缺。而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尽管信仰仍在扩张，天主教也正面临来自新教福音派和五旬节派教会的激烈竞争。他很快试图让教会远离如堕胎和同性恋等分裂性话题，转而聚焦气候变化、贫困和移民等全球性问题。他的首次教宗出访是在意大利小岛兰佩杜萨，那里成为大批穿越地中海的非洲移民的登陆点。他的愿景在通谕《愿祢受赞颂》中充分体现。此文将天主教神学与环境保护和关怀边缘群体联系起来，同时谴责全球资本主义在剥削穷人方面的过度行为。他频繁访问阿拉伯世界，支持那里面临迫害的基督徒，努力与伊斯兰世界缓和关系。他不断造访“边缘地带”，这些被忽视的地方和人。 2019年，他曾跪下亲吻南苏丹政府与反对派领导人的鞋，恳请他们实现和平。2023年，尽管健康状况不佳，他仍前往首都朱巴，谴责他们缺乏进展。 “不要再流血，不要再冲突，不要再有暴力和相互指责谁该负责，”方济各在南苏丹总统府的花园中说道，“让战争的时代过去，让和平的时代到来！” 他多次谴责暴力行为。尽管起初在乌克兰战争中不愿表态站队，但之后他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然而，乌克兰官员担忧，他所称的梵蒂冈秘密“斡旋任务”旨在调解战争，却没有明确反对俄罗斯的占领，可能无意中帮助了敌人。方济各对梵蒂冈的高级神职人员态度尖锐。他曾将教廷层级比作“迟钝、官僚的海关”。他指责某些教会官员自我感觉“不可或缺”，并受到“八卦恐怖主义”的困扰。他对梵蒂冈领导人的圣诞讲话逐渐演变为直白犀利的训诫，批评教会深受“神职主义”拖累——即“孔雀神父”和“机场主教”自认为高人一等，只在方便时现身，已经与信众脱节。他认为神职主义是教会许多弊病的根源，包括神职人员性侵丑闻。一些有权势的保守派试图利用这些丑闻打击方济各，指控他包庇因性侵未成年人而被革职的美国红衣主教麦卡里克。这一指控最终被证明不实，但在性侵危机问题上，他确实经历了一段漫长且痛苦的学习过程。他最初呼吁采取行动，但成效甚微；当危机在他任内再次爆发时，他本能地站在主教一边，并公开质疑一些受害者，从而危及他“弱势群体捍卫者”的形象。他最终通过承认自身盲点并与受害者对话，重新稳住了立场。他并未像一些支持者所期望的那样，真正追究主教们的责任。但他实施了有实质性的改革，推动各国主教将保护儿童列为优先事项，并做出一项重要措施——下令彻查麦卡里克的晋升过程，最终将责任归于圣若望·保禄二世。在其他议题上，方济各的立场也时常令人难以捉摸。他反对同性婚姻，却呼吁神父对非传统家庭形式保持接纳态度，例如同性恋者、单亲家庭、未婚同居者等。他支持同性伴侣的民事结合，但又批准了禁止神父为他们祝福的决定——这一决定后来他表示后悔，并最终推翻。他称刑事定罪同性恋“并不公正”，但也支持梵蒂冈反对一项旨在扩大LGBTQ人群保护的意大利法案。当德国主教团在2023年以压倒性票数决定为同性伴侣祝福时，梵蒂冈在他批准下进行了压制。方济各的支持者认为，他的模糊与渐进策略，是为了达成一项更大、更持久的计划——建立一个更具协商精神的教会，将权力从罗马下放至地方主教和神父。在本笃去世、终结有两位在世教宗这一异常局面后，方济各的支持者本希望他能更加自由地施展手脚。他们期盼2023年和2024年的全球主教会议能带来大胆改变，当时议题包括女性执事授圣、神父独身制和允许神父结婚。但这一原本可能引发巨大震动的会议却以平淡收场。主教们呼吁赋予女性更多领导角色，但将其他重大问题留待日后讨论。事实上，方济各最持久的遗产，或许是他对教会神职体系的变革和枢机主教团的重构。这个机构曾长期由本笃和若望·保禄二世任命的保守派主导。在“人事即政策”的等级结构中，方济各的支持者希望他所提拔的神职人员——以及他们所选出的继任者——能继续走他所开辟的道路。意大利血统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里奥，于1936年12月17日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弗洛雷斯街区，父母为马里奥·贝尔戈里奥和雷吉娜·贝尔戈里奥，两人皆为意大利裔。他家前往阿根廷的过程，也成为贝尔戈里奥家族传说的一部分：他们原本订好了“玛法尔达公主”号轮船的三等舱，但由于拖延出售都灵的咖啡馆而错过启程。然而，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艘船在海上沉没。几个月后，他们乘坐“朱利奥·恺撒”号安全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豪尔赫是五个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现在仍有一位妹妹玛丽亚·埃琳娜·贝尔戈里奥在世。成长过程中，豪尔赫深受祖母罗莎·贝尔戈里奥的影响。她在意大利时曾加入天主教行动，这是20世纪20年代反对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入侵教会的运动。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促使全家离开意大利。在弗洛雷斯，罗莎教他讲意大利语，并带有家乡皮埃蒙特方言，还培养他对文学的热爱。他的父亲马里奥则为适应当地生活，坚持使用西班牙语。天主教信仰在贝尔戈里奥家庭中是持续的精神支柱。当母亲因妹妹出生时身体虚弱卧床，年仅12岁的豪尔赫被送入一所由慈幼会神父运营的学校。这些神父不仅培养了他对穷人的责任感，也让他意识到自身在改善世界中的责任。 “我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学会了去探寻事物的意义。”他回忆说。豪尔赫博学、聪明且虔诚，也打篮球，喜欢跳探戈。他在17岁生日还差六周时，正匆匆赶去和朋友见面，在弗洛雷斯街区时，他停在圣若瑟大教堂前。 “我感觉我必须进去——那种你内心感受到却又说不清楚的东西。”他回忆说。在教堂里，他说自己“感觉有人从内心抓住了我”，带他进入忏悔室。 “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必须成为神父。”他说。他经常讲述关于上帝慈悲的故事，描述耶稣通过“慈悲与拣选”（miserando atque eligendo）感召税吏马太的那一刻。他说，他也感到上主一直在等他，于是将这个拉丁短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那就是我。”他后来对耶稣会神父、好友斯帕达罗说——斯帕达罗曾发表过对教宗的长篇访谈。“那就是我的感受。” 但豪尔赫对家人隐藏了自己的志向。高中时他展现出理科天赋，母亲原希望他成为医生。他在一家化学实验室工作，也曾在探戈酒吧担任门卫赚零花钱。 1955年11月，高中毕业不久，他终于告诉父母自己要成为神父的决定。他母亲很不高兴，指责他误导了她。 “我没有骗你，妈妈。”他的妹妹玛丽亚·埃琳娜回忆起豪尔赫当时这样说，“我要去学的是灵魂的医学。” 旷野时期经过13年修行训练，豪尔赫·贝尔戈里奥于1969年被按立为耶稣会神父。耶稣会于1580年随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来到南美，这些殖民者在罗马默许下征服这片大陆。不过耶稣会抵制了一些最残酷的殖民暴行，为原住民建立了自主管理的保护区。未来的教宗传承了这种传统：亲近贫苦，尊重原住民，对欧洲扩张保持警惕，敢于抗拒，并对世俗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当贝尔戈里奥神父在36岁时接掌阿根廷耶稣会时，拉丁美洲和天主教会正陷入动荡。阿根廷正经历“肮脏战争”，残酷的军政府在全国杀害和拷打数千名反对者。拉丁美洲的教会也分裂严重，许多高级神职人员依旧紧贴权贵阶层，而不少耶稣会士则投身于“解放神学”，倡导教会为穷人争取社会变革。保守派教会领导人则将这种神学批评为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位批评者便是卡罗尔·沃伊蒂瓦——这位波兰的反共人士于1978年成为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并任命了一批对解放神学持敌对态度的保守派主教。贝尔戈里奥神父与阿根廷本地教会的主流观点一致，认为解放神学政治色彩过浓。后来他遭到指责，称他在担任阿根廷耶稣会领导期间，对两位被军政府绑架并折磨的神父未尽全力保护，这些指控后来遭到传记作者和其他人的质疑。他最终与其中一位神父和解，但另一位始终心怀怨恨。他在耶稣会的领导工作最终以争议告终。他曾吸引一批热情忠诚的神父追随者，但也结下不少敌人，部分原因是他被批评为专横独断。教会高层随后将他“流放”到德国，之后又被派往阿根廷科尔多瓦，这段时期他后来说是“一段深刻的内在危机时期”。在成为教宗后，方济各承认，自己担任耶稣会领导时的行政方式并不完美。“我独断和迅速的决策方式让我陷入严重困境，并被指责为极端保守。”他对斯帕达罗说，“但我从不是右派。” 不过，这段“流放”在1992年被打断。当时阿根廷教会一位高层出人意料地任命他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教区的辅理主教。六年后他成为总主教，重点投身贫民救助，召集一批神父专门在贫民窟传教服务。在2001至2002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中，他组织设立食堂，将分派到贫民窟的神父人数增加三倍，还建立了学校和戒毒中心，以应对国家服务的收缩。他将主教官邸改成神父宿舍，自己则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教区大楼一间简朴的房间内。每年复活节前，他都会探访囚犯、艾滋病人或老人，这一做法在他成为教宗后依然延续。他对世俗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怀疑日益加深，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怀疑。他认为，左翼意识形态把国家神化，而经济自由主义又让国家失去力量。2006年，在阿根廷独立日的传统天主教感恩祈祷仪式上，贝尔戈里奥总主教当时已是红衣主教，在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出席的情况下，含蓄地表达了批评。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也十分冷淡。正如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前新闻官费德里科·瓦尔斯向教宗传记作者艾弗赖说的那样，梵蒂冈“体现了一切他认为教会不应有的东西：奢华、铺张、虚伪、官僚。” 瓦尔斯说：“他讨厌去那里。” 超过75岁的主教退休年龄后，他预订了天主教神学院里一间简朴的房间，打算余生在那里祈祷和沉思，享受他钟爱的马黛茶。但本笃教宗在2013年2月11日宣布将辞职，改变了一切。这是自1415年格里高利十二世以来首位主动辞职的教宗。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飞往罗马，参与选举新教宗。他再也没有返回阿根廷。意外的教宗在2005年的秘密会议中，当时当选教宗的本笃胜出，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排在第二。他离开罗马时，几乎没有理由认为自己还有机会当上教宗。他甚至没有表现出对这个职位有兴趣。随着本笃辞职，媒体开始大量猜测谁会成为继任者，外界普遍认为红衣主教们可能会选出首位拉丁美洲教宗。考虑到年纪，贝尔戈里奥并不在热门名单上。但随着投票开始，一股支持他当选的力量逐渐形成。许多来自罗马以外的红衣主教对梵蒂冈的运作混乱和罗马教廷的傲慢深感不满。教廷的性侵丑闻应对不力，以及教廷银行正在酝酿的金融丑闻，都让他们对现状失望。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以强硬、高效的行政管理风格著称，并坚定主张将权力从梵蒂冈的官僚系统下放至全球主教手中。在秘密会议开始前，他发表了一场演讲，强调教会有责任走出安逸，走近身体和灵魂的边缘人群，这番话令许多红衣主教印象深刻。随着投票中他逐渐获得越来越多支持，有目击者回忆说，教宗职位的分量仿佛压到他身上。用了两天时间，在第五轮投票中，他获得超过三分之二所需的77票。当被问是否接受教宗职位时，他回答：“虽然我是个罪人，但我接受。” 巴西的胡梅斯红衣主教拥抱他说：“别忘了穷人！” 他确实没有忘记。在阿根廷时，“他的教宗任期与过去一脉相承，特别是对穷人的关注。” 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博洛尼亚下城贫民区工作的奥古斯托·赞皮尼神父在2015年对《纽约时报》说。“教会——那些选出他的人——想要变革。他们希望这次变革来自边缘。但也许他们没预料到的是，当一个人开始从最贫困者的视角看世界时，他会经历深刻的改变。” 2015年，他在一次与意大利记者的谈话中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如果不解决穷人的问题，我们就无法解决世界的问题。” 全球力量方济各迅速确立了自己作为全球影响力人物的地位。他促成美国与古巴的和解，梵蒂冈外交官也在促成结束哥伦比亚长期内战的和平协议中发挥了作用。在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最严重时，他将这场危机定义为道德问题，并不断为那些冒死前往欧洲的人发声。随着反移民情绪和民粹政治在欧洲和美国兴起，方济各似乎与时代氛围格格不入。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方济各暗示，特朗普“不是基督徒”，因为他倾向于“建墙而不是搭桥”。特朗普回应说：“一个宗教领袖质疑他人的信仰，这是一种耻辱。我以身为基督徒为傲。” 立场分歧由此加剧。方济各多次试图反对民族主义，坚定反对以种族、民族或主权为基础的诉求。他在2021年访问匈牙利时，似乎在批评总理欧尔班，后者常常将其反移民强硬立场包裹在“基督教价值观”名义下。但2023年他再次访问匈牙利时，欧尔班却高兴地宣称，这次访问是对他价值观的支持。方济各仍不断发声，但倾听的人却越来越少。