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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突发大消息！马克·卡尼领导的自由党赢得关键的加拿大大选加元走强

描绘成一个无法与特朗普对抗的Maga式民粹主义者的形象。根据加拿大法律，联邦众议院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按正常程序，第45届联邦众议院选举应在2025年10月举行。3月23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解散议会并提前举行联邦众议院选举。在解散前的议会中，自由党拥有152席，保守党120席，魁北克集团33席。

tqttier9小时前

大西洋月刊 | 美国的时间不多了

选民中极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以强硬作风、民粹主义语言和“铁腕扫毒”政策著称，他的统治为菲律宾民主带来了严重考验。她所在国家的民主斗争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警示。她对我说的信息是：威权领导人推翻民主的速度，远比你想象的快。如果你不是马上发声反对他们，那你已经输了。 3 去年秋天川普再次当选后不久，我给雷萨打了电话，问她美国人该如何为川普的回归做好准备。她告诉我，她担心的是人们缺乏想象力。她知道，机构的迅速瓦解——这是威权统治者用来巩固并集中权力的第一步——会让即使是最密切关注局势的美国人也感到震惊。雷萨常年往返于马尼拉与纽约，她一再提醒我要准备好一切事情会很快发生。几周后，在我们再次通话时，她很震惊：川普总统行动的速度，甚至比她预期的还要快。 4 我最近也从俄罗斯异议人士、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那里听到类似的话。对他来说，形势已经很明朗。他对我说，美国的时间不多了。正如卡斯帕罗夫最近在本刊写的那样： “如果你要说我这是在危言耸听，我根本不在乎。就在二十年前，我退出职业国际象棋，投身于抵抗普京处于萌芽状态的独裁政权。那时，人们也同样迟迟未能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 5 那些经历过民主崩塌的人都告诉你同一个道理：千万不要错误地以为你还有时间。换句话说：你觉得你还能再观望一下，而民主会依旧完好？想赌一把试试吗？那些曾见证自己国家民主被毁的人，有时会被视作过于悲观——可以理解，他们对威权主义的危害早已有一种宿命感。但这种悲观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警告不可信：如果不尽快遏制川普的权力，局势将迅速恶化。当人们失去自由之后，可能需要整整一代人甚至更久的时间去夺回它—— 而那还是幸运的。 6 川普政府这种疾风骤雨式的推进显然不是偶然的。当民众还在震惊于一个又一个被打破的规范或被漠视的法律时，川普已经开始着手下一个了。这是世界各地威权统治者通用的剧本：首先，他将政府中有专业能力和独立思想的人剔除，换上那些傲慢、无知、极端忠诚的追随者；接着，他采取措施集中权力，宣称前所未有的权威。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发起对真相的全面攻击，使讲真话的人被怀疑，腐败成为常态，质疑他变得不可能。宪法被扭曲，最终被摧毁。这就是暴君的所作所为。而现在，川普正在美国这样做。 7 在菲律宾，杜特尔特上台后仅六个月，民主制度就土崩瓦解。在美国，雷萨原本以为川普会需要一个夏天来扩张行政权、破坏联邦机构，但这些事情在川普上任的前30天内就已发生。尽管如此，人们常常没意识到的一点是：独裁者不会一下子就完全掌控权力。“民主死于千刀万刃的缓慢失血，”雷萨最近告诉我，“你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流了多少血，直到为时已晚。” 那些曾经历威权统治的人还会告诉你：事情不是有可能变得更糟，而是一定会变得更糟。 8 那些还在等待川普“越过某条红线”的美国人忽略了一个事实：他们今天捍卫民主的筹码，要比明天、比下周、比下个月都多得多。当人们还在争论这到底是威权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时，川普正一步步夺取一个又一个独立机构的控制权。（顺便说一句，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学者都告诉我，川普现在在美国实施的，已经是教科书式的法西斯主义——远远超过他第一任期的威权倾向。例如他的政府推行严格的意识形态纯洁测试，极度干预科学与学术自由。） 9 从我写下这句话到这篇文章正式发表的时间间隔中，联邦政府又将失去数百位有能力、有操守的公务员。很快，更多具有原则的高层人士将被解雇或主动辞职。更多职位将空缺或被毫无底线的人填补。政府对权力制衡机制——媒体、司法——的攻击将会加剧。巨大的压力将迫使人们保持沉默。而沉默，本质上就是一种默许。 10 事实是，制衡机制只有在有人有勇气发声时才会起作用。然而，许多美国公民在川普第二任期伊始却格外沉默。卡斯帕罗夫与雷萨这些曾亲历威权政权转变的人警告说，这是一个错误。许多研究专制与独裁历史的学者也发出同样的警告。在这样的时刻，犹豫可能就是自由与专制之间的分水岭。 “当一个独裁者告诉你他打算做什么时，请相信他。” 11 这并不是一个什么“不确定”的时代，真的不是。独裁者的伎俩之一，就是提前告诉你他们会做什么。关于宣传家有句名言——他们会不断重复谎言，直到人们相信它是真的。但腐败领导者在其他方面也善于利用重复：一个威权者当然会重复谎言，但他也会重复那些令人震惊的事实，直到这些事实不再令人震惊，至少对某些人来说是这样。当他一遍遍告诉人们要监禁政敌或记者，要剥夺基本自由，这些攻击最终发生时，公众就会做好接受的准备。科技在威权主义崛起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能被低估：那些为了规模而设计、为了鼓励愤怒、仇恨与冲动而非真相的社交平台，成了反自由宣传的传播网络，帮助川普赢得了总统职位，也助力了全球其他类似人物的上位。本可用于民主表达的技术，反而被用来扭曲舆论、压制异见。【延伸阅读】警惕信息不正义 12 2017年，杜特尔特的宣传机器让“#逮捕玛丽亚·雷萨”(#ArrestMariaRessa)这一标签在社交媒体上疯传——那是在他最终找借口将她逮捕之前的两年。通过提前如此之久公开他的意图，总统确保了当他真正逮捕那些他认为的敌人时，这一行为虽然令人震惊，却不会让人感到意外。独裁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相信，不正常的事是正常的，违法的事是被允许的。人们就是这样最终沦为“只是奉命行事”的角色。有时候，仅仅是知道某件事情即将发生，就足以导致允许它发生。 13 2016年，杜特尔特当选总统前几个月，雷萨为她在2012年创办的菲律宾新闻机构 Rappler 采访了他。就像誓言要“清除内部敌人”的川普一样，杜特尔特的攻击目标也是他自己的政府。 “我要终结腐败，我要终结犯罪，我要整顿政府，”他当时对雷萨说。他还补充道：“当我说我要终结犯罪，我就是要终结犯罪。如果我必须杀了你，我就会杀你。亲手干。” 当一个独裁者告诉你他打算做什么时，请相信他。他的每一句荒唐之言，都是试探气球，都是离真正行动更近一步。而当人们不反抗——更糟的是，当支持者为他喝彩时——可接受行为的界限就会永久改变。 14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称记者是“假新闻”制造者和“人民的敌人”；为什么他提出要处决他眼中的政治对手，并取消第一修正案；为什么他从仅仅想驱逐非法移民，变成了说要将“本国人”也送进萨尔瓦多的古拉格；这也是他试图控制大学和其他原本独立机构的原因。在回归白宫的第一个月，川普禁止美联社进入白宫，仅仅因为他们不愿只使用他喜欢的名词。他接管了原本由新闻界自行运作的白宫记者团队。他的五角大楼告诉记者，他们将终结长期以来允许记者随防长出访、提问的记者随行制度。川普继续幻想要粉碎媒体和任何向记者泄密的人。他在社交媒体上对匿名消息源大发雷霆，称这种“公然的不诚实行为应当付出代价”，并威胁要起诉记者和媒体。他写道： “我会把这当作是对国家的服务。谁知道呢，也许我们会制定一些漂亮的新法律！！！” 15 川普就是这样不断地把球门往后挪。还记得他曾公开宣称他可以在第五大道开枪打死人却不会受到惩罚吗？他想让人们相信，他们应该被惩罚，而他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最近他甚至说： “拯救国家的人，不违反任何法律。” 16 川普与杜特尔特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至少目前为止，是暴力的程度。杜特尔特在就职数小时内就开始实施法外处决。他说，他只是在兑现打击犯罪的承诺。（此前在他当市长时，他也曾借助自发义警，甚至警察来进行类似行动。）据人权组织称，他的政府最终杀害了数万名平民。 “我不是真正的坏人，”一位杜特尔特支持者对雷萨团队的记者帕特丽夏·埃文杰丽斯塔(Patricia Evangelista)说。对他来说，这很简单：“有些人就是该死。” 雷萨记得那是一段超现实的时期。她很快意识到，一旦独裁者掌权，非人性的力量便无处不在。这正是独裁者如何改变文化的方式：让支持者为各种丑恶之事喝彩，包括那些他已经公开表示即将剥夺的自由。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美国人对川普对程序正义的冷漠感到震惊。程序正义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原则问题——它是宪法赋予的权利。而放弃它，意味着国家认为它可以随意对待人民。 17 雷萨对美国人有几点忠告：如果你身居领导岗位，你必须表明你理解事态的严重性，并表明你在保护依赖你的人。但同时，你也必须明白，并不是每个人都勇敢。并不是每个人都准备好为自由挺身而出；那些害怕的人很容易被操纵，也可能会将他人置于危险之中。当事关重大时，她建议，没有时间表现软弱。请记住，薄弱环节——无论是个人、大学，还是律师事务所——对于那些需要坚守底线的人来说，都是危险所在。正如我以前写过的，投降是有传染性的。但勇气，也是。 18 2018年1月，Rappler 收到政府的第一份关闭令。雷萨和她的联合创办人蔡·霍菲莱纳(Chay Hofilena)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确保公众明白杜特尔特正在试图恐吓新闻机构、让其噤声，而他们不会屈服。多年以后，杜特尔特再次试图关闭 Rappler 的网站。