梵蒂冈原宗座文化委员会主席拉瓦西红衣主教说，教宗有责任作为“全球良知”，“即使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努力”。他说，教宗依然拥有庞大的听众群体，“尽管世界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方济各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在40多次出访中不断接触身处边缘的信徒。他也努力与其他宗教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天主教徒是少数、面临迫害风险的地区，并多次与穆斯林领袖接触。 2017年，他在开罗出席了由逊尼派伊斯兰教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中心之一——艾资哈尔主持的会议，并与大伊玛目建立了牢固的跨宗教关系。 2021年，他不顾疫情和安全隐患，冒险访问伊拉克，寻求在穆斯林与日益减少的基督徒社群之间建立联系。他也为非基督教少数宗教群体的宗教权利发声，包括孟加拉国和缅甸的罗兴亚人，以及伊拉克的雅兹迪人。在约翰·保罗二世的基础上，方济各将“忏悔”演变为一种外交工具。在都柏林，他承认“爱尔兰教会中负责保护和教育年轻人的人员对他们施加虐待，造成了严重丑闻。” 他为教会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的沉默致歉，也为长期歧视和虐待罗姆人表示道歉。在加拿大，他向原住民社区就天主教学校中对其儿童的虐待和不当对待请求宽恕。 2019年从阿联酋返程的航班上，他首次承认神父和主教曾对修女进行性侵。在全球外交中，方济各有时也与独裁者打交道。 2018年，他与中国政府达成临时协议，结束了关于谁有权任命主教的长期争议。他首次获得中国政府对教宗权威的正式承认，但代价是承认七位此前被逐出教会、由政府任命的主教的合法地位。这一协议让教会进入了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在那里，新教徒的增长远超天主教。但批评者，包括一些曾受共产党政府迫害的主教，抨击该协议是“可耻的退让”和“危险的先例”。他的一些专制东道主也利用他的访问为自身议程和形象服务。但方济各和他的顾问表示，这些风险是值得的，目的是带来希望、寻求突破、修复创伤。教会内部改革方济各的真正遗产，也许不是体现在国际舞台上，而是他在教会内部所推动的改变。约翰·保罗二世和本笃十六世主张将权力集中在罗马。方济各则强调协作和去中心化。他将主教大会（即“世界主教会议”）从过去由罗马教廷主导的宣讲活动，变为拥有实际权力的主教之间的政策协商。对支持者来说，去中心化带来了他们数十年来渴望的变革希望。而对希望梵蒂冈保持控制的人来说，这是一场噩梦。在所谓的“礼仪战争”中——即关于信徒祷告方式的争议，尤其是在英语国家长期分裂自由派与保守派的问题上，方济各赋予地方主教自行翻译礼仪语言的权力。他通过人事任命巩固自己的愿景。他在梵蒂冈的主教部任命了自己的盟友取代保守派，该部门负责选择地方教会领导。他在选择主教时倾向于“牧者”而非“管理者”，倾向于“街头神父”而非“权力掮客”。他更喜欢与人民贴近的主教，而非靠近支持商业利益的天主教组织Opus Dei的主教。在红衣主教团中，方济各任命了超过半数具投票权的红衣主教（80岁以下），这些人将在未来选出他的继任者。他让红衣主教团变得不那么白人、不那么意大利、不那么代表罗马教廷。他减少对欧洲的依赖，称欧洲“老化”，也减少对美国传统培养主教的城市如费城的依赖。他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那些五旬节派和福音派迅速扩张的国家中任命红衣主教，这些地区成为天主教信仰和神职人员增长最重要的沃土，而欧洲的传统天主教中心却面临神职人员的流失。 “你们很重要。”2019年，他对莫桑比克的年轻天主教徒说，“你们不仅是莫桑比克的未来，也是教会和人类的未来。你们是现在。” 虽然推动去中心化，方济各也设立了由九位受信任的红衣主教组成的顾问团，这个团体权力巨大，甚至被赋予重写梵蒂冈宪章的权力。与过去三十年的教会领导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他试图重振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开放精神。他将召开会议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同一天封圣，后来也封圣了执行会议改革的教宗保禄六世。 2021年，在一次与意大利教理讲授人员的会面中，方济各表示：“你可以选择站在教会这边，也就是遵循大公会议，或者你不遵循会议，或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解读它，那你就不属于教会。” 方济各政治手腕灵活，擅长孤立对手。他没有让主张传统拉丁弥撒的礼仪部门保守派领导人萨拉红衣主教成为“烈士”，而是通过授权副手稀释其影响，之后在萨拉到达退休年龄时悄然接受了他的辞职。不到一年后，也就是2021年他接受结肠手术出院仅几天，方济各便推出对拉丁弥撒的全面限制。他指出，一些人利用传统弥撒破坏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改革，并在教会内部制造分裂。在关键职位上，他大刀阔斧。2017年7月，他拒绝延长教义部部长、保守派红衣主教穆勒的任期，等同于将其解职。他将原本反堕胎阵营的核心机构——“宗座生命科学院”并入一个新的教友、家庭与生命事务部，这个部门也反对死刑。2018年，死刑正式成为违背天主教教义的行为。同年，他在《欢喜与踊跃》这份宗座劝谕中，将对移民和穷人的关怀与反对堕胎置于同等地位。他表示，欢迎陌生人来到门前，是信仰的根本，“不是哪位教宗发明的概念，也不是一时的潮流。” 在教会遥远而资源匮乏地区神父日益短缺的关键问题上，方济各推动的协作式教会结构似乎也准备带来实际改变。他似乎愿意倾听部分主教要求允许按立已婚男子为神职人员的呼声。神父独身的传统在教会中延续了近1000年，虽然在东仪天主教神父以及改信天主教的已婚新教牧师中存在例外。历史上，教会初期的神父可以结婚。方济各曾考虑，是否可以按立品格无可挑剔的已婚男子成为神父，以服务偏远地区。“我们需要思考‘经考验之人’是否可能成为选项。”2017年，他对德国《时代周报》说，使用的是拉丁语短语“viri probati”。 2019年，他在梵蒂冈召开亚马孙地区主教峰会。主教们建议他允许按立（注，天主教术语，意思是“授予圣职”）已婚男子为神父。这个提议仅限于南美偏远地区，但若被采纳，将为全球范围内放宽神职人员婚姻限制树立先例。保守派反对者称这威胁到了神职传统，是方济各为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但“纯度”更低的教会而稀释信仰的又一迹象。即便是已退休、长期避免卷入教会内部意识形态纷争的本笃，也在2020年1月参与出版的一本书中发声，为神父独身制辩护。最终，方济各搁置了这一提议，令自由派支持者失望。穆勒红衣主教欢迎这一决定，认为这可能带来“缓解教会内部派系、意识形态固执与分裂倾向的和解效应”。反对声浪上升对方济各的抵制最初是默默的，随后开始抱怨，最终发展为公开猛烈的反对。他当选教宗不久，梵蒂冈驻外大使向他简报全球局势，建议他在任命美国的主教和红衣主教时尤其小心。 “我已经知道了，”教宗打断道，“反对我的人来自那里。” 几十年来，美国教会一直被文化战争议题所主导。梵蒂冈内部反对方济各的保守派领袖。是美国的雷蒙德·伯克红衣主教，这位教会法专家认为方济各的包容愿景削弱了教义，甚至暗示教宗异端，他制定的法律无效。方济各将伯克移出主教部，终止了他在美国主教人选任命中的作用。 2016年，伯克与其他几位红衣主教联名发表“疑问信”（dubia），要求教宗就似乎愿意允许离婚再婚者领圣体的立场做出澄清，认为这违反教会法律。方济各让他们愤怒的是，他根本没有回应。许多保守派反对者将本笃视为真正的道德权威。在世期间，本笃住在梵蒂冈城一座修道院中，离方济各住处不远，基本履行了不公开露面的承诺，尽管方济各一再撤销他的政策，并明显不喜他偏爱的“高教会”风格与传统主义。方济各政治手腕老练，常会穿白袍前去探访本笃，这种“和谐”关系后来被2019年电影《教宗的承继》中虚构演绎。这些纷争多在教会内部，但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为梵蒂冈的传统主义势力提供了另一个集结点。由美国和加拿大资金支持的大量保守派天主教新闻网、博客、电视台，持续削弱教宗威望。 2017年，教宗两位亲密盟友在一份经过梵蒂冈审查的期刊中撰文，指控美国天主教保守派与福音派基督徒结盟支持特朗普，称其为“仇恨联盟”。 2018年，方济各批评保守派天主教网络中充斥敌意。他说：“基督徒也可能被网络语言暴力所裹挟。” 他举例指出，一些天主教媒体发布的恶意诽谤文章，“人们借攻击他人来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 2019年9月，在前往莫桑比克的教宗专机上，方济各轻描淡写地承认自己面临美国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他说：“被美国人攻击，是一种荣誉。” 几天后返回罗马途中，有人问他是否担心美国保守派天主教徒持续反对会导致传统派与教会决裂。他说，教会历经无数分裂。 “我祈祷不要出现分裂，”他说，“但我并不害怕。” 性侵丑闻方济各当选，本被视为教会在性侵问题上焕发新气象的象征——这一问题严重破坏了教会声誉并导致信众流失。尽管本笃罢黜了数百名神父，但教会始终未解决是否、以及如何追责纵容或掩盖侵害的主教。 2014年，方济各成立了“保护未成年人宗座委员会”，由清理波士顿性侵丑闻、将此事带入国际视野的奥马利红衣主教担任主席。委员会成员中包含受害者，旨在追究主教对职权滥用的责任，但这一努力最终瓦解。 2016年，方济各发布宗座函《如慈母一般》，尝试运用现行教会法罢免失职主教，但批评者认为措施远远不够。委员会成员因改革进展缓慢而相继辞职。教宗本人对受害者的呼吁似乎也缺乏敏感度。随后，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的调查，揭露了成千上万受害者和数百名施害神父，以及华盛顿前总主教麦卡里克对成年修士和未成年人的掠夺行为。 2018年1月，方济各在访智利时对一名记者关于他2015年任命、被指掩盖性侵神父的胡安·巴罗斯主教的提问，回应说“这些指控全是中伤”。回程途中他再次表示，“没有证据”，坚称主教是诽谤受害者。 “我也相信他是无辜的。”他补充道。教会内部也迅速掀起强烈反弹。奥马利红衣主教与他划清界限，称教宗的言论“令幸存者极为痛心”。在公众压力和内部失望下，方济各反转立场，承认错误并迅速行动。他派遣梵蒂冈性侵首席调查官前往智利，重启原本陷入瘫痪的委员会。他在致智利主教的一封长信中写道：“我在处理性侵案件中犯下了严重错误。”随后他开始接受智利主教的辞呈，包括巴罗斯主教，并与曾被他称为“中伤者”的受害人建立了联系。但教会内部的敌人试图以此打击他。 2018年8月，曾任教廷驻美大使的维加诺总主教发表了一封爆炸性“控诉信”，要求方济各辞职，指责他包庇麦卡里克。他说，教宗是“沉默共谋”的一员，纵容梵蒂冈内的“同性恋势力”。方济各否认。 “关于麦卡里克我一无所知，”他在访谈中说，“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019年2月，他召集全球主教在罗马召开史无前例的未成年人保护会议，表明教廷终于将性侵问题作为全球危机看待，而非某一国家或文化的失误。他发布教会对这一危机最全面的回应性文件，成为梵蒂冈责任的核心文献。文件要求全球教会官员向上级报告性侵及其掩盖行为。梵蒂冈称这是要将主教问责写入教会法，并统一各国对性侵指控的反应。而在一些主教否认性侵存在的教区，甚至根本没有处理流程。然而，这一指令直到2023年才被永久保留，且并未要求教会必须向警方和检方报告，这让许多受害者及倡导者愤怒。梵蒂冈官员则认为，在一些地区，这样的义务可能导致受害者遭到排斥或神父被迫害。新的开放态度方济各带给教会最激进的变化，也许正是最简单的：愿意提出问题供讨论，为深远变革播下种子。他在2018年提到“倾听使徒职”：先倾听，再表达。他曾对斯帕达罗神父说：“反对会开辟道路。我喜欢反对。” 他的前任对异议就不那么宽容。庇护十世清洗了采纳现代主义圣经研究方法的神学家；约翰·保罗二世将神学分歧视为亵渎异端，与教义事务负责人拉青格（后来的本笃）联手封杀持不同见解的神学家。本笃任教宗后还下令撤换《美国》耶稣会期刊的主编，仅因刊登内容不合保守正统。方济各未压制异见，相信“辨明”的过程，即在付诸实行前，耐心权衡各种观点和提议。 “领导者不能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在2018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他们需要说服。” 他的亲密盟友们认为这种缓慢稳妥的方法奏效。 “这十年很密集。”教廷国务卿帕罗林红衣主教在教宗当选周年时说。改革根深蒂固、抗拒变革的罗马官僚体系，“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 尽管一些最坚定的支持者担心，他对辩论与分辨的热爱导致整个教宗任期空谈多于实干，但他确实推行了实质性变革，如扩大教会法中对性侵受害者的定义，以及貌似只是官僚调整的权力下放与在美国提拔自由派神职人员等，都有望引发更大改变。 2023年10月，他首次让女性和平信徒拥有投票权的世界主教会议，为女性在教会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积蓄动力，并至少触及了如神父独身与婚姻地位等敏感议题，尽管尚未做出政策调整。几周后，他发布相当于教宗行政命令的文件，允许神父为同性伴侣祝福。对许多自由派人士来说，这一动力已停滞，承诺的进展并未实现。但在很多方面，方济各愿意讨论曾经的禁忌话题，本身就已经是突破。如果说教宗任期之初，支持者曾预期出现“方济各效应”，会吸引更多信徒回归教会，那么到后来，他们更现实地认为，他至少打开了曾被紧闭数十年的教会大门。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11小时前

资金冻结、免税将失、取消招生资格…哈佛大学将如何应对特朗普政府重压

年前，美国国税局曾以歧视为由取消了一所基督教大学的免税资格。消息人士称，预计很快就会做出是否取消哈佛大学免税资格的最终决定。哈佛大学532亿美元的捐赠基金可能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领域。共和党众议员Mike Lawler最近提出的一项立法，将把捐赠基金收入的税率从1.4%提高到10%。 Mankiw表示：“如果这项税收政策实施，那就意味着学校将不得不削减某些方面的开支。”他说：“我们的工作是教学和研究。问题就变成了：减少研究或减少教学，对社会来说哪个更好呢？这所学校将面临很多艰难的抉择。”

金融界04-17 15:15

下周重磅事件及指标影响前瞻(2月24日至3月1日)

动也可能给经济带来不确定性。德国执政党基督教**联盟主席此前宣布，不会作为基民盟总理候选人参加2021年联邦议院选举，并将辞去基民盟主席一职。分析人士认为，基民盟主席辞职打破了默克尔的交接设想，给德国政坛带来变数。时段内，投资者还要关注英国零售销售差值的数据表现。目前市场对英国经济表现表达出相对乐观的观点。进一步的财政刺激料将提振经济，这将帮助英镑走高。去年12月英国大选以来，英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数据都在改善，英国也将采取更多的财政扩张手段，这将推动英国经济增长。纽约时段，投资者重点关注美国的一系列经济数据表现。其中包括美国12月房价指数，另外还有市场更为关注的美国2月咨商会消费信心指数。目前市场对美国经济未来前景的信心仍然十分充足。美国人对自己的财务状况和经济的乐观程度很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近期市场上热议的公共卫生事件，随着这一事件不断在世界扩散开来，很可能会打击未来几个月的美国人的消费者信心。另外2020年将开始的总统大选也没有影响投资者对美国经济信心的看法。的确，在强劲的就业增长和还不错的工资增长的推动之下，美国人的消费者信心仍然很高。晚间投资者也不能忽视API原油库存数据，该数据也是EIA库存数据的先行指标。 2月26日周三关键词：美国新屋销售，EIA原油库存 2月26日亚洲时段，投资者稍加留意英国数据即可。然后重点关注中国市场的表现。欧洲时段，市场上经济数据较为稀少，投资者稍加留意法国数据，瑞士数据即可。市场的走势更加倾向于技术给出的方向。纽约时段，投资者关注美国的新屋销售数据即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谈及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指出，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正面临着紧缩的形势，主要是由于美国人的购买力不足。他谈到，社区再投资法案需要做到与时俱进，这也是美联储的目标之一。他指出，不确定性的减少意味着，投资将可取得增长。接着，交易原油的投资者也要密切关注EIA原油库存报告对油价短线走势带来的影响。市场依然预计美国原油库存仍以季节性甚至超季节性累库为主，供大于求的矛盾难以通过短期现实进行缓解。未来油价出现反弹的核心因素在于亚洲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进展以及OPEC进一步减产的预期能否兑现。 2月27日周四关键词：新西兰贸易帐，欧洲经济景气指数、美国四季度PCE物价指数，美国四季度GDP，美国耐用品订单 2月27日亚洲时段，交易纽元的投资者密切关注新西兰数据的表现。当前新西兰经济前景也不容乐观。新西兰总理Jacinda Ardern上周就表示，由于亚洲公共卫生安全的经济影响，预计该国今年GDP增长将放缓至2-2.5%左右，这一新的预期是新西兰财政部作出的，此前的预测为2.2-2.8%。财政部预计亚洲的公共卫生安全对经济的影响将在今年上半年被看到，但下半年情况将恢复正常。稍后，投资者重点还是关注中国市场，中国市场的市场情绪也会影响欧洲市场情绪甚至晚间美国市场的表现。欧洲时段，投资者重点关注欧元区经济景气指数，以及欧元区消费信心指数两项数据。目前市场仍然对欧洲经济前景抱有相对悲观的观点。欧洲企业正艰难应对需求近乎停滞和未来前景黯淡的不利因素，而欧元区经济目前并无改善的迹象，新订单的增长仍处于停滞状态，新增就业机会降至5年多来的最低水平。随着欧洲央行货币宽松政策操作空间的进一步缩小以及英国脱欧、贸易局势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欧元区经济将面临持续挑战。有分析就指出，欧元区国家可能重蹈日本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通缩覆辙。欧元区国家人口老龄化加剧，金融机构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能力不足。与日本不同的是，欧元区尚未经历全面通缩，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欧元区国家的财政状况会显著恶化，可能伴随经济极端下行风险。面对诸多经济下行风险，市场普遍预期欧洲央行未来将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继续通过庞大的债券购买计划刺激通胀和经济增长。纽约时段，市场迎来本周市场密切关注的焦点数据，美国四季度GDP的表现。两项重要的美国数据。美国第一季度核心PCE物价指数以及美国第一季度实际GDP季率终值。虽然美国向全球发起了贸易战，但美国经济似乎并没有受到贸易战因素影响，美国经济依然十分强劲，目前市场对经济前景普遍有着良好预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就对美国经济表达出乐观的观点，其他多位美联储票委的措辞也对美国经济充满信心。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表示，美国经济状况良好，能够抵御任何风暴。费城联储主席哈克称，美联储应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利率不变。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称他认为经济“非常、非常好”，幷预计今年通胀将回升向接近2%的水准。如果本次美国一系列数据确实表现不错，那么美元将会受到支撑。 2月28日周五关键词：法国CPI，德国就业数据，美国1月PCE，加拿大12月GDP，钻井平台 2月28日亚洲时段，投资者稍加留意下英国的消费信心数据、然后留意日本的东京CPI和失业率，不过这几项数据对市场的影响可能较为有限。接着，投资者留意澳大利亚的数据，然后重点就是关注中国市场的情况了。欧洲时段，投资者重点关注德国的就业数据。相关数据显示，德国就业人口已经连续14年保持增长，外来劳动力输入以及德国本土参与就业人口不断增加，对冲了老龄化给就业形势带来的压力。尽管2019年德国就业形势不错，但鉴于2020年德国经济仍将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劳动力市场恐将面临更大挑战。分析指出，德国不少企业盈利前景堪忧，面临较大裁员压力，这将给就业形势增添新的压力，物流、制造业、贸易企业等行业压力尤其明显。纽约时段，投资者密切关注美国一系列经济数据的表现。其中重点关注美联储密切关注的1月PCE物价指数数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经常警告称，低于目标的通胀预期会自我实现，从而打压预期并拉低实际价格上涨。他说，美联储预计未来几个月通胀率将升至接近2%的水平，因为从2019年初开始的异常低的通胀率不属于12个月的计算范围。加拿大的12月GDP也是交易加元的投资者所必须关注的指标。近期加拿大央行官员们就表达了对经济放缓程度超过预期的担忧，他们表示，担心全球经济疲软可能正蔓延至家庭，对国内支出的影响超过预期。尽管指出**、恶劣天气和库存调整等特殊因素也发挥了作用，但加拿大央行官员承认，数据疲弱可能是全球经济疲弱对加拿大的影响大于此前预期，以及其他令消费者更加谨慎的因素。最后，交易原油的投资者还需要留意每周公布的贝克休斯钻井平台数据，这项数据会影响中期油价的走向。 2月29日-3月1日周六和周日：中国官方制造业PMI 周六，投资者稍加留意下中国官方公布的12月份制造业PMI数据。如果这份数据再度超出预期，那么将会对澳元带来一些支撑。【来源：汇通网】