但他们的目标始终是：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坚持报道——而雷萨做到了。一切都在于事先准备。她的领导团队有应对关闭的预案。她和同事们演练如何在政府强制关闭的情况下，于24小时内使网站重新上线，依靠海外服务器。（好笑的是，她当时就已将服务器部署在美国，她以为“自由之地”的美国会保护新闻自由。如今，她建议美国新闻机构把服务器迁往其他国家。） 19 Rappler 还为新闻编辑部建立了互助制度。 “我们知道我们的记者可能会被陷害，我们早就提醒过他们这一点，” 她告诉我。 “我们告诫他们，如果与政府发生任何冲突，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把正在发生的事进行直播。” 他们训练到这种“开启直播”的反应成为肌肉记忆，这样一旦真正发生情况，即便害怕、肾上腺素飙升，他们也能立刻开始直播。 20 这种做法确实奏效了。有一次，雷萨的一位记者皮娅·拉纳达(Pia Ranada)抵达总统府准备参加新闻发布会，却被告知不得进入。她没有得到任何理由。但她记住了训练：雷萨回忆说，从拉纳达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出她的手在发抖，但她还是打开了相机，问她为何被拒之门外。总统的安保人员暗示命令是“来自上面”，但拒绝说明原因。即便如此，雷萨说，她和同事们当时并不知道事情会变得多么糟。 “我一直知道杜特尔特会打压媒体——他告诉过我们他会这样做！——但我没能想象到最坏的情况，” 她说，“我从没想过我真的会被逮捕。我错了。” 腐败政府会用“法律战”来惩罚异见者。打官司很昂贵，还会毁掉一个人的名誉和生计。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财力去对抗国家机器。 21 2019年情人节前一天，雷萨被逮捕，罪名是“网络诽谤”——而那篇报道发布时，相关的网络诽谤法还未生效。一年多的时间里，杜特尔特政府对她发出了10份逮捕令，累计最高刑期可达103年。（每次雷萨被捕时，Rappler 的读者和朋友们都会挺身而出，慷慨捐助。“我总是开玩笑说，这可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雷萨对我说。）如今，近十年过去了，雷萨已在法庭上击败了其中8项刑事指控，而杜特尔特则被关押在海牙的监狱中。 22 当政府试图摧毁你时，你会很快看清谁才是真正的朋友。但这条路也很孤独。当杜特尔特追击雷萨时，她担心任何为她发声的朋友都会因此陷入危险。有一段时间，她甚至不敢约朋友吃午饭——担心那个朋友的生意或家庭会因此遭到政府报复。曾有一段时期，她通勤时都穿着防弹衣——街道是死亡小队的“狩猎场”，他们会骑着摩托车对目标开枪；她一天中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往返途中。其他人也知道这点：有一次，有位好心人甚至要主动提供给她一辆防弹车。但最终，雷萨拒绝了。作为前战地记者，她的风险承受能力很强。她也有一种使命感：没有人能阻止她说出真相。 23 危险时刻需要极高程度的冷静与勇气。你必须假设最坏的情况会发生，然后从那个点开始反推你的应对策略。人们喜欢从众，这不一定是坏事。“人多力量大”是真实存在的。你需要在自己身边建立一个社区，不仅为了保护你自己，也为了保护所有人。记住，事实依然重要。每一个站出来发声的人、每一个指出谎言的人，都是对真相的忠诚。不要以为自己的声音无关紧要——它很重要。你选择相信什么、阅读什么、花时间关注什么，都是在选择真相。如果人们对现实不再在意，独裁者就会明白，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换句话说：一旦失去对现实的坚持，就会失去法治。失去民主。失去自由。 24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底线。守住你所在行业的伦理底线。守住宪法赋予的权利。你一旦后退一步，或者主动放弃自由，它就永远消失了。持不同政见者并不总是会赢。加里·卡斯帕罗夫因为公开反对普京，最终不得不逃亡美国，躲避家乡的迫害。在菲律宾，人民曾通过民主的方式击退杜特尔特，但那里的民主仍然非常脆弱，肯定比杜特尔特首次赢得总统选举时还要脆弱。 25 美国最基本的自由，今天比一个月前、甚至比一周前都更加岌岌可危。美国长期以来是全球民主的堡垒。但此刻，它不再如此。但还不算太晚。找到你的同盟。为你的价值观而战。与那些依然相信真相、人性与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人并肩作战。 26 “当我听到人们问，是否该逃往其他国家、遥远的地方时，我真想摇醒他们。你想要一份逃跑计划？那你想逃去哪儿？” 雷萨最近对我说， “如果美利坚合众国倒下了，那就真的是终局了。” 27 人们常常会把这种对美国自由即将灭亡的警告视作夸张的杞人忧天或是最黑暗的悲观主义。但其中存在一个悖论：那些最有紧迫感、认为必须捍卫美国民主的人——他们曾亲眼见证自由可以如何迅速消失，自由被压制可以有多残酷——他们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乐观主义者。我们应当倾听他们，不仅因为他们可能是对的，更因为他们看出了美国人骨子里都明白的一点：这个国家，这些自由，它们是神圣的。它们属于我们。而现在，还不算太晚。至少，现在还没有。 *为方便手机阅读，编者进行了较多的断行处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昨天00:00

突发消息！特朗普核心圈子拟新一轮“征税”计划白宫可能对TA们出手

内部的意识形态分裂，因为一个新兴的、更民粹主义的派别拒绝接受几十年来主导共和党的一些传统保守主义教条。一些人士警告称，特朗普的顾问们正在集思广益，以期就税收立法达成协议，他们正在考虑许多选项。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共和党在2017年批准的大部分减税措施将于今年年底到期。 “我认为它不可能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获得通过——完全没有机会，”中右翼智库美国行动论坛主席道格·霍尔茨-埃金说道。他还补充说，这个想法在众议院也不太可能获得通过。 “他们会转移话题，说他们想考虑所有可能性，但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他们会认为这是对富人毫无理由的惩罚性税收。他们不喜欢其中的政治因素，不喜欢其中的经济因素，他们对此不感兴趣。” 班农提出了各种方案，希望共和党能够通过提高富人的税收来收回部分收入。其中一项提案是将最高税率恢复到2017年税法颁布之前的水平，从37%提高到39.6%。这将提高收入超过626350美元人士的税率。班农还提议设立一个新的税级，对收入100万美元或以上的人征收更高的税，他认为共和党应该代表其日益壮大的工薪阶层选民采取行动。两位知情人士表示，班农和其他一些特朗普盟友还讨论了第三个方案，即为收入超过300万美元或500万美元的人设立更高的最高税级。 “这毁了AOC-伯尼的‘寡头政治之旅’，”班农说道，他指的是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佛蒙特州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举行的民粹主义集会。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班农一直在试图说服共和党人接受对富人增税。 “从政治上讲，这就像一场游戏，一场定局，一场对决——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会摧毁民主党。”批评人士表示，即使对百万富翁的收入征收更高的税，也无助于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最富有的美国人通常会从其股票价值的上涨中受益，但共和党目前并未考虑提高资本利得税或未实现账面收益的税率。

圈内人04-23 14:14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将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比作纳粹德国

气候变化行动。他说：“我们已经看到，民粹主义的威权领导人如何把移民当作替罪羊，煽动仇外情绪来推动他们掌权。而这整件事的核心，就是权力的追逐。我们的宪法是我们开国者制定的，目的是要保护我们免受一个像特朗普这样的威胁。”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3 00:00

纽约时报万字讣闻：教宗方济各逝世，扭转教会保守风格，强调包容与对边缘群体的关怀，而非教义纯粹

方济各不仅来自世界的另一端。受拉丁美洲民粹主义背景影响，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不同于他的前任。他是首位以亚西西的圣方济各之名命名的教宗。圣方济各是一位苦行修士，毕生奉献于虔诚与贫困者。根据传统，他曾接受上帝的启示，重建教会。方济各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他的谦逊风格。他在当选教宗期间入住的梵蒂冈旅馆亲自结账，出行乘坐简朴的福特福克斯，不住华丽的教宗公寓，而是选择梵蒂冈的招待所。在圣周，他在一家青少年监狱为一位年轻的穆斯林女性洗脚。年老体衰后，他也常提到自己的虚弱，呼吁为老年人争取尊严。他的谦逊令人动容。当被问及一位据称是同性恋的神父时，他回答说：“我是谁，何以能评断？” 这句话登上全球头条，标志着梵蒂冈内部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化。方济各在教会危机时刻接掌大权。在工业化国家，教会出席人数下降，神职人员性侵丑闻削弱信仰，人们要求女性拥有更大角色，神父人数严重短缺。而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尽管信仰仍在扩张，天主教也正面临来自新教福音派和五旬节派教会的激烈竞争。他很快试图让教会远离如堕胎和同性恋等分裂性话题，转而聚焦气候变化、贫困和移民等全球性问题。他的首次教宗出访是在意大利小岛兰佩杜萨，那里成为大批穿越地中海的非洲移民的登陆点。他的愿景在通谕《愿祢受赞颂》中充分体现。此文将天主教神学与环境保护和关怀边缘群体联系起来，同时谴责全球资本主义在剥削穷人方面的过度行为。他频繁访问阿拉伯世界，支持那里面临迫害的基督徒，努力与伊斯兰世界缓和关系。他不断造访“边缘地带”，这些被忽视的地方和人。 2019年，他曾跪下亲吻南苏丹政府与反对派领导人的鞋，恳请他们实现和平。