老虎证券04-17 09:09

万字长文回顾：马云和他的阿里帝国

教师。在学校教课之余，马云还去杭州市基督教青年会的夜校兼职教英语。在那里，马云认识了很多学生，其中不少日后成为马云的首批创业伙伴或者客户。 1994年，30岁的马云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创业，他成立了杭州海博翻译社。这家翻译社是杭州第一家专业的翻译社，初始成员除了马云以外，就是马云学校的退休老师和夜校的学生。由于刚开始没有名气，翻译社的收入，连房租都付不起，更别说工资了。马云只好带着夜校学生们去义乌小商品市场批发商品拿回杭州卖。那段时间，马云卖过鲜花、礼品、袜子、内衣，还有医疗器械，勉强维持着翻译社的生计。 1995年，马云有了一次去美国的机会。当时，杭州桐庐县政府和一家美国公司有一个合作项目，美方没有按照合同付款，需要一个懂外语的人去交涉。由于马云在杭州翻译界小有名气，桐庐县找到了他，给他安了一个“商务代表”的头衔，委托他去美国谈判。马云到了美国后才发现，那家公司是个骗子公司，不仅不想付款，还想拉着马云继续去骗政府的钱。马云没有同意。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各种报道里被无数次地演绎。有的说，马云受到美国黑帮的追杀；有的说，马云被软禁在别墅里，被人持枪威胁；最神奇的一种传说是：马云逃脱以后，浑身上下只剩下25美分，走投无路之下在机场的“老虎机”上玩一美分一把的赌局，在输掉了24美分以后，最后1美分中了600美元的大奖。总而言之，各种讲述都非常离奇。根据马云的多年助理陈伟的表述：马云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终于逃出魔掌…… “这帮人太坏了！”马云披着毯子缩在沙发里，很多次重复着这句话。可以感觉到，一些不堪回首的细节，恐怕马云永远不想再提起。逃出魔掌后，马云去了西雅图。他到这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一个绝大多数中国人从未听过的东西：互联网。马云在杭州有个朋友比尔是美国外教，他的女婿斯图尔特在西雅图VBN公司工作，马云通过比尔找到了他的公司。根据马云日后在央视《人物》栏目的讲述，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斯图尔特向马云介绍说，这就是电脑，这就是internet，你搜什么东西，一搜就出来了，你可以试试。马云说，我不敢碰，这东西太贵了，碰坏了不得了。斯图尔特说，又不是炸弹，不会爆炸的，你尽管碰没事。于是，马云小心翼翼地在雅虎的搜索栏输入了四个字母：BEER（啤酒）。搜索结果出来了，马云看到了世界各地的啤酒。但是没有中国的。他输入“中国啤酒”，但是返回的是“No data”（没有数据）。马云问斯图尔特，能不能给我的翻译公司做一个网页放在上面？斯图尔特说没问题。于是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网页，上面只有一段海博翻译社的简介和一个邮件地址。然后马云就逛街去了。 2个多小时候，朋友告诉他，有人发邮件给你了。马云欣喜地回到住地，打开邮箱一看，有来自美国、德国、日本的5封邮件。其中一封说，这是我在网上发现的第一家来自中国的公司，你们在哪，我想跟你们做一笔生意。这就是马云第一接触互联网的经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几天以后，马云回国，他的行李箱里多了一样最贵重的东西：一台486电脑。图/图虫 3 回到杭州当天，来不及休息，马云就给自己的朋友和学生打电话，说是有重要事情相商。那天晚上，24个人挤在马云家里，听他讲述“美国奇遇记”和他的互联网启发之旅。他告诉朋友们，自己想成立一家互联网公司，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大家一连问了马云5个问题，他一个都答不上来。所有人一起摇头叹息，说这样不行的。马云让大家投票表决，其中23个人投了否决票。只有一个叫宋卫星的人说可以试试，不行再回来呗。见大家都反对，马云也陷入矛盾之中。这一次创业和翻译社完全不同。翻译社还只是兼职做一下，而这次要做的话，必须全力投入，大学老师的工作就得辞掉了。在那个年代，大学老师的工作是含金量非常高的金饭碗，要放弃，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马云纠结了很久，始终无法下定决心。有一天下班时，马云遇到了买菜回家的系主任。系主任骑着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两把菜。他可能也听说了马云想辞职的事情，就叫住马云，语重心长地劝他不要辞职，好好工作。结果，系主任的劝说反而起了反作用。马云看着系主任的样子，突然想到：他现在的样子，不就是我的未来吗？想起以后一辈子要过这样的日子，马云不寒而栗，回头就迅速辞职了。 1995年4月，马云夫妇，加上电子工学院的同事何一兵，在杭州文二路租下一间12平米的房子，成立了一家名为“中国黄页”的公司。他找了斯图尔特合作，斯图尔特说，合作可以，我帮你搞定技术，需要预付20万美元定金。 20万美元，对于那时的马云来说，把房子卖掉都出不起。他好说歹说，并且在比尔的担保之下，斯图尔特才同意不用定金就先帮他做网站。 1995年7月，中国黄页网站上线了，这是互联网上最早的中国网站之一。当月，他们就接了一个业务，帮浙江省外宣部做“金鸽工程”，宣扬浙江经济文化成就。这个网页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还有美国参议员专门发信，祝贺中国政府部门首次上网。不过，尽管有“金鸽”的背书，中国黄页网站却没有多少企业进驻。那时的中国人，还不知道互联网对他们有什么用。马云印了一张“营销总监”的名片，四处推销，但是他所到之处，人们无不把他当成骗子。最后，马云只好用了一招：“兔子先吃窝边草”，从亲戚朋友下手。他发动自己之前的学生，请大家一定要帮忙。一个叫周岚的夜校学生，在望湖宾馆当大堂经理，帮马云牵线做了一单业务，把望湖宾馆放到中国黄页上。恰好当年在北京举办第4届妇女大会，很多外国与会者顺便到杭州玩，都跑到望湖宾馆来住，因为这是当时网上搜杭州宾馆唯一能搜到的。结果，望湖宾馆3个月的营业额就超过了上一年。顺便说一下，后来周岚成为马云的秘书，一路做到阿里巴巴事务部总监、跨境B2C事业部副总经理、澳大利亚新西兰公司董事总经理等职。就这样，马云通过自己的学生和朋友，又做了律师事务所、电视机厂等业务。此后多年，他都一直信奉“兔子先吃窝边草”的原则。他认为，你做得东西要有价值，才敢推荐给亲戚朋友。如果连亲戚朋友都觉得没有价值，那肯定做不起来。但是，仅靠自己的学生，显然是杯水车薪。马云也想了很多其他办法。后来，马云到北京去找关系，到各个部委去推销他的理念，还四处拜访媒体，希望能够打出知名度，可是却没有多少收获。他的老乡樊馨蔓做的一期名为《书生马云》的节目，记录下了马云这段时间的艰辛。在片子里，马云去某国家机关联系业务，当时的他看起来还很稚嫩，说话怯生生的，完全不像现在这样底气十足。樊馨蔓评价说：“（马云）看起来像是一个坏人，虽然言语滔滔不绝，但是表情却鬼鬼祟祟，人家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可想而知，马云到处吃闭门羹。片子忠实记录了他被各部门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的失落和无奈。晚上回去的公共汽车上，马云头靠在窗玻璃上，看着外面的玻璃，喃喃地说：“再过几年，北京就不会这么对我；再过几年，你们都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在北京也不会这么落魄。” 在几个月的耽搁之下，属于马云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了，马云发现，北京市场上互联网公司已经风起云涌，不再有中国黄页的生存空间了。而更大的竞争压力来自家乡。 1996年，杭州电信也推出了中国黄页，和马云形成了直接竞争关系。电信的中国黄页名字为ChinesePages，和马云的ChinaPages非常相像，而对方的注册资本是3个亿，而马云的是2万元，实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为了能活下去，马云只好把中国黄页和杭州电信下属公司合并。电信出资140万元，占股70%，占5个董事会席位；中国黄页作价60万元，占股30%，占2个董事会席位。很快马云就尝到合作的苦果。他和杭州电信的理念完全不合，凡是他提出的发展建议，全部被董事会否决。不过，马云创立中国黄页，也不是全无所获。 1996年初，中国黄页找来了第一个技术人员，中山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李琪。后来，李琪一手搭建了中国黄页新的网页，使公司从美国外包公司的高成本中解脱出来。 1996年4月，在一家小广告公司工作的孙彤宇，在马云的忽悠下，从乙方跳槽到甲方，加入了中国黄页，不久还把自己在大学教书的女友也给拉进来了。他的女友，名叫彭蕾。在这段时间加入中国黄页的，还有蒋芳、盛一飞、韩敏、楼文胜、吴咏铭等。中国黄页期间的马云与同事多年以后，李琪成为阿里巴巴首席运营官，孙彤宇成为淘宝的创始人和总裁，彭蕾成为蚂蚁金服董事长和阿里资深副总裁，蒋芳成为阿里首席人才官，吴咏铭成为阿里健康董事会主席和一淘网总裁…… 1997年11月，中国黄页的30多人团队在桐庐红灯笼度假村玩。当晚，马云突然宣布，自己将离开中国黄页，前往北京工作。他问谁愿意跟他去北京。最后，愿意和他同行的有6个人（另一种说法是8个）。马云把自己占有的21%股份半卖半送给留下来的成员，然后带着队伍北上了。马云上京，是在外经贸部一位名叫王建国的朋友牵线之下，受邀担任外经贸部下属的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下面简称EDI）总经理，负责搭建外经贸部官网和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马云团队在潘家园租了房子，白天上班，晚上还组织大家学英语。整个团队非常拼命，很快就把网站给搭建起来了。马云后来还参与创建了商务部国富通公司并任总经理。在外经贸部期间，马云广结善缘，不仅认识了很多政府部门的人员，还和雅虎的杨致远、搜狐张朝阳等人成为了好友。马云和团队都以为这回总该稳定了。张英和彭蕾甚至把家具都搬到了北京，准备长期扎根。马云和张英的孩子也带到北京上学。但是，马云再次感受到了同样的压抑。在政府部门，什么事情都要领导说了算。马云依据自己对市场的理解提出建网站的方案，领导却提出另一套方案，而马云却不得不硬着头皮按照领导的意图去做。同时，当时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已经开始飞速的发展，马云觉得中国的电子商务时代即将到来，而他在外经贸部却无法抓住这个机遇，实现自己的梦想。终于有一天，晚上，马云再次召集团队，宣布他想回杭州。他告诉团队成员，自己已经帮他们铺好了三条路：第一条，是去雅虎工作，只要他推荐，一定没问题。第二条，去搜狐，也一定可以去，工资还不低。第三条，就是跟他回杭州，工资只有500块，在马云家办公，必须在走路5分钟范围内租房子，工作会非常累。马云说，你们不必着急回答，好好考虑一下，三天以后再回复我吧。团队成员心情沉重地走出去，没到三分钟，他们就回来说：我们还是跟你回家吧。所有人都选择了跟马云回杭州。离开北京前，马云和团队去了一次长城，留下了这张著名的照片。马云与团队在长城根据马云日后在杨澜访谈录的回忆，当天的情景和演电影一模一样：在长城上，秋风很烈，天气很冷。有一个人激动地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放弃？我们一路从杭州打到北京，经历了这么多艰难困苦，好不容易走过来了，又要从头开始？马云也很动情，大声说：我们回去，从头开始，从零开始，建一个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后悔的公司。 4 1999年大年初五，杭州湖畔花园小区，18个人坐满了一屋子，这是阿里巴巴的第一次全员大会，马云激情澎湃地讲了2个小时，并且专门请了摄影师全程录像。这就是传说中的“18罗汉大会”，它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最著名的场景之一。在这次会议上，阿里巴巴的愿景和使命已经有了雏形。此后很多年，阿里基本上是按照马云会上讲的路在走。马云确定公司的愿景是活80年（后来改为102年），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服务对象是中小企业，公司一开始就要国际化，与美国硅谷竞争。尽管马云讲得手舞足蹈，但听的人一个个都神情肃穆。据蒋芳、彭蕾等人的事后回忆，反正也听不懂他说啥，但是看他讲得这么有激情，又不好意思打断。马云还规定了公司的奋斗文化。他说，如果你想的是早上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那就不用在这干了……未来3到5年，我们付出的代价将是非常惨重的，只有这样惨重的代价，才会引导我们走向成功。马云给阿里巴巴设定了一个小目标：2002年上市。大家一起凑了50万，就这样开始了新的创业之路。这群人，全都没有背景，没有家底，也都不是什么名校毕业（唯一一个海归是美国普渡大学硕士毕业的雷文超，但是他很快离开了公司），用马云后来的话说：“都是没有人要的”。但很快，马云迎来了一位超级大牛。 5月份，一位名叫蔡崇信的人，来湖畔花园找马云。蔡崇信是来帮朋友谈收购事宜的。当他西装革履地来到湖畔花园时，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 “楼梯又窄又旧，十来双鞋子就摆在房门前。公寓里散发着难闻的味道。我当时还穿着正装。那时正是5月，闷热潮湿。” 蔡崇信出生于台湾，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一家全球知名投资公司工作，当时的年薪70万美元（当时约合人民币580万）。来见马云时，他的家庭即将迎来第一个小孩。如此背景的蔡崇信，在和马云谈了一次之后，居然产生了强烈的要加入这个团队的冲动。他回到美国和太太吴明华说了自己的想法。吴明华觉得他疯了，并说，如果我同意的话，那我也疯了。但是蔡崇信铁了心想来。吴明华发现，如果不同意的话，蔡崇信可能会恨她一辈子，只好陪着他专程来杭州考察马云，看看是否值得蔡崇信托付终身。马云带着蔡崇信夫妇游西湖，船到湖中，蔡崇信突然提出，我要加入阿里巴巴。马云吓了一跳，差点掉进湖里。他说，我只能出得起500块钱一个月。蔡崇信还是很坚定，吴明华也在旁边帮腔。马云当然是求之不得，于是，中国当代企业发展史上最经典的一对搭档就此组成了。此后，他们将亲密无间地合作很多年，共同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蔡崇信被称为“马云成功背后的那个男人”，而他自己，也因为加入阿里，坐拥百亿美元财产，成为加拿大第二大富翁（蔡拿了加拿大国籍）。 5 初生的阿里巴巴迅速发展，很快就碰到了所有初创公司最大的难题：资金缺乏。马云和蔡崇信四处找投资，却处处碰壁。他们找了38家公司，全部被拒绝。后来，马云多次讲到这段历程，但他的说法是：我们一连拒绝了38家投资公司. 阿里巴巴连员工每个月500块的工资都快发不出了，公司破产在即。 1999年8月，蔡崇信找到在高盛工作的老友林夏如。林夏如当时是高盛私募部门亚洲区主管，正好也在寻找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机会。听了蔡崇信的介绍，林夏如很感兴趣，觉得是个很好的投资机会。和蔡崇信一样在湖畔花园闻过满屋子的脚臭味以后，林夏如也是被马云和团队的激情所打动。10月，高盛和阿里达成协议，5家机构共计投资阿里500万美元，占股50%。其中高盛出资额为330万。 5年以后，高盛以2200万美元退出，这7倍的收益率，不可谓不高，但却是高盛历史上痛失的最大投资机会，因为这些股权日后将价值千亿美元。而运气就是这么奇妙。当马云不再需要钱的时候，钱却又来找他了。高盛的钱进来才两天，一位朋友介绍马云去见一个投资人。由于马云手里已经握了500万美元，所以他完全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也不穿西装，也没有商业计划书，就空着手去了。那个头发稀少，个头不高的日本投资人，才听了6分钟，就打断马云，说，我要投资。此人就是软银的孙正义。孙正义不久，马云和蔡崇信飞到日本和孙正义谈定了细节：软银投资3000万美元，占股30%（仅仅一个月，阿里的估值就上涨了10倍）。不过，回到杭州和团队一通报，大家都炸了锅，说不行，股权分出去太多了。马云也回过神来觉得不对，于是给孙正义的助理打电话，说要改为2000万美元，助手不同意，很生气地说都谈好了怎么能改呢。马云就给孙正义发邮件说：“如果没有缘分合作，以后还会是好朋友。”孙正义几分钟后就回复了：“谢谢你给我一个商业机会，我们会一起创造奇迹的。” 于是，在“十八罗汉会议”仅仅10个月以后，马云手里拥有了2500万美元。有钱以后，马云马上就膨胀起来。他在香港租了很气派的办公楼，把阿里巴巴总部从杭州搬过去，自己也搬到香港办公。还在美国建立服务器基地和技术总部，在英国、韩国、日本、澳洲设立办事处，并且全球招聘精英人才。 2000年，马云在全世界各地推广阿里巴巴，他在BBC、哈佛、MIT、沃顿、世界经济论坛、亚洲商业协会等地方四处演讲，并被《商业周刊》、《经济学人》等国际著名杂志报道，甚至还成为了《福布斯》封面人物。在国内，马云办起了“西湖论剑”，以地主身份邀请金庸和张朝阳、王志东、丁磊等共论互联网未来，俨然成为国内互联网行业的盟主。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一时风头无二。但也正是此时，阿里巴巴已经陷入了非常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 2000年，互联网泡沫已经破裂，全球互联网行业进入寒冬，投资人也捂紧了钱袋子。而阿里巴巴虽然用户数增长很快，但是没有找到好的变现模式，迟迟不能盈利。在公司内部，由于摊子铺得太大，成本居高不下，每个月要烧掉一百多万美元。内部管理也是一团糟，据马云讲述：“50个聪明人在一起，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而那时候，马云从哈佛、斯坦佛、沃顿等学校招了大批精英人才，每次开会吵成一团，马云也不知道听谁的好。职业经理人与创始成员之间、外国雇员与本国雇员之间，矛盾重重，离职潮此起彼伏。 “西湖论剑”仅仅10天以后，马云宣布，阿里巴巴进入紧急状态，他告诉公司员工：未来半年将会非常严峻，要随时做好加班准备。全体准备过冬，跪着也要活下去。到年底，2500万融资已经烧掉了一大半，公司账上只剩700万美元，半年内找不到新的出路，阿里巴巴就要完蛋了。马云终于痛下决心，做了几个决定：一是大量裁撤海外基地，全面回归中国；二是把总部由香港撤回杭州；三是全球大裁员。其中第三个决定是最难的。因为马云天生喜欢人多热闹，也比较重感情，从来都不愿意裁员。但是公司到了生死存亡之际，由不得他感情用事了。马云引入了在通用电气工作了16年的关明生到阿里当COO，帮助变革。大量的精英人才被裁掉，马云也从此完成了一个感情用事的人到一个冷酷无情的企业家的蜕变。经过这些改变，阿里巴巴每个月的运营成本降到了50万美元左右，公司赢得了14个月的生存时间。马云把这段经历比作“长征”。他说，变革完成，等于我们已经爬完雪山，过完草地，到达了延安。接下来，要做三件事：开展整风运动、建立抗日军政大学、南泥湾垦荒。所谓整风运动，就是统一目标、使命和价值观；建立抗大，就是培养得力的干部；南泥湾垦荒，就是自食其力，不依赖他人。在这三招的帮助下，阿里巴巴渐渐有了起色。到2001年底，在阿里做生意的企业用户超过了百万，公司也实现了盈亏平衡。阿里终于活下来了。图/图虫 6 2003年4月，入职阿里巴巴不到一年的小女孩叶枫，突然被叫到马云办公室。叶枫进来一看，马云、蔡崇信、关明生、彭蕾等一干大佬都在，吓了一大跳。马云对她说：现在有一个秘密任务交给你，需要你离开这家公司，到另外的地方去做。你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哪怕父母家人、男朋友都不行。你愿不愿意？叶枫说愿意。于是马云交给她一份厚厚的合同，让她签字。合同全是英文的，叶枫看都没看，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签上自己的名字。和她同样经历的，有6个人，领头的是中国黄页时期就追随马云，当时已经当到阿里巴巴投资部总经理的孙彤宇。他们搬出了办公区，回到阿里巴巴的创业圣地：湖畔花园。开始夜以继日地做那项秘密任务。 5月10日，这个项目成功上线了，叶枫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淘宝”。马云和团队6个人，每人从家里找4件东西上去卖，总共28件物品，互相买，完成了第一批交易。马云翻箱倒柜凑不出4件东西，最后把自己戴的手表都放上去了。淘宝连上互联网的那一刻，马云没有在现场观看，他在自己家里，端着酒杯，向空中遥祝：保佑淘宝一路顺风。 6月份，阿里巴巴一位员工在公司内网上发了一篇文章，说有一家非常厉害的公司可能成为阿里的竞争对手，提醒公司高层注意。那篇帖子得到了很多跟帖，每个人看了竞争对手的网站，心情都非常沉重。曾经有很多公司都声称过是阿里的竞争对手，阿里从来没有放在眼里，但是这一次，大家首次感到了害怕。直到一个多月以后，马云才向全员公布，这个名叫“淘宝网”的竞争对手，是自己公司的秘密产品。所有人都欢呼雀跃，长出了一口气。与阿里巴巴做的B2B（商家对商家）不同，淘宝的定位是C2C（个人对个人）。之所以这么神秘，是因为C2C领域有一头巨大的鲨鱼虎视眈眈——美国零售网站巨头eBay，已经占领了中国90%的互联网C2C市场。马云不想让淘宝在没有站稳脚跟之前，就被人知道是阿里的产品。等他看到这种模式可行了，可以站得住了，才公布出来。 eBay的总裁惠特曼女士马上注意到了淘宝，但她研究了一番以后，不屑地说：淘宝撑不过18个月。当时，国际通行的购物网站，是要付费上传商品信息的，eBay进入中国，也不例外。马云则公布了“淘宝三年免费”的政策，这样不收费光烧钱，凭淘宝的资金实力，根本撑不住。尽管eBay战略上藐视淘宝，战术上却非常重视，采取了凌厉的招数遏制淘宝。淘宝的免费政策让商家蜂拥而至，但是没有买家，网站还是会死。而初生的网站要引流，就需要大量打广告。惠特曼看准了这一点，直接给eBay中国拨了1亿美元的市场预算，和中国主要门户网站全部签订了排他性的广告协议，并在谷歌和百度把与“淘宝”相关的关键词都买断了。在PC互联网时代，这种封杀，几乎是致命性的。马云则采用了经典的“农村包围城市”思路应对：一是线上走不通，就走线下，淘宝网在电视、路牌、地铁、电梯到处投放广告；二是大网站走不通，就走小网站，淘宝和几千家小网站建立了合作关系；三是进军娱乐圈，在天下无贼、头文字D、韩城攻略等电影里做植入广告。而另一个更重要的举措，最终帮助淘宝奠定了胜局，并在其后孵化出一棵和淘宝同样大的参天大树。有一天，淘宝负责人孙彤宇在看用户反馈时，有了一个想法，他让一个6月份才刚刚加入淘宝的小年轻去落实。这位小年轻名叫倪行军。他是浙江财经学院会计信息化专业毕业，自学的编程，本来是想进阿里，却被阿里的HR忽悠进了刚刚成立不久的淘宝。倪行军一个人很快写完了程序，叶枫给这个程序起了一个名字，叫“支付宝”。这个很不起眼、一个半路出家的程序员一人就搞定的小小程序，因为提供了担保交易功能，解决了网上交易的一个大麻烦，让淘宝网的用户体验大大改善。在这么一套组合拳之下，短短一年的时间，淘宝网的流量已经进入全球前20之列，交易额已经可以和eBay平分秋色。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免费的淘宝，逃脱不了惠特曼的预言，终将死在烧钱上面。由于淘宝不赚钱，其运营经费几乎全部来自阿里。但随着淘宝越做越大，阿里也渐渐承受不起如此体量的烧钱了。两年以后，淘宝虽然越过了惠特曼预言的18个月死线，但是也已经走到了深渊。这次救命的，是马云1997年在北京认识的朋友，雅虎的杨致远。 28岁那年，杨致远放弃了斯坦佛大学博士学位，成立了雅虎公司。这家公司迅速成为硅谷巨头。但是由于一系列的战略失误，雅虎渐渐在没落，在全球市场，它被谷歌打败，在中国设立的雅虎中国，也被百度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2005年，雅虎的资产负债表上只剩下大约30亿美元。但杨致远做了一个惊天决定：用10亿美元，加上雅虎中国全部资产，换取阿里巴巴40%的股份。这笔钱一谈妥，所有人都知道，淘宝得救了，eBay没戏了。eBay当机立断，马上放弃了中国市场，把其两年前收购的易趣卖给了TOM网，完全撤离了中国。至此，淘宝网占据了中国零售电商80%的市场份额，成为绝对的霸主。而雅虎的10亿美元，也成为该公司历史上最成功的一笔交易。若干年后，雅虎已经全面没落，被迫将核心业务卖给亚马逊，其所持有的阿里股份被注入一家名为Altaba的公司中，这些股份在2019年的市值超过千亿美元。图/图虫 7 早在1999年“十八罗汉大会”时，马云就提出了公司要2002年上市的目标。但是，这些年来，阿里巴巴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中。这个目标一直没能实现。到2007年，阿里巴巴的B2B业务已经拥有了2500万用户，并且有良好的现金流，早就具备了上市条件。而且，据日后陆兆禧透露，马云在2007年就敏锐地注意到可能爆发金融危机，如果阿里不在危机之前上市，又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 7月，马云终于公布了启动上市的消息。对那些持有股份的员工而言，这一刻，已经整整推迟了5年。 11月6日，阿里巴巴B2B业务在香港上市。这次上市，直接造就了将近1000名员工成为百万富翁，是当时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造富奇迹。其中，“18罗汉”人均身价过亿，这些被马云称为“没有人要，才来阿里巴巴”的人，在8年的时间里，由于跟对了老板，上对了平台，也由于自己的努力，一个个成为了亿万富翁。他们高兴得在总部舞狮子庆祝，并把“人人都爱IPO”的海报贴得到处都是。在历史上，当一位枭雄建立新的王朝之后，往往就会清洗功臣。没想到，这一幕在阿里上市之后也上演了。上市后的第二个月，马云突然宣布，4位高管从2008年起调离岗位，送去读商学院。这4人是： 1996年就追随马云、立下汗马功劳的、时任淘宝网总裁的孙彤宇； 2000年加入阿里，长期为阿里四大巨头之一的CTO吴炯； 1996年初作为第一位员工加入中国黄页，为阿里打造了蜚声中外的中供铁军的李琪； 2000年加入阿里，与李琪一起打造中供铁军，时任阿里资深副总裁的李旭晖。以这4人资历之深、贡献之大、职位之高，突然遭此变故，令所有人错愕。孙彤宇甚至当场哭出来。据说由于他老婆彭蕾作为主管人事的公司高层，提前知晓此事却未告知自己的丈夫，两人后来爆发了剧烈争吵，还一度为此而离婚（不过后来又复婚）。马云此举，被认为是“杯酒释兵权”、“卸磨杀驴”。马云的公开解释是三条：第一，他们太累了，该休息一下了；第二，公司需要全世界最优秀的管理团队，派这些人出去学习，是让他们提升自己，为了实现“由中国人创办的全世界最优秀的公司”这一远景；第三，他们到哈佛、北大学习，也许三四年以后，又会充满力量、激情回来，成为我们的接班人，发挥更大作用。不过，孙彤宇、吴炯和李琪出去后都没有再回来。李旭晖曾短暂回来，但又于2011年因“供应商造假”事件而与时任阿里CEO卫哲双双离职。 8 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孙彤宇哭的时候，意气风发的新人中，有一个叫张勇。张勇原是当时如日中天的游戏公司盛大的副总裁兼CFO，被蔡崇信看中，挖了过来，担任淘宝CFO。来了才发现，淘宝的CFO不只是管财务，连业务也要管，后来甚至连COO的职位也一并给他承担了。张勇张勇作为COO负责的项目中，有一个烂尾的半吊子工程，原本是一个事业部级别的项目，做了半年多，一直失败，原负责人撂挑子辞职了，事业部解散，团队只剩20多人，成为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垃圾项目。这个垃圾项目，名字叫“淘宝商城”，以后会改名为“天猫”。 2009年3月，张勇接手了淘宝商城。这时候，淘宝商城只是淘宝网上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在市场上没有任何名气，既没什么商家进驻，也没什么消费者关心。为了打响淘宝商城的名气，张勇想了很多办法，但是都收效甚微。后来，张勇和团队商量，要在下半年搞一次大促销，日期要避开国庆节和圣诞节两个购物季，于是就选在中间位置。最后选定了一个最好记的日子：双十一光棍节经过艰苦的推广，张勇团队终于搞定了一批商家愿意在这一天一起降价促销，全部参与的商家加起来——27个。面对这么惨淡的数字，大家也不抱什么指望了，聊胜于无吧。但是最后的促销效果完全出乎意料，绝大多数商品一大早就给抢光了，店家不得不赶紧补货。一天下来盘点，27家商户，共计卖了5200万，是平时的10倍。这个现象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和网民的热议，一下子几乎人人皆知。有了这一波宣传，第二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参与品牌达到了711家，销售额达到了9.36亿。到了2013年，走到第5个年头的双十一节，参与商家达到了几千家，成交额比5年前整整翻了700倍，达到350亿元。而这个节日也早已超出天猫的领域，成为全网狂欢的日子，每年的11月10日晚，千家万户的女生，都会像等待久违的恋人一样等待11日凌晨的到来，疯狂地抢购一切东西。张勇创造的双十一，已经成为世界互联网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图/新华社 2013年，阿里再次启动了上市流程（此前，阿里巴巴B2B已经于2012年退出香港股市）。由于当时的香港股市不承认“AB股”（即同时发行A、B两类股票，A类股票和B类股票的投票权不同），阿里选择了赴美上市。而且这次上市的不再是单独的B2B业务，而是整个集团。 2014年9月20日，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完成了第二次上市。当日，阿里的股价就狂涨38.07%，一举把马云冲上了中国首富的位置。而阿里巴巴，也以2314亿美元市值，成为仅次于苹果、谷歌、微软的全球市值第4大公司。 9 早在2004年，马云曾经讲过一句话：“我拿着望远镜也找不到对手。” 当2013年马云登顶中国首富，阿里成为中国市值最高的公司时，这句话可以说恰如其分。但就在此时，随着智能手机和3G网络的普及，人类已经进入了全新的移动互联时代，互联网上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马云和阿里巴巴，很快将惊慌失措，手脚大乱。那几年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最大奇迹，是一个名叫“微信”的全新产物。微信是完全基于移动互联网产生的，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了所有人的手机，快速成长为一个庞大的社交帝国。移动互联网表现出和PC互联网不一样的地方，典型的就是“社交为王”、“流量为王”、“高频打低频”。以支付领域为例：支付宝最初是由淘宝的需求派生出来，但是几年内就长成一棵和淘宝几乎同样巨大的参天大树。在起初几年里，支付宝占据着国内第三方网络支付几乎全部份额，绝对是“拿着望远镜也看不到对手”。但是，对手总会从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跳出来。 2014年春节前3天，微信悄悄推出了“微信红包”，几天之内，上百万用户微信绑定银行卡，500多万个红包被发出，几千万人的微信里有了零钱。一些媒体称之为“微信红包一夜干完了支付宝花了10年干完的事。” 年29那天，马云在阿里巴巴的社交平台“来往”上发了一条信息： “几乎一夜之间，各界都认为支付宝体系会被微信红包全面超越。体验和产品是如何如何地好……确实厉害！此次珍珠港偷袭计划和执行完美。幸好春节很快过去，后面的日子还很长，但确实让我们教训深刻。” 此前望远镜也看不到的对手，就这样突然空袭到了眼前。支付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劲敌。而2014年的春节，还只是微信的小试牛刀而已。一年以后，更大的风暴袭来。 2015年除夕，微信联合央视春晚推出了“摇一摇”抢红包，晚会4个多小时，2000万用户共计摇了110亿次，发出去10亿个红包，微信绑定银行卡超过1亿。支付宝的市场份额迅速被挤占，陷入愁云惨淡之中。几年以后蚂蚁金服CEO井贤栋在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讲述了一个暗室游戏来类比当时的感觉： “手足无措，被巨大焦虑感所包围”。蚂蚁金服支付宝事业群总裁倪行军则说：“那是一种‘巨大的冲击感和失落感’。” 在微信支付的猛烈进攻下，阿里人渐渐开始对两个观念深信不疑：一是“纯支付无价值”，二是“高频打低频”。在他们看来，支付宝就是因为没有社交功能，所以拼不过微信。为了实现更大价值，提升用户使用频率，支付宝也应该做社交。怀着对流量的极度渴望，支付宝开始盲目追求用户停留时长，从工具向社交平台转型。它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去和微信拼对方最擅长的东西。 2016年，支付宝发布多个版本，看起来和社交APP没什么两样，完全不像一个支付工具。但是，其市场份额还是一路下滑，而微信支付则高歌猛进。此时的支付宝，完全陷入了魔障：如果产品表现不佳，那一定是因为没有社交；如果做了社交产品还是表现不佳，那一定是社交还做得不够。于是，一切行动，都在挖空心思地增强社交功能。 11月，支付宝终于走到了悬崖边。这月，支付宝上线了“圈子”功能，鼓励用户上传照片交友。结果，在“白领日记”和“女生日记”两个栏目，一些用户上传了大尺度照片，并配上了暧昧的文字。这些被很多网友认为是暗示招嫖的广告，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支付宝一时被讥讽为“支付鸨”。舆论的狂潮让阿里巴巴上下都开始了反思。时任蚂蚁金服董事长彭蕾以内部信的方式，向大众道歉。信的标题是《错了就是错了》。彭蕾说： “过去的这两天，是我到支付宝七年以来，最难过的时刻。我们经历过许多困难的时刻，但从没有任何一件事，如这次一样如此深的刺痛我。” 她问道： “我们要向数亿用户传递什么信号？！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终究去哪里？！在所谓的用户活跃度面前可以不择手段无节操？！” 2017年3月，支付宝终于宣布放弃社交，重新回归支付的本业。这个时候，微信支付已经占据了接近4成的市场份额，成了支付宝不可忽视的强大对手。除了支付宝以外，阿里陷在社交迷思里面，全力推广的，还有另一个产品：“来往”。来往上线于2013年，马云希望这个新产品能对抗微信，找到阿里在移动互联时代的生存之基。为了快速推广来往，马云甚至要求全公司员工除了自己必须使用以外，每人还要至少发展100位外部用户。他自己也不惜拉下老脸，邀请企业家和娱乐圈朋友帮忙站台。但是社交与阿里巴巴格格不入。尽管马云大力推销，自己还经常在来往上面发帖子，但是来往完全不是微信的对手，后来渐渐沉寂，再也无人问津，成为阿里做社交失败的一块墓志铭。社交大战以后，“企业基因论”成为一种流行的论调，人们普遍认为，腾讯具有社交的基因，阿里具有电商的基因。如果腾讯要做电商，阿里要做社交，都注定失败。不过，阿里应对移动互联网冲击所作的努力并没有完全失败。 2014年，阿里以8000万人民币买入了一家名叫“友盟”的小公司。这家公司本身没什么，但是，随着公司一起卖身而来的，是出生于1985年的公司创始人：蒋凡。如同张小龙是腾讯收购Foxmail最大的收获一样，蒋凡是阿里收购友盟最大的收获。到了阿里后，蒋凡被任命为无线事业部资深总监。张勇交给他一个艰巨的任务：改造手机淘宝。当时，淘宝的主要交易还是在PC端，手机淘宝的体验惨不忍睹。蒋凡是手机重度使用者。他甚至基本不用电脑，几乎所有工作都在手机上完成。抱着对移动互联网的深刻理解，蒋凡带领团队对手机淘宝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出色地完成了淘宝由PC时代向手机时代的惊天一跃。到了2016年3月，淘宝已有接近80%的流量来自无线，全网接近70%的成交来自无线。2017年双十一，无线端成交率超过90%。而蒋凡，也在2017年成为了淘宝总裁。这一年，他才32岁。美团网创始人王兴认为，他未来有机会成为阿里CEO当之无愧的接班人。图/图虫写在最后一家企业的气质，说到底就是其领导人的气质。阿里创造的辉煌，和存在的争议，无疑都是马云本身意志和能力的折射。马云以一介布衣之身，没有相关的技术、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傲人的学历，却创造了如此成功的阿里帝国，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奇迹。我认为，这个奇迹主要来自于马云的几个特点：一是强烈的目标驱动。马云最显著的特点，是认准一个目标之后，倾尽全力，百折不挠地朝这个方向前进。阿里巴巴从“18罗汉大会”那天起，基本的愿景、使命和价值观，就没有变过。与很多企业文化建设都是花架子不同，马云是认真的。他是真的信，并且真的不遗余力地在企业推行。我与很多阿里的人聊过，每个人都提到过价值观在阿里至高无上的地位。我认为，马云的这个特点，与父母的言传身教密切相关。大家是否还记得，文章一开篇我就写道，马云的妈妈崔文彩是工人，爸爸马来法是摄影师，两人都喜欢戏曲。后来崔文彩成为了评弹演员，马来法成为了浙江省曲艺家协会主席。很多文章和书籍说，在戏曲家庭氛围长大，让马云的表达能力很强。而我认为，更重要的，其实是父母这种追求梦想的激情与行动对马云的影响。二是对未来趋势的深刻洞察。在中国互联网企业里面，阿里是公认的战略定位能力最强的，而这实际上是因为马云对未来发展趋势有超强的洞察力。早在90年代中期，马云就坚定看好电子商务，从中国黄页到外经贸部，再到阿里巴巴，都没有脱离这条主线。新世纪初，马云果断做淘宝，大力扶持支付宝，以及后来做阿里云，菜鸟物流，盒马鲜生，无一不是极富远见之举。三是影响和说服他人的能力。都说马云特别善于忽悠。马云对此有个解释：自己不信却说给别人听，那叫忽悠；自己深信不疑，再说给别人听，那不叫忽悠。马云把这个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就能说服彭蕾等人抛弃很有前途的职业，心甘情愿地跟着马云吃尽各种苦头，还不离不弃。蔡崇信这样的顶级人才，一面之缘就为之倾倒。孙正义这样的阅人无数的投资人，仅仅6分钟就完全折服。如此影响和说服他人的能力，我还未在第二个人身上见到。四是知错就改。马云一生犯过无数的错误，但是只要他认识到错误，却能够以极大的勇气悬崖勒马。当发现中国黄页和外经贸部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就果断离开，带着队伍自己干。当2000年发现摊子铺得太大导致公司撑不下去，他就果断收缩战线。当发现阿里做社交无法成功，他就果断放弃，回归本业。马云说，别人写书总是写企业怎么成功，而他要写的话，一定会写一本《阿里巴巴的一千零一个错误》。不知不觉，阿里巴巴已经20岁。对互联网时代的企业而言，20年已经足够长了，无数显赫一时的企业，已经消亡。马云给阿里设定的目标是活102年，现在已经过去了1/5。马云也已经55岁。他曾经说过，后悔创立了阿里，还是当老师好。今天，他按照计划，正式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老师，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地回归“正业”。但是，马云这样不甘寂寞的人，真能好好当个老师吗。未来的马云，会不会“退而不休”，把阿里巴巴的未来，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而未来的阿里，是会像曾经的诺基亚、柯达、雅虎那样，轰然崩塌，还是能够基业长青？马云和阿里的未来究竟会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老虎证券04-16 17:46