2023年，尽管健康状况不佳，他仍前往首都朱巴，谴责他们缺乏进展。 “不要再流血，不要再冲突，不要再有暴力和相互指责谁该负责，”方济各在南苏丹总统府的花园中说道，“让战争的时代过去，让和平的时代到来！” 他多次谴责暴力行为。尽管起初在乌克兰战争中不愿表态站队，但之后他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然而，乌克兰官员担忧，他所称的梵蒂冈秘密“斡旋任务”旨在调解战争，却没有明确反对俄罗斯的占领，可能无意中帮助了敌人。方济各对梵蒂冈的高级神职人员态度尖锐。他曾将教廷层级比作“迟钝、官僚的海关”。他指责某些教会官员自我感觉“不可或缺”，并受到“八卦恐怖主义”的困扰。他对梵蒂冈领导人的圣诞讲话逐渐演变为直白犀利的训诫，批评教会深受“神职主义”拖累——即“孔雀神父”和“机场主教”自认为高人一等，只在方便时现身，已经与信众脱节。他认为神职主义是教会许多弊病的根源，包括神职人员性侵丑闻。一些有权势的保守派试图利用这些丑闻打击方济各，指控他包庇因性侵未成年人而被革职的美国红衣主教麦卡里克。这一指控最终被证明不实，但在性侵危机问题上，他确实经历了一段漫长且痛苦的学习过程。他最初呼吁采取行动，但成效甚微；当危机在他任内再次爆发时，他本能地站在主教一边，并公开质疑一些受害者，从而危及他“弱势群体捍卫者”的形象。他最终通过承认自身盲点并与受害者对话，重新稳住了立场。他并未像一些支持者所期望的那样，真正追究主教们的责任。但他实施了有实质性的改革，推动各国主教将保护儿童列为优先事项，并做出一项重要措施——下令彻查麦卡里克的晋升过程，最终将责任归于圣若望·保禄二世。在其他议题上，方济各的立场也时常令人难以捉摸。他反对同性婚姻，却呼吁神父对非传统家庭形式保持接纳态度，例如同性恋者、单亲家庭、未婚同居者等。他支持同性伴侣的民事结合，但又批准了禁止神父为他们祝福的决定——这一决定后来他表示后悔，并最终推翻。他称刑事定罪同性恋“并不公正”，但也支持梵蒂冈反对一项旨在扩大LGBTQ人群保护的意大利法案。当德国主教团在2023年以压倒性票数决定为同性伴侣祝福时，梵蒂冈在他批准下进行了压制。方济各的支持者认为，他的模糊与渐进策略，是为了达成一项更大、更持久的计划——建立一个更具协商精神的教会，将权力从罗马下放至地方主教和神父。在本笃去世、终结有两位在世教宗这一异常局面后，方济各的支持者本希望他能更加自由地施展手脚。他们期盼2023年和2024年的全球主教会议能带来大胆改变，当时议题包括女性执事授圣、神父独身制和允许神父结婚。但这一原本可能引发巨大震动的会议却以平淡收场。主教们呼吁赋予女性更多领导角色，但将其他重大问题留待日后讨论。事实上，方济各最持久的遗产，或许是他对教会神职体系的变革和枢机主教团的重构。这个机构曾长期由本笃和若望·保禄二世任命的保守派主导。在“人事即政策”的等级结构中，方济各的支持者希望他所提拔的神职人员——以及他们所选出的继任者——能继续走他所开辟的道路。意大利血统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里奥，于1936年12月17日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弗洛雷斯街区，父母为马里奥·贝尔戈里奥和雷吉娜·贝尔戈里奥，两人皆为意大利裔。他家前往阿根廷的过程，也成为贝尔戈里奥家族传说的一部分：他们原本订好了“玛法尔达公主”号轮船的三等舱，但由于拖延出售都灵的咖啡馆而错过启程。然而，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艘船在海上沉没。几个月后，他们乘坐“朱利奥·恺撒”号安全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豪尔赫是五个兄弟姐妹中最年长的，现在仍有一位妹妹玛丽亚·埃琳娜·贝尔戈里奥在世。成长过程中，豪尔赫深受祖母罗莎·贝尔戈里奥的影响。她在意大利时曾加入天主教行动，这是20世纪20年代反对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入侵教会的运动。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促使全家离开意大利。在弗洛雷斯，罗莎教他讲意大利语，并带有家乡皮埃蒙特方言，还培养他对文学的热爱。他的父亲马里奥则为适应当地生活，坚持使用西班牙语。天主教信仰在贝尔戈里奥家庭中是持续的精神支柱。当母亲因妹妹出生时身体虚弱卧床，年仅12岁的豪尔赫被送入一所由慈幼会神父运营的学校。这些神父不仅培养了他对穷人的责任感，也让他意识到自身在改善世界中的责任。 “我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学会了去探寻事物的意义。”他回忆说。豪尔赫博学、聪明且虔诚，也打篮球，喜欢跳探戈。他在17岁生日还差六周时，正匆匆赶去和朋友见面，在弗洛雷斯街区时，他停在圣若瑟大教堂前。 “我感觉我必须进去——那种你内心感受到却又说不清楚的东西。”他回忆说。在教堂里，他说自己“感觉有人从内心抓住了我”，带他进入忏悔室。 “就在那一刻，我知道我必须成为神父。”他说。他经常讲述关于上帝慈悲的故事，描述耶稣通过“慈悲与拣选”（miserando atque eligendo）感召税吏马太的那一刻。他说，他也感到上主一直在等他，于是将这个拉丁短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那就是我。”