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忏悔

“基督徒” “川普式鸡尾酒”已经侵蚀了基督教，短短二十年，美国的堕落令人不寒而栗。川普式虚无主义已经肢解了保守主义。这届政府中的人并不是保守派，他们是保守主义的反面。 18 结果证明，当你把自恋和虚无主义混合在一起时，就会制造出一种能够腐蚀一切信仰体系的强酸。这种“川普式鸡尾酒”已经侵蚀了基督教——一个本应以边缘群体为核心的信仰体系。 “温柔的人有福了”“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穷人比富人更接近上帝……耶稣一再明确拒绝尘世权力。 19 但如果说川普主义有一个核心信条，那就是对世俗权力的不加掩饰的贪欲。在川普主义的圈子里，许多人高调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却鲜少谈论耶稣；他们胸前挂着十字架，心里却住着尼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高中二年级水平的尼采。在尼采的世界观中，那些关于正义、和平、爱与文明的基督教虔诚言辞，都是弱者为阉割强者而设下的枷锁。从这种角度看，尼采主义是一种“赢家的道德观”。它崇拜异教的美德：力量、勇气、荣耀、意志和自我主张。尼采笔下的超人(Übermensch)——川普和马斯克显然都把自己视作这样的存在——许诺要统治那些病态的、沉溺于同情心的“软弱者”。 20 二十年前，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一位毕业于福音派名校惠顿学院的基督徒——协助乔治·W·布什总统启动了总统紧急救援计划（PEPFAR，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总统防艾计划），这个项目挽救了非洲及其他地区2500万人的生命。我曾和格尔森一同前往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和南非，亲眼目睹那些曾濒死的人如何康复回家，重新拥有正常生活。那是我作为美国人最自豪的时刻之一。 21 而如今，沃特——同样毕业于惠顿学院、现为川普政府的预算主管——却主张解体PEPFAR。这一毁灭性的决定已通过行政命令付诸实施，无异于判成千上万人死刑。沃特还是《2025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这一计划帮助铺垫了削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路径。 USAID如今被架空，导致一个为5300万人提供疟疾防护的项目中止，也削减了本该送到饥饿儿童手中的紧急粮食配给。短短二十年，美国在道德上从格尔森堕落成了沃特，令人不寒而栗。 22 川普式虚无主义已经肢解了保守主义。这届政府中的人并不是保守派，他们是保守主义的反面。 23 保守主义者曾信仰稳健而渐进的改革；而马斯克推崇的是鲁莽、瞬间的破坏性革新。保守主义者曾相信道德规范可以约束人、文明化，并培养人向善；川普主义却在每一个方向上都践踏这些规范，披着通奸、滥权、残酷、幼稚、贪腐和欺诈的外衣向前冲锋。 24 保守主义者曾捍卫宪政制度和麦迪逊式的权力制衡；而川普则像推土机一样横冲直撞，公然在社交媒体上宣称： “拯救祖国之人不受法律约束。” 里根曾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因为他认为民主是最符合人类尊严的政治体制；而川普政府对民主毫无兴趣，对人类尊严同样不屑一顾。【肆】美国是否正在走向毁灭？美国也许真的会进入一段民主衰退和国际孤立的时期，建立强大联盟和民主机制需要数十年，毁掉它们只需数周。但我仍然对美国能挺过这场危机充满信心。 25 这会如何结束？右派中是否会有人最终站出来反抗川普式的冲击？我们的制度是否能承受住虚无主义的攻击？美国是否正在走向毁灭？ 26 2025年2月，在川普第二任期刚开始不久，我受邀在伦敦的一个保守派聚会——“负责任公民联盟”(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Citizenship)上发表演讲。与会者中既有彻头彻尾的民粹主义者（如拉马斯瓦米、迈克·约翰逊、奈杰尔·法拉奇），也有中右翼或非意识形态化的人物（如奈尔·弗格森、主教罗伯特·巴伦，以及我在《大西洋月刊》的同事亚瑟·布鲁克斯）。 27 这个会议在某些方面与我过去几十年来参加的保守主义大会相似。我听一位来自塞内加尔的女士讲述她如何努力使本国文化更具企业家精神，遇见一所（纽约）布朗克斯(Bronx)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的校长，该校致力于品格教育。但另一方面，这次会议又显得出奇的不同。 28 在我的演讲中，我对民粹主义者对西方社会现状的批评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我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我对川普总统的黑暗看法。不出所料，一大部分听众发出了激烈的嘘声。一个男子当场高喊我“是个叛徒”，然后愤然离席。但也有不少人为我鼓掌。即便是在受反左急先锋式MAGA主义影响的保守派阵营中，也显然有人已经厌倦了川普式的野蛮。 29 随着会议进行，我注意到隐约的“隐喻之争”正在上演。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使用的是成长与修复的隐喻：社会是一种需要治愈的有机体，或是一张需要重新编织的社会之网。一位名叫乔舒亚·卢克·史密斯(Joshua Luke Smith)的诗人说：我们应该成为“复苏之种”，为后代种下树木。他的语调宛若福音书中的“八福”宣告：“记住穷人，记住穷人。” 30 而另一些人则使用军事隐喻。他们认为我们正身处一场文明战争之中。“他们”——觉醒左派、激进伊斯兰分子、整个左翼——正在摧毁我们的文化。他们引用了《指环王》中的末世大战，暗示索伦和他的兽人军团正要摧毁我们，而我们是英勇的遗民，必须“打碎对方，否则就会被打碎”。这些“战士们”通常认为我这样的人软弱、天真；而我则认为他们是夸大的、自恋的悲观主义者。在我眼中，那些川普追随者不是丘吉尔，而是一群以为自己是丘吉尔的张伯伦。 31 我理解民粹领袖的诱惑力：他告诉你，那些看不起你的人不仅傲慢，更是邪恶的。他告诉你，一切都快塌了，你生活在文明的边缘。这种叙述令人上瘾：末日迫在眉睫，你的人生因此有了意义与紧迫感。一切都坏了—— 所以烧掉它吧。 32 我也理解为何那些感到被疏离的人更愿意追随一个高呼“征服”和“战斗”的领袖，而不是一个谈论“修复”和“合作”的人。即使你读过柏克，背过《马太福音》，你仍然可能一怒之下把所有信仰抛诸脑后，去支持那个承诺要做你“复仇化身”的人。 33 美国也许真的会进入一段民主衰退和国际孤立的时期。建立强大联盟和民主机制需要数十年，毁掉它们只需数周—— 我们已经亲眼见过。但我仍然对美国能挺过这场危机充满信心。 34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包括美国自身，都经历过更糟、更血腥的危机，最终依然恢复了生机。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动荡：国家危机中的转折点》(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中回顾了若干案例： 19世纪末的日本，战后的德国与芬兰，1960年代之后的印度尼西亚，70年代动荡后的智利与澳大利亚…… 他们有的经历过战争（日本）、酷刑和“失踪”（智利）、或严重的社会衰退（英国、澳大利亚），但最终都重新站起来了。 35 美国自己已经经历过多次破裂与修复。现在有人觉得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但内战、大萧条甚至上世纪60年代末的混乱远比现在更甚—— 那时美国经历了刺杀、暴乱、一场失败的战争、飙升的犯罪率和社会解体。从1969年1月到1970年4月，美国共发生了4330起爆炸案，平均每天9起。 36 但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在挺过水门事件、滞涨危机和“卡特式萧条”后，美国恢复了元气。那些破坏最终也促成了变革：帮美国摆脱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推动了更加自由与个人主义时代的到来。 37 但1830年代的美国或许才是最鲜明的历史对照。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是最像川普的美国总统——他贪恋权力、鲁莽冲动、自恋成性，并以仇恨驱动政治。他的反对者称他为“安德鲁国王”，因为他不断扩张行政权力。正如当时罗德岛参议员阿舍·罗宾斯(Asher Robbins)所言：我们所选出的总统，已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暴君，宪法已成他脚下的一堆废墟。只要宪法挡了他的路，它连蛛丝都不如，根本无法束缚他穿越它的意图。杰克逊公然无视最高法院的裁决，尤其是在关于（原住民）切罗基民族领地的问题上。他的这种挑战司法权威的行为，今天居然还受到副总统万斯的明确支持。当时的大法官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哀叹道：我们虽然名义上还处于共和国体制下，但实际上已沦为一人的专制。匿名艺术家于1832 年创作的石版画漫画《安德鲁一世国王》。 38 但杰克逊最终犯下了所有民粹主义者的通病：过度扩张，终致崩塌。他因个人对精英阶层的敌意，摧毁了第二合众国银行（可视为美联储的早期雏形），结果引发了一场经济萧条，直接拖垮了他钦定的接班人——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的总统任期。[注] [注]这段历史的教训显而易见：当个人权力脱缰，制度就会遭殃；当政治变成怨恨的武器，国家的根基便开始动摇。而那种短暂的民粹高潮，最终往往以更深重的代价收场——不仅摧毁一个政权，更撕裂了国家的未来。 39 为了回应杰克逊的统治，辉格党(Whig Party)在19世纪30年代崛起，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辉格党坚决反对专制，是一种文化、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结合体。他们既重视传统道德，也倡导进步改革。他们主张监狱改革和遵守安息日，鼓励女性更多参与政治，同时支持强大的军队；他们支持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以及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府政策。他们反对杰克逊恶名昭著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案》，也反对民主党反动的、白人至上的社会愿景。 [注] 美国民主党的意识形态经历了深刻的历史转变。19世纪中叶，民主党主要代表南方白人种植园主利益，是支持奴隶制的主要政党。然而，自20世纪中叶起，特别是自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民主党逐步转向支持种族平等、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成为代表自由派价值的进步政党；而共和党则吸纳了南方保守派选民，演变为更偏保守主义的政党。这一政党“身份互换”被历史学界称为“南方战略”（Southern Strategy）的一部分。 40 杰克逊民主党人强调的是“消极自由”——“别来管我”；而辉格党人（后来演变为亚伯拉罕·林肯领导下的早期共和党）则强调“积极自由”，致力于赋能美国人民，使他们拥有更广阔、更美好的生活。这种积极自由体现在拓展经济信贷、免费公共教育，以及更强的法律保障（包括正当程序和财产权）等方面。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克·霍伊名著《上帝的作为：美国的变革，1815-1848》 41 尽管我们今天常把19世纪早中期称为“杰克逊时代”，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克·霍伊(Daniel Walker Howe)指出，其实塑造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美国的，并不是杰克逊，而是辉格党。霍伊写道： “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推动者、强大国家政府的支持者，以及在人道主义上比对手更能接纳各种才干（无论种族或性别）的人，” 辉格党“推动了美国从一系列封闭的农业社区，转型为一个通过商业、工业、信息、志愿性组织及政治纽带整合在一起的国际化国家。” 回望历史，霍伊总结说，即便辉格党在当时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政党，但“他们是美国未来的政党”。 42 要走出川普主义带来的创伤，美国需要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辉格时刻”。【伍】为重建做准备川普主义的崩溃是国家复兴的必要条件。当川普制造一场不必要的危机时，这危机往往不会是小规模的。无论怎样，这一切都极有可能导致他的支持崩塌，历史的天平也将随之转向。 43 当然，我们已经到达了一种创伤性的断裂时刻。一个煽动民众的民粹主义者掌权，并正在摧毁一切。但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个民粹主义者将开始犯错，因为无能是虚无主义计划的内核。虚无主义者只会摧毁，无法建设。威权式的虚无主义本质上就是愚蠢的。我并不是说川普主义者智商低，我的意思是，他们的行为常常直接违背自身利益。他们带有病态的自我毁灭倾向。当你建立一个由一个人独揽大权、其他人只能拍马屁取悦他庞大自我需求的政府时，愚蠢就是必然的结果。 44 威权者在道德上也同样愚蠢。谦逊、审慎和诚实不仅仅是可贵的美德，更是带来良好结果的实用工具。当你用贪婪、欲望、虚伪和欺骗去取而代之，灾难就随之而来。 45 DOGE一代的孩子们无疑在某些方面聪明绝顶，但他们对政府的了解，就像我对火箭科学的了解一样少。他们曾宣布削减一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合同支出达80亿美元—— 但如果他们正确解读了自己的文件，就会发现削减的其实不到800万美元。他们还解雇了国家核安全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机构负责美国的核安全，不久之后就不得不撤回部分裁员决定。川普似乎正试图让一群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美国企业家、加密货币交易所FTX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式的人物掌管美国的核武库和国税局记录—— 这会出什么问题呢？ 46 而当川普制造一场不必要的危机时，这危机往往不会是小规模的。他第一任期中“房间里的成年人”——那些曾试图控制危机的人——如今都已不在。无论第二任期的危机会是怎样：失控的通货膨胀？全球贸易战？经济崩溃和股市暴跌？与中国的军事冲突？疫情处理再度失败？又一次违宪、蔑视法院的真正政变？—— 这一切都极有可能导致他的支持崩塌，历史的天平也将随之转向。 47 然而，尽管川普主义的崩溃是国家复兴的必要条件，但这还远远不够。它的终结必须伴随真正的公民与政治更新所需的艰苦努力。 48 进步并不总是平稳或愉快的旅程。在某些时期，国家会在某种范式下运行数十年，直到这种范式失效并被摧毁。当重建新范式的时机来临，进步主义者谈论的是经济再分配；保守主义者谈论的是文化与社会修复。历史表明，两者缺一不可：国家危机的复原需要在社会各个层面进行全面性的重塑。如果你回望几个世纪的历史，会发现这个过程需要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努力。 49 首先，是全国性的价值观转变。例如在19世纪末，美国经历了痛苦的工业化进程，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城市贫困带来了国家性创伤。对此，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位于“社会福音”运动。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思想家相关联）推崇“适者生存”，声称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能力低劣。而社会福音运动（与神学家沃尔特·劳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等人相关联）则强调贫困的系统性原因，包括“镀金时代”企业权力的高度集中。到了20世纪初，大多数主流新教派别都签署了《教会社会信条》(Social Creed of the Churches)，呼吁废除童工、建立残障保险等制度改革。 50 其次，是危机中的国家团结依赖于强烈的国家认同——即回归国家的根本精神。他们需要一位领袖，用新的道德使命取代虚无主义的无道德观，或奴隶制之类的非正义体制，就像林肯在葛底斯堡对美国国家意义的重新定义一样。 51 第三，是公民复兴。在社会福音运动生根之后，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美国人发起并参与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和公民组织：如联合劝募会(United Way)、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定居屋运动(settlement-house movement)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 52 第四，是国家性的重新审视。正如贾雷德·戴蒙德指出的那样，那些成功实现转型的国家并不会夸大灾难，而是以清醒的眼光评估何处有效、何处失败，并追求慎重、选择性的改革。戴蒙德的研究显示，成功的改革领导者也会为危机承担自身责任。例如，德国领导人承认纳粹历史；芬兰在二战前接受了其对苏联的非现实外交政策；澳大利亚在1970年代承认其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过度依赖英国的错误。 53 第五，是政治改革的浪潮。在1830至1840年代的英国，社会混乱、银行倒闭、严重萧条、骚乱和极端财富不平等相继而至。时任首相的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是一位极具道德操守的领导人，他建立了现代警察体系，削减关税，推动铁路立法（从字面上为英国工业化铺设了轨道），并促成了1844年《工厂法》的通过，对工厂劳动条件进行规范。 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者也推行了一系列有效改革，使国家摆脱了工业化带来的危机。政治改革的一部分，是权力圈的扩大。如今在美国，这意味着在传统上由进步精英主导的文化领域中（如大学、非营利组织、文官系统和主流媒体），应大规模纳入工人阶级与保守派的声音。 54 最后，是经济扩张。经济增长可以愈合许多创伤。推动所谓“繁荣议程”——即减少政府管制、增加对创新的投资、扩大住房、能源和医疗资源的供给——是实现这种扩张最有希望的路径。【陆】 “火星终将向上飞升” 川普主义似乎正在吞噬一切，然而，修复的力量正在悄然集结。从长远来看，川普主义注定失败，历史不会停止前进。 55 从长远来看，川普主义注定会失败。没有谨慎与谦逊的权力终将覆灭。正如个人只有在痛苦中才会改变，国家亦然。如今，川普主义似乎正在吞噬一切，让人忍不住想相信这一次或许真的是“不同的一次”。但历史不会停止前进。即使在此刻，当我走访全国各地时，我也能看到修复的力量正在社区和街区中悄然集结。如果你参与的组织正在跨越阶级界限建立信任，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如果你是一位民主党人，正摒弃封闭象牙塔式的进步主义，转而支持类似辉格党的、面向工人阶级的繁荣议程，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如果你在捍卫一种包容与多元的道德准则，一种能够维系美国统一的信念，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 56 随着时间推移，价值观的改变会带来人际关系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化会推动公民生活的重建，而这最终会影响政策方向，并改变整个国家的发展轨迹。这一过程开始时缓慢，但正如《约伯记》所说： “火星终将向上飞升”。[注] [注] 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我必仰望上帝，把我的事情托付他。 ——《约伯记》5：7-8 *为便于手机阅读，编辑进行了较多断行分段处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6 00:00

纽约客：格雷伯和Bluesky打造“无毒”社交媒体的探索之路

，曾任中校军官。他们在俄克拉荷马的一所基督教大学相识，之后在塔尔萨的一个浸信会社区中抚养格雷伯长大。小时候，格雷伯最期待的就是教会后的星期五晚上，那时她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家里的台式电脑。一次影响深远的上网体验，是她玩一款叫Neopets的游戏，在里面饲养虚拟宠物，并与其他玩家交流。青少年时期，她在早期社交平台Xanga上写博客，并自学基础代码，给自己的页面加上音乐和斑马主题。当时，她还不算“电脑小孩”，反而更像是个书迷，爱读科学和数学探索的故事。 “我感兴趣的是，很多发明其实来自普通人不断尝试，而不是某个天才一挥而就。”她读过《红墙》系列童话小说，以及图书馆里所有关于“罗宾汉”的书。她后来喜欢上了一些女性主义科幻作家，比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厄休拉·勒古恩，在她看来，这些作家善于重新想象“社会可能是什么样”。直到今天，她仍然是坚定的奇幻小说爱好者。在Bluesky办公室的一角，堆着一堆带缓冲层的训练用剑。格雷伯是一个模拟中世纪剑术俱乐部的成员，办公室最近还举办过一场比赛。她单手熟练地举起一把假短剑。我拿起另一把，并搭配了一个小塑料盾牌，她随即带我来了一场即兴对战。 “很多男人只靠蛮力应对问题，”她说，“但你只要明白了技巧和发力的杠杆关系，还是能赢的。” 她举起剑，做出朝我暴露的颈部劈砍的动作。高中毕业后，格雷伯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觉得这个兼具文科、工程和商科项目的学校，能帮助她“最大化选择的可能性”。她选择了一个名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跨学科专业。作为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她设计了一个在线时间银行，学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交换劳动，比如为别人拍照换取烹饪课程。格雷伯说，“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社交网络。” 毕业后，她搬到西费城一个全女性合作公寓，志愿参与本地的技术政策项目，由此获得了在媒体倡导非营利组织Free Press的组织者职位。但她说，政策领域“运作得太抽象”，让她感到不满足：“我一直都很想能直接推动改变。” 她出差到旧金山时，与科技活动人士见面，混迹于“黑客空间”，被科技行业的迅捷与实效性所吸引。 2015年，她报名参加旧金山的一家编程训练营，之后进入一家创业公司工作，这家公司使用区块链加密技术为企业客户追踪库存。但她在那里也很不安分。格雷伯说，她母亲曾希望她当医生，经常违背“蓝天”这个名字所寓含的含义对她说：“你太自由了，你得学会更脚踏实地。” 在旧金山，格雷伯开始使用“Jay”这个名字。她的理由是，Blue jay (冠蓝鸦)既能飞天也能落地。不久，她获得一个新的加密货币机会：一位朋友的哥哥，在华盛顿州乡村一处废弃弹药工厂里运营比特币挖矿业务，需要一个既懂技术又不怕苦的人协助。格雷伯搬到工厂附近的一所房子，在轮班之余花数小时自学代码。她把这段经历称作自己的“茧居期”：“没有干扰——没地方可去，没有派对，也没有朋友。” 即使身处孤立状态，格雷伯也表现出未来科技创始人自我塑造的本领。她戴着用回收内存条做成的耳环，把部分头发染成电蓝和紫色。她开始练举重，还曾短暂尝试只吃肉的饮食法。 “我挺爱尝试的，”她说，“什么都愿意试一试。” 2016年中期，格雷伯前往旧金山，参加由开放网络组织Internet Archive主办的首届“去中心化网络峰会”。在那里她遇到了祖科·威尔考克斯-欧赫恩，他正在开发一种名为Zcash的加密货币。威尔考克斯-欧赫恩告诉我，格雷伯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年轻却严肃”的气质，以及她的情商。他聘请她为初级工程师，后来她升任开发运维主管。区块链圈中有一个传奇Zcash交易，其中一笔转账在备忘栏中加密了一段情话。人们当时并不知道，那条信息正是某位程序员情人写给格雷伯的。旧金山适合人脉拓展和约会，但格雷伯把所有收入都花在了房租上。她创办了一家创业公司Happening，是一个面向活动组织的社交网络，但发展不顺。 “我当时总在想怎么吸引用户使用这个社交应用，”她说，“但从零开始真的太难了。” 2019年12月，她看到多尔西发的一条推文串，谈及他即将启动的去中心化社交媒体项目——Bluesky。格雷伯说，她当时感到一种“姓名决定论”式的吸引，因为这个项目的名字和她自己相同。 “如果命运不存在，那我们就必须创造它，”她说，“你可以追随那些看似同步出现的事物。” 在互联网世界，协议就像城市的电力系统——对运行至关重要，但对普通人而言却隐形。当你发送一封邮件时，使用的是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MTP）。当你访问任何网站时，用的是超文本传输协议，也就是网址前常见的HTTP。正因为有SMTP，你的邮箱可以给任何邮箱发邮件，不用都是Gmail用户才能互通。Bluesky的首席工程师之一丹尼尔·霍尔姆格伦，将公司使用的协议——“认证传输协议”（AT协议）——比作“开放的数据湖”：湖中的一切都是公共资源，任何一艘船都可以打捞。而传统社交媒体是分割封闭的：Facebook用户无法关注或私信TikTok用户。近年来，谷歌、Meta、亚马逊和苹果都成为反垄断诉讼的对象。协议天生具有反垄断设计，允许利益相关方共建、并行运行的系统。Internet Archive创始人布鲁斯特·卡尔在2015年一次影响深远的演讲中说，去中心化技术有能力“让网络永远开放”。不过，真正引发多尔西兴趣的，是博客Techdirt创始人迈克·马斯尼克2019年发表的一篇长文，标题为《协议，而非平台》。文章总结了社交媒体在内容审核方面面临的“危机”：既被指纵容仇恨和虚假信息传播，又被批压制言论自由，结果几乎谁都得罪了。马斯尼克认为，解决办法是开发社交媒体协议，让个人可以根据“自己对不同言论的容忍度”来设计过滤工具。当时，多尔西正面临Twitter“暗中封杀”保守派内容的指控，并因此被国会质询。若Twitter基于协议运行，而内容审核由用户分散管理，公司高层将不再成为众矢之的。当时已有几家去中心化社交网络存在，例如另一个类似Twitter的平台Mastodon，但都未真正走入主流。如今是Bluesky董事会成员的马斯尼克说，多尔西当时突然联系他，说：“我被你的文章说服了。我觉得我们要去做这件事。” 多尔西宣布，Twitter将资助开发一种“社交媒体去中心化标准”，Twitter最终也将采用这个标准。为了启动这个项目，他的团队在Matrix上创建了一个群聊，这是一种用于数字通信的开源协议，并邀请了一些表达出兴趣的人加入。随后，Twitter首席技术官阿格拉瓦尔一直在观察这个群聊，看谁会在其中崭露头角，成为领导者。格雷伯也加入了，她对讨论的混乱印象深刻。新加入的人常常随口提出几条没有支撑的建议，然后就消失了。看不出有什么统一的愿景正在形成。她开始整理群内成员提到的论文，并撰写了一份关于现有开源社交媒体协议的综述。她对我说：“想成为领导者的方法，就是不断提供价值——就是行动起来。” 2021年初，多尔西和阿格拉瓦尔开始面试Bluesky的潜在负责人。开发出早期开源即时通讯系统Jabber的杰里米·米勒（后来成为Bluesky董事会成员）作为顾问参与了面试。他回忆说，格雷伯很快就成了他的首选。他告诉我，Twitter高层对Bluesky有一套先入为主的构想：“她没有顺着他们的思路，仅仅说他们想听的内容。” 不过，寻找过程拖了好几个月。期间，格雷伯接受了Twitter提供的职位，从事区块链技术工作。2021年夏天，她在入职培训期间接到阿格拉瓦尔打来的电话，正式向她提出Bluesky首席执行官的职位。由于对冗长的招聘流程感到反感，格雷伯表示，她只有在Bluesky能独立于Twitter存在的前提下才会接受。谈判Bluesky的独立性又花了几个月时间，但这个决定后来被证明至关重要。同年11月，在一家激进投资公司多年施压下，多尔西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由阿格拉瓦尔接任。随后，2022年1月，马斯克开始大量购买Twitter股票，到4月时已成为最大股东。在不满现状的多尔西鼓励下，马斯克提出以440亿美元收购Twitter。 Twitter同意在五年内向Bluesky提供2500万美元，用于构建协议。起初一段时间，格雷伯甚至自己掏钱支付了第一位承包者的薪酬。后来，Twitter高管确保第一笔1200万美元到账。但格雷伯意识到，在Twitter领导层动荡的背景下，她需要跳出Bluesky最初“为Twitter构建协议”的设想。她开始向其他公司接洽，包括Reddit，探讨使用Bluesky协议的可能性。然后在2022年8月，她注意到Twitter上因马斯克即将接管而产生的恐慌，做出了另一个关键决定：Bluesky不仅要构建协议，还要构建一个运行于其上的社交网络。格雷伯说，这么做既能作为概念验证，“也很重要——万一我们得独立生存，那就要靠B计划了。” 2022年10月，Bluesky上线了一个带有注册框的引导页面。几天内，靠着其他社交平台的口碑传播，就收获了超过一百万封电子邮件的等待名单。接下来的一周，马斯克正式成为Twitter的所有者。马斯尼克听到这个消息后，给格雷伯发短信，友情提醒她：“快点干活。” Bluesky团队联系Twitter，询问马斯克是否还会继续资助该协议。作为董事会成员的多尔西曾建议马斯克让Twitter开源，格雷伯因此仍抱有希望。但他们很快收到了来自一个“没有Twitter邮箱地址的陌生人”的邮件，通知他们合同将被终止。 2022年末，作家科里·多克托罗发明了“烂化”（enshittification）一词，形容社交媒体公司为自身利益而做出一系列改变，却不可避免地不断损害用户体验。近几年，Facebook和X通过降低文章链接优先级来压制新闻内容。Instagram和Pinterest则用荒诞无趣的AI生成内容充斥用户动态，导致人们越来越难看到感兴趣的帖子。面对这些变化，社交媒体用户往往有种“向冷漠神灵请愿”的无力感。相比之下，Bluesky员工喜欢用一个术语形容去中心化技术的用户——“具备自主性”。意思是说，用户可以自己决定想看到什么。一个一月的日子，我在旧金山见到了Bluesky的首席运营官王玫（Rose Wang），以及特别项目主管艾米丽·刘。她们谈到典型社交媒体用户时，用了一个比喻：像工厂化养殖的鸡抗拒被放养。刘说，有了Bluesky这样的平台，用户“就不必再去向管理员请愿，或抱怨算法了。” 她还道，“讨厌管理员，是管理员掌握一切权力时留下的历史遗迹。” 王是格雷伯的老朋友（也是一家蟋蟀粉点心品牌的联合创始人），她说：“成功就是当用户请求我们构建工具，好让他们去打造自己想要的体验。” 去中心化社交网络可以有多种形式。最复杂的是点对点系统，用户各自通过私人服务器将电脑直接连接起来。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Urbit，一个与区块链挂钩的平台，由新反动派程序员柯蒂斯·亚尔文创立，目前仅有约一万六千个账户。更容易接入的方式，是像Mastodon采用的联邦制模型，已有约一千万注册用户。这种模式中，一些人搭建服务器来托管账户，形成一个用户-主机组成的“联盟”。（去年，Meta为了进入所谓的“联邦宇宙”，首次尝试去中心化社交媒体，并将Threads部分功能与Mastodon协议整合。）在Bluesky，任何用户都可以选择将自己的账户托管在私人服务器上，或加入其他用户的服务器。但绝大多数用户选择默认选项，由Bluesky服务器托管账户。因此，注册Bluesky账户就像注册Facebook或X一样简单。 2023年春，Bluesky推出仅限邀请的测试版应用。最初每周仅向等待名单中1000人发送邀请，但每个新用户都会获得邀请码，可以邀请其他人。用户群迅速多样化。摔跤爱好者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小圈子，并吸引其他体育亚文化加入。泰勒·斯威夫特的巴西粉丝建立了自己的社区。早期用户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受马斯克改造X后影响最严重的群体——性工作者、跨性别者、有色人种。在媒体和进步政治领域的X用户之间，邀请码像“疯子劫持的船上流传的救生艇名额”一样被交换。我在2023年4月加入Bluesky时，平台人烟稀少，内容还很粗糙。内容审核几乎没有。一个名为“What’s Hot”的可选算法推荐流，会集中展示整个平台中受欢迎的帖子。但当时入选的帖子只需十几个赞，一位用户观察说，大致可分为“三分之一是裸照，三分之一是联邦网络的技术讨论，三分之一是宠物照片。” 帖子被戏称为“skeets”，即“天空推文”，但这个词还有不雅的双关含义（注，有点黄段子的意思）。由于不可能爆火（甚至很难被注意到），用户发帖的唯一动力，就是取悦其他网络瘾君子。诗人兼作家帕特里夏·洛克伍德，是推文风格大师，在特朗普利用Twitter煽动1月6日暴乱后离开了该平台。2023年5月，她加入Bluesky，并以招牌荒诞风格开始“skeeting”。在一篇简短的诗体散文中，她写道自己从山坡上滚落：“哈哈——对！我的性伴西西弗斯的工作就是把我再滚回去。” 洛克伍德告诉我，Bluesky让人感觉“仿佛重返第二次童年”，努力找回那个既有趣又自由的社交互联网。早期的热情，帮助格雷伯在7月筹集到800万美元的种子轮投资，为团队提供了持续成长的资金保障。但Bluesky的注册量随后放缓，部分原因是Threads在当月上线。 2024年2月，Bluesky的社交平台向公众开放，但仍然像一个数字边缘地带。那年春夏我偶尔上线查看，发现平台上动静不大，偶尔发帖说“顺便说一句，我还在用这个站”。到了8月，X因拒绝遵守当地内容审核法律，在巴西被短暂封禁，一波巴西用户（全球最懂网络的一群人）涌入Bluesky。但若无这一事件，该平台或许也会像Mastodon一样小众。真正让Bluesky成为X可行替代品的一项功能是“入门推荐包”，由用户策划特定领域的关注账号清单，让新用户无需从头重建网络社区。不出所料，Threads后来也加入了这个功能。在X上登录时，动态顶部会显示两个标签页：推荐内容“为你”和关注内容“关注”。Bluesky的相应功能在细节上有重要区别。X的“关注”动态中夹杂广告和推荐内容，而Bluesky的则完全只显示你所关注的人按时间顺序发布的内容，类似早期的Twitter，让用户更清晰地感受到实时对话。在“发现”动态中，平台会根据算法为每位用户定制推荐内容。与X的“为你”相比，优势是用户不会被迫看到马斯克不断推送的MAGA宣传和幼稚的恶搞图。但Bluesky最具特色的是“My Feeds”标签页，用户可以选择由其他用户设计的算法推荐流。在Bluesky办公室，格雷伯打开贴有藤蔓缠绕的宝剑贴纸的笔记本，登录测试账号，浏览动态菜单。她点击了一个名为“科学”的推荐流，由一群自我审核的科学专业人士管理，又点击了“真菌朋友”推荐流，页面立即被蘑菇照片填满。还有一个“好友关注热帖”流，展示你关注的人互动较多的帖子；而“安静用户”流则专门显示那些不常发帖的账户内容。 Bluesky的信任与安全主管阿龙·罗德里克斯曾在Twitter工作，直到马斯克解散了内容审核团队，并最终将他逼走。罗德里克斯告诉我，Bluesky执行的是“基础层”的审核工作，有超过一百名合同工负责删除儿童性虐内容和暴力威胁等内容。但更细致的筛选则由用户个人完成。在设置中，用户可以从数百种自定义标签工具中选择，这些工具可以标记或屏蔽动态中的特定帖子。这些标签既有功能明确的，比如红色勾选标记验证用户（类似Twitter早期的蓝V），也有带有讽刺意味的，比如标记房东、私立学校毕业生或爱泼斯坦相关人士的标签。平台最受欢迎的推荐流之一是Blacksky，每月吸引超过三十万用户，提供了识别并屏蔽种族主义和厌恶黑人女性言论的工具。正因为Bluesky的平台构架支持由小型、可选的社区自由设定审核规则，平台整体才能在保障言论自由的同时实现有效治理。 Blacksky创始人鲁迪·弗雷泽告诉我，“只要有人在用户名、个人简介或发帖中使用侮辱性词语，我们就能自动收到警报并采取行动。” 他还说：“如果你让每个人都满意，那你可能就没真正服务某个社区。” 但培养小众、内聚的线上社群也有代价：Bluesky至今仍缺乏像Twitter黄金时期那样喧嚣紧迫的公共氛围。主流讨论的语调常常带有温室般的怨气。某个典型的一天，可能会刷到一连串帖子质问为何“没人谈论”某个议题——比如加沙的死亡人数，或者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面临的资金削减——尽管实际上这些议题在同一个网站上就有人在谈论。即使在政治多元的平台上，社交媒体也很容易形成回音室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如果Bluesky想要维持相关性，必须从其相对单一的文化环境中发展出去。格雷伯喜欢将Bluesky比作一家酒店：“我们希望为走进大厅的人提供一个愉快的体验。” 她说——尽管大厅里还放着施工材料，供社区自由取用。用户“可以四处探索别人搭建的自定义房间，也许在酒店后面还有另一家酒店。” 如果这一系统成功，最终会有许多“酒店”在这个协议上并行运行。但在一些Bluesky早期支持者看来，这个社交网络太快太成功，反而削弱了去中心化的初衷——酒店太热闹了，人们就懒得再自己搭建其他“建筑”。 Twitter前工程师、Bluesky早期成员阿龙·D·戈德曼告诉我，在Bluesky服务器上托管数百万账户的成本很高，这给平台带来变现压力。 “如果我们要承担巨额托管成本，那就得在某处设立‘收费站’，”他说。格雷伯一直拒绝复制Twitter的广告模式，而Bluesky的开源结构，也意味着无法像X或Reddit那样将平台内容授权用于训练AI。目前Bluesky只有一项收入来源，即为定制域名账户提供托管服务。但格雷伯设想，未来可通过订阅费用和自定义工具市场获利——例如用户每月支付5美元使用Blacksky，Bluesky则从中抽成。不过，戈德曼表示，即使Bluesky具备“一个良好去中心化系统的骨架”，最后还是落入了“促使多尔西将Twitter商业化的同一套激励逻辑”。戈德曼帮助设计了Bluesky的协议，但后来与格雷伯出现分歧，于2022年底被解雇（格雷伯说，两人分开更多是因为他工作效率低，“不像个工程师那样推进工作”，而是“把这当研究项目来做”）。去年5月，多尔西透露他已退出Bluesky董事会。在一次采访中，他批评Bluesky正在“重蹈Twitter覆辙”，成了“一个有风投和董事会的公司”。他推荐了另一个冷门协议Nostr，一个被称为“抗审查”的社交协议，他曾向其捐赠500万美元。格雷伯告诉我，多尔西的离开反而“让公司更自由”。此前，一些潜在用户抱怨Bluesky仍是亿万富豪的“宠物项目”，如今这种说法已经不成立了。即使在去中心化网络中，创始人也不免为技术主导地位展开竞争。Mastodon创始人尤金·罗奇科告诉我，他去年和格雷伯讨论过一次合作，让两种协议可以互通。但他们各自都表示，对方似乎更希望让另一个平台迁移到自己协议上来。罗奇科认为，Mastodon没必要采用AT协议，因为Bluesky已经在这个协议上占据主导地位。 “没什么好处，”他说，“那样反而会没有落脚之处。” 如果去中心化社交媒体的愿景实现，未来或许会像电子邮件中的SMTP那样，一个协议支撑整个主流社交网络——成为下一代Facebook、Instagram和TikTok的基础。今年1月，非营利组织Social Web Foundation执行主任马洛里·克诺德联合创办了一项名为“解放我们的信息流”的新倡议，致力于在Bluesky协议上构建更多社交网络。正如克诺德告诉我，他们的目标是“认真对待Bluesky提出的‘真正去中心化平台’的承诺。” 或许不久之后，会有更多热门社交应用出现在Bluesky协议上。目前，已有一些增长迹象。今年2月，一个类似Instagram的新平台Flashes上线，下载量已超过十万次。我最喜欢的项目是一个叫PinkSea的小型网站，它像日本“绘板”（oekaki）论坛，用户可以上传数字画作。我用Bluesky账号登录PinkSea，可以同时在两个平台上发布自己的画作。在Bluesky办公室，我在格雷伯的笔记本上打开了PinkSea，她说从未见过这个网站，这里算不上数字广场，甚至连网络小酒馆都称不上，活跃用户可能只有几百人。但它的存在预示着未来在这一协议上出现更多创意项目的可能。格雷伯浏览着信息流，其中既有精美的动漫人物，也有粗略涂鸦。她眼睛一亮：“让人兴奋的是，那些我无法想象的新世界正在诞生。” 夕阳西下时，我们从Bluesky办公室步行前往一家酒吧。格雷伯不喝酒，她坐进一个昏暗角落，点了一杯不含酒精的健力士。随着Bluesky走向主流，格雷伯也愈发明确地将自己定位为旧式社交媒体势力的对手。3月在“西南偏南”大会上亮相时，她穿了一件定制T恤，讽刺扎克伯格的同款设计。扎克伯格的版本印着拉丁语“aut Zuck aut nihil”（不是扎克伯格就是虚无），而她的T恤写着“mundus sine caesaribus”——“没有凯撒的世界”。公司将这款T恤标价40美元，单日销售额超过过去两年域名销售的总和。在Bluesky的创始文件中，吸取Twitter经验教训，格雷伯写下了一句标语：“公司是未来的对手。” 换句话说，他们要从一开始就将平台设计成即使未来的管理者放弃初衷，这个平台也不会被滥用。格雷伯似乎甚至乐见Bluesky未来可能的“分崩离析”——她说，如果三千多万用户哪天迁移到协议上的其他平台，那反而证明了她的愿景是对的。 “所有中心化系统都面临权力继承问题，因为领导者会变，最后总会换成不聪明或不靠谱的人，”她说，“但用户可以用脚投票，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关系、数据和身份。总会有人站出来说，嘿，我做得更好，来我这里吧。”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1 00:00