他后来对耶稣会神父、好友斯帕达罗说——斯帕达罗曾发表过对教宗的长篇访谈。“那就是我的感受。” 但豪尔赫对家人隐藏了自己的志向。高中时他展现出理科天赋，母亲原希望他成为医生。他在一家化学实验室工作，也曾在探戈酒吧担任门卫赚零花钱。 1955年11月，高中毕业不久，他终于告诉父母自己要成为神父的决定。他母亲很不高兴，指责他误导了她。 “我没有骗你，妈妈。”他的妹妹玛丽亚·埃琳娜回忆起豪尔赫当时这样说，“我要去学的是灵魂的医学。” 旷野时期经过13年修行训练，豪尔赫·贝尔戈里奥于1969年被按立为耶稣会神父。耶稣会于1580年随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来到南美，这些殖民者在罗马默许下征服这片大陆。不过耶稣会抵制了一些最残酷的殖民暴行，为原住民建立了自主管理的保护区。未来的教宗传承了这种传统：亲近贫苦，尊重原住民，对欧洲扩张保持警惕，敢于抗拒，并对世俗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当贝尔戈里奥神父在36岁时接掌阿根廷耶稣会时，拉丁美洲和天主教会正陷入动荡。阿根廷正经历“肮脏战争”，残酷的军政府在全国杀害和拷打数千名反对者。拉丁美洲的教会也分裂严重，许多高级神职人员依旧紧贴权贵阶层，而不少耶稣会士则投身于“解放神学”，倡导教会为穷人争取社会变革。保守派教会领导人则将这种神学批评为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位批评者便是卡罗尔·沃伊蒂瓦——这位波兰的反共人士于1978年成为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并任命了一批对解放神学持敌对态度的保守派主教。贝尔戈里奥神父与阿根廷本地教会的主流观点一致，认为解放神学政治色彩过浓。后来他遭到指责，称他在担任阿根廷耶稣会领导期间，对两位被军政府绑架并折磨的神父未尽全力保护，这些指控后来遭到传记作者和其他人的质疑。他最终与其中一位神父和解，但另一位始终心怀怨恨。他在耶稣会的领导工作最终以争议告终。他曾吸引一批热情忠诚的神父追随者，但也结下不少敌人，部分原因是他被批评为专横独断。教会高层随后将他“流放”到德国，之后又被派往阿根廷科尔多瓦，这段时期他后来说是“一段深刻的内在危机时期”。在成为教宗后，方济各承认，自己担任耶稣会领导时的行政方式并不完美。“我独断和迅速的决策方式让我陷入严重困境，并被指责为极端保守。”他对斯帕达罗说，“但我从不是右派。” 不过，这段“流放”在1992年被打断。当时阿根廷教会一位高层出人意料地任命他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教区的辅理主教。六年后他成为总主教，重点投身贫民救助，召集一批神父专门在贫民窟传教服务。在2001至2002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中，他组织设立食堂，将分派到贫民窟的神父人数增加三倍，还建立了学校和戒毒中心，以应对国家服务的收缩。他将主教官邸改成神父宿舍，自己则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教区大楼一间简朴的房间内。每年复活节前，他都会探访囚犯、艾滋病人或老人，这一做法在他成为教宗后依然延续。他对世俗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怀疑日益加深，包括对资本主义的怀疑。他认为，左翼意识形态把国家神化，而经济自由主义又让国家失去力量。2006年，在阿根廷独立日的传统天主教感恩祈祷仪式上，贝尔戈里奥总主教当时已是红衣主教，在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出席的情况下，含蓄地表达了批评。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也十分冷淡。正如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前新闻官费德里科·瓦尔斯向教宗传记作者艾弗赖说的那样，梵蒂冈“体现了一切他认为教会不应有的东西：奢华、铺张、虚伪、官僚。” 瓦尔斯说：“他讨厌去那里。” 超过75岁的主教退休年龄后，他预订了天主教神学院里一间简朴的房间，打算余生在那里祈祷和沉思，享受他钟爱的马黛茶。但本笃教宗在2013年2月11日宣布将辞职，改变了一切。这是自1415年格里高利十二世以来首位主动辞职的教宗。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飞往罗马，参与选举新教宗。他再也没有返回阿根廷。意外的教宗在2005年的秘密会议中，当时当选教宗的本笃胜出，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排在第二。他离开罗马时，几乎没有理由认为自己还有机会当上教宗。他甚至没有表现出对这个职位有兴趣。随着本笃辞职，媒体开始大量猜测谁会成为继任者，外界普遍认为红衣主教们可能会选出首位拉丁美洲教宗。考虑到年纪，贝尔戈里奥并不在热门名单上。但随着投票开始，一股支持他当选的力量逐渐形成。许多来自罗马以外的红衣主教对梵蒂冈的运作混乱和罗马教廷的傲慢深感不满。教廷的性侵丑闻应对不力，以及教廷银行正在酝酿的金融丑闻，都让他们对现状失望。贝尔戈里奥红衣主教以强硬、高效的行政管理风格著称，并坚定主张将权力从梵蒂冈的官僚系统下放至全球主教手中。在秘密会议开始前，他发表了一场演讲，强调教会有责任走出安逸，走近身体和灵魂的边缘人群，这番话令许多红衣主教印象深刻。随着投票中他逐渐获得越来越多支持，有目击者回忆说，教宗职位的分量仿佛压到他身上。用了两天时间，在第五轮投票中，他获得超过三分之二所需的77票。当被问是否接受教宗职位时，他回答：“虽然我是个罪人，但我接受。” 巴西的胡梅斯红衣主教拥抱他说：“别忘了穷人！” 他确实没有忘记。在阿根廷时，“他的教宗任期与过去一脉相承，特别是对穷人的关注。” 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博洛尼亚下城贫民区工作的奥古斯托·赞皮尼神父在2015年对《纽约时报》说。“教会——那些选出他的人——想要变革。他们希望这次变革来自边缘。但也许他们没预料到的是，当一个人开始从最贫困者的视角看世界时，他会经历深刻的改变。” 2015年，他在一次与意大利记者的谈话中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如果不解决穷人的问题，我们就无法解决世界的问题。” 全球力量方济各迅速确立了自己作为全球影响力人物的地位。他促成美国与古巴的和解，梵蒂冈外交官也在促成结束哥伦比亚长期内战的和平协议中发挥了作用。在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最严重时，他将这场危机定义为道德问题，并不断为那些冒死前往欧洲的人发声。随着反移民情绪和民粹政治在欧洲和美国兴起，方济各似乎与时代氛围格格不入。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方济各暗示，特朗普“不是基督徒”，因为他倾向于“建墙而不是搭桥”。特朗普回应说：“一个宗教领袖质疑他人的信仰，这是一种耻辱。我以身为基督徒为傲。” 立场分歧由此加剧。方济各多次试图反对民族主义，坚定反对以种族、民族或主权为基础的诉求。他在2021年访问匈牙利时，似乎在批评总理欧尔班，后者常常将其反移民强硬立场包裹在“基督教价值观”名义下。但2023年他再次访问匈牙利时，欧尔班却高兴地宣称，这次访问是对他价值观的支持。方济各仍不断发声，但倾听的人却越来越少。梵蒂冈原宗座文化委员会主席拉瓦西红衣主教说，教宗有责任作为“全球良知”，“即使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努力”。他说，教宗依然拥有庞大的听众群体，“尽管世界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方济各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在40多次出访中不断接触身处边缘的信徒。他也努力与其他宗教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天主教徒是少数、面临迫害风险的地区，并多次与穆斯林领袖接触。 2017年，他在开罗出席了由逊尼派伊斯兰教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中心之一——艾资哈尔主持的会议，并与大伊玛目建立了牢固的跨宗教关系。 2021年，他不顾疫情和安全隐患，冒险访问伊拉克，寻求在穆斯林与日益减少的基督徒社群之间建立联系。他也为非基督教少数宗教群体的宗教权利发声，包括孟加拉国和缅甸的罗兴亚人，以及伊拉克的雅兹迪人。在约翰·保罗二世的基础上，方济各将“忏悔”演变为一种外交工具。在都柏林，他承认“爱尔兰教会中负责保护和教育年轻人的人员对他们施加虐待，造成了严重丑闻。” 他为教会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的沉默致歉，也为长期歧视和虐待罗姆人表示道歉。在加拿大，他向原住民社区就天主教学校中对其儿童的虐待和不当对待请求宽恕。 2019年从阿联酋返程的航班上，他首次承认神父和主教曾对修女进行性侵。在全球外交中，方济各有时也与独裁者打交道。 2018年，他与中国政府达成临时协议，结束了关于谁有权任命主教的长期争议。他首次获得中国政府对教宗权威的正式承认，但代价是承认七位此前被逐出教会、由政府任命的主教的合法地位。这一协议让教会进入了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在那里，新教徒的增长远超天主教。但批评者，包括一些曾受共产党政府迫害的主教，抨击该协议是“可耻的退让”和“危险的先例”。他的一些专制东道主也利用他的访问为自身议程和形象服务。但方济各和他的顾问表示，这些风险是值得的，目的是带来希望、寻求突破、修复创伤。教会内部改革方济各的真正遗产，也许不是体现在国际舞台上，而是他在教会内部所推动的改变。约翰·保罗二世和本笃十六世主张将权力集中在罗马。方济各则强调协作和去中心化。他将主教大会（即“世界主教会议”）从过去由罗马教廷主导的宣讲活动，变为拥有实际权力的主教之间的政策协商。对支持者来说，去中心化带来了他们数十年来渴望的变革希望。而对希望梵蒂冈保持控制的人来说，这是一场噩梦。在所谓的“礼仪战争”中——即关于信徒祷告方式的争议，尤其是在英语国家长期分裂自由派与保守派的问题上，方济各赋予地方主教自行翻译礼仪语言的权力。他通过人事任命巩固自己的愿景。他在梵蒂冈的主教部任命了自己的盟友取代保守派，该部门负责选择地方教会领导。