特朗普关税生效，Target与Best Buy警告商品涨价

天的 Target 抵制行动，以响应基督教传统的“大斋期”（Lent）。布莱恩特鼓励消费者在此期间选择购买黑人企业的产品，以表达对 Target 决定的不满。消费者流失，竞争对手受益消费者对 Target 的抵制已经在数据上有所体现。市场研究机构 Placer.ai 利用手机定位数据追踪了 Target、Walmart（沃尔玛）和 Costco（好市多）的客流量，发现过去四周内，三大零售商的客流量均有所下降，但 Target 下降幅度最大。在 2 月 17 日当周，Target 的客流量下降 7.9%，沃尔玛下降 5.2%，而 Costco 反而增长了 4.8%。分析师约瑟夫·费尔德曼（Joseph Feldman）在给客户的报告中指出，数据表明 Target 在 1 月下旬到 2 月中旬期间的客流量明显下降，与其调整 DEI 计划的时间高度吻合。 Placer.ai 也提醒，天气、经济形势等因素可能同样影响了购物趋势，但 Target 面临的消费者信任危机不容忽视。双重压力下的 Target 和 Best Buy Target 和 Best Buy 目前正面临双重挑战——关税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以及 Target 因 DEI 计划调整引发的消费者抵制。关税方面，美国消费者可能很快会看到食品和电子产品价格的上涨，而企业的盈利能力也将受到影响。与此同时，Target 的品牌形象调整正影响其客流量，给市场表现带来不确定性。未来几个月，这两大零售商如何应对挑战，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琳琳总总03-11 00:01

Target因调整DEI政策遭遇消费者抵制，面临经济与品牌压力

实的消费者感到失望。此次抵制行动正值基督教四旬期开始之际，进一步强化了其象征意义。Target今年1月宣布取消针对少数族裔员工的招聘目标，并解散专门关注种族正义的高管委员会。尽管Target推出了新的“Belonging at the Bullseye”战略，强调包容性，但此举仍未能平息批评。Target的共同创始人之一的女儿安妮和露西·戴顿公开批评公司的决定，称其为“背叛”。市场反应：客流下降，品牌承压 DEI政策调整引发的争议已对Target的业务造成影响。据Placer.ai数据，过去四周，Target的客流量下降幅度大于竞争对手沃尔玛和Costco。尽管天气、经济环境等因素也可能影响销量，但市场分析机构Telsey Advisory Group指出，Target的DEI调整可能是导致客流下降的主要原因。此外，Target曾长期塑造自己为LGBTQ友好雇主，并在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积极推动DEI政策。如今的调整不仅让进步派支持者感到失望，也让黑人民营企业担忧。美妆品牌The Lip Bar的CEO梅丽莎·巴特勒表示，她对Target的决定感到沮丧，但也担心抵制行动可能会波及依赖Target渠道的少数族裔企业。经济压力加剧，Target面临双重困境 Target不仅在品牌形象上受损，还面临经济压力。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墨西哥关税政策，Target可能不得不提高水果和蔬菜等商品的价格。CEO布莱恩·康奈尔表示，冬季Target高度依赖墨西哥进口农产品，关税的不确定性将影响利润，并可能在短期内推高商品价格。此外，Target在2月份销售额已出现下降，公司预计全年增长仅约1%。在保守派法律挑战和进步派抵制之间，Target正陷入左右两难的局面，未来能否平衡品牌形象与商业利益，将成为其面临的重大挑战。

琳琳总总03-06 01:42

【突发新闻】路透报道：特朗普希望在国会演讲中宣布乌克兰矿产协议

总理、克罗地亚总理、北约秘书长以及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进行了交谈，这些领导人纷纷表示会坚持对乌克兰的支持。此外，泽连斯基还提及，欧盟委员会传来消息，将为欧洲防务提供大量资金。他认为，这对乌克兰而言意义重大，乌克兰将借此获得额外的导弹等，从而增强防御能力。泽连斯基最后强调，乌克兰将继续与各方协商并采取新的共同步骤。目前尚不清楚这笔交易是否发生了变化。上周签署的协议没有为乌克兰提供明确的安全保障，但允许美国从乌克兰的自然资源中获得收入。它还设想乌克兰政府将未来任何国有自然资源货币化的50%捐给美国-乌克兰管理的重建投资基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白宫会晤时所发生的一切感到遗憾，他和乌方团队愿尽快开启谈判以实现持久和平。泽连斯基说，乌方对美国和特朗普帮助乌克兰维持主权和独立以及向乌提供军事援助表示感谢，他对日前在美国白宫的会晤未能“按照预期方式进行”感到遗憾。他说，现在是纠正错误的时候了，乌方希望接下来的合作和沟通具有建设性。他和他的团队“愿在特朗普的有力领导下”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关于美乌矿产协议，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在任何时间、以任何方便的方式签署，乌方视该协议为迈向更大安全和坚实安全保障的重要一步，他希望该协议能够发挥作用。周一，特朗普表示，他的政府仍然对签署该协议持开放态度，他告诉记者，乌克兰“应该更加感激” “这个国家与他们风雨同舟，”特朗普说。“我们给了他们比欧洲多得多的东西，欧洲也应该给我们更多的东西。” 据白宫官员向福克斯新闻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这次以“美国梦的复兴”为主题的演讲将包括四个主要部分：特朗普第二任期迄今在国内外取得的成就、特朗普政府为经济做了什么、特朗普再次推动国会通过额外的边境安全拨款、以及特朗普对全球和平的计划。特朗普将于北京时间今日10:10在国会发表任内首次讲话。

丰雪鑫9903-05 03:23

顶级投行摩根士丹利警告：美元可能重演2017年暴跌一幕！

23日德国举行新一届联邦议院选举投票，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得票率领先其他政党。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宣布在选举中获胜。根据投票结果，联盟党的得票率为28.6%、德国选择党得票率为20.8%、社民党得票率为16.4%、绿党得票率为11.6%。在投票结束后，默茨、朔尔茨等几位主要政党的总理候选人接受联合采访，谈及组阁问题。各方就潜在的合作进行了讨论，但默茨排除了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联手的可能，后者在本次大选中的得票率位居第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分析师同样关注欧元/美元汇率，他们在2月21日的一份报告中将其描述为“美国外交政策不确定性的外汇震中”。他们预计欧元/美元年底将报1.10，称大量利好消息已反映在该货币对的美元一侧。欧元/美元最新在1.0475附近交易。包括Kamakshya Trivedi在内的高盛(Goldman Sachs)策略师团队也从他们对美元的展望中看到了2017年的影子。高盛团队在2月21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2017年与今天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重蹈覆辙的风险正在上升。”

tqttier02-25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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