他在选择主教时倾向于“牧者”而非“管理者”，倾向于“街头神父”而非“权力掮客”。他更喜欢与人民贴近的主教，而非靠近支持商业利益的天主教组织Opus Dei的主教。在红衣主教团中，方济各任命了超过半数具投票权的红衣主教（80岁以下），这些人将在未来选出他的继任者。他让红衣主教团变得不那么白人、不那么意大利、不那么代表罗马教廷。他减少对欧洲的依赖，称欧洲“老化”，也减少对美国传统培养主教的城市如费城的依赖。他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那些五旬节派和福音派迅速扩张的国家中任命红衣主教，这些地区成为天主教信仰和神职人员增长最重要的沃土，而欧洲的传统天主教中心却面临神职人员的流失。 “你们很重要。”2019年，他对莫桑比克的年轻天主教徒说，“你们不仅是莫桑比克的未来，也是教会和人类的未来。你们是现在。” 虽然推动去中心化，方济各也设立了由九位受信任的红衣主教组成的顾问团，这个团体权力巨大，甚至被赋予重写梵蒂冈宪章的权力。与过去三十年的教会领导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他试图重振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开放精神。他将召开会议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和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同一天封圣，后来也封圣了执行会议改革的教宗保禄六世。 2021年，在一次与意大利教理讲授人员的会面中，方济各表示：“你可以选择站在教会这边，也就是遵循大公会议，或者你不遵循会议，或以自己想要的方式解读它，那你就不属于教会。” 方济各政治手腕灵活，擅长孤立对手。他没有让主张传统拉丁弥撒的礼仪部门保守派领导人萨拉红衣主教成为“烈士”，而是通过授权副手稀释其影响，之后在萨拉到达退休年龄时悄然接受了他的辞职。不到一年后，也就是2021年他接受结肠手术出院仅几天，方济各便推出对拉丁弥撒的全面限制。他指出，一些人利用传统弥撒破坏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改革，并在教会内部制造分裂。在关键职位上，他大刀阔斧。2017年7月，他拒绝延长教义部部长、保守派红衣主教穆勒的任期，等同于将其解职。他将原本反堕胎阵营的核心机构——“宗座生命科学院”并入一个新的教友、家庭与生命事务部，这个部门也反对死刑。2018年，死刑正式成为违背天主教教义的行为。同年，他在《欢喜与踊跃》这份宗座劝谕中，将对移民和穷人的关怀与反对堕胎置于同等地位。他表示，欢迎陌生人来到门前，是信仰的根本，“不是哪位教宗发明的概念，也不是一时的潮流。” 在教会遥远而资源匮乏地区神父日益短缺的关键问题上，方济各推动的协作式教会结构似乎也准备带来实际改变。他似乎愿意倾听部分主教要求允许按立已婚男子为神职人员的呼声。神父独身的传统在教会中延续了近1000年，虽然在东仪天主教神父以及改信天主教的已婚新教牧师中存在例外。历史上，教会初期的神父可以结婚。方济各曾考虑，是否可以按立品格无可挑剔的已婚男子成为神父，以服务偏远地区。“我们需要思考‘经考验之人’是否可能成为选项。”2017年，他对德国《时代周报》说，使用的是拉丁语短语“viri probati”。 2019年，他在梵蒂冈召开亚马孙地区主教峰会。主教们建议他允许按立（注，天主教术语，意思是“授予圣职”）已婚男子为神父。这个提议仅限于南美偏远地区，但若被采纳，将为全球范围内放宽神职人员婚姻限制树立先例。保守派反对者称这威胁到了神职传统，是方济各为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但“纯度”更低的教会而稀释信仰的又一迹象。即便是已退休、长期避免卷入教会内部意识形态纷争的本笃，也在2020年1月参与出版的一本书中发声，为神父独身制辩护。最终，方济各搁置了这一提议，令自由派支持者失望。穆勒红衣主教欢迎这一决定，认为这可能带来“缓解教会内部派系、意识形态固执与分裂倾向的和解效应”。反对声浪上升对方济各的抵制最初是默默的，随后开始抱怨，最终发展为公开猛烈的反对。他当选教宗不久，梵蒂冈驻外大使向他简报全球局势，建议他在任命美国的主教和红衣主教时尤其小心。 “我已经知道了，”教宗打断道，“反对我的人来自那里。” 几十年来，美国教会一直被文化战争议题所主导。梵蒂冈内部反对方济各的保守派领袖。是美国的雷蒙德·伯克红衣主教，这位教会法专家认为方济各的包容愿景削弱了教义，甚至暗示教宗异端，他制定的法律无效。方济各将伯克移出主教部，终止了他在美国主教人选任命中的作用。 2016年，伯克与其他几位红衣主教联名发表“疑问信”（dubia），要求教宗就似乎愿意允许离婚再婚者领圣体的立场做出澄清，认为这违反教会法律。方济各让他们愤怒的是，他根本没有回应。许多保守派反对者将本笃视为真正的道德权威。在世期间，本笃住在梵蒂冈城一座修道院中，离方济各住处不远，基本履行了不公开露面的承诺，尽管方济各一再撤销他的政策，并明显不喜他偏爱的“高教会”风格与传统主义。方济各政治手腕老练，常会穿白袍前去探访本笃，这种“和谐”关系后来被2019年电影《教宗的承继》中虚构演绎。这些纷争多在教会内部，但特朗普在美国的崛起，为梵蒂冈的传统主义势力提供了另一个集结点。由美国和加拿大资金支持的大量保守派天主教新闻网、博客、电视台，持续削弱教宗威望。 2017年，教宗两位亲密盟友在一份经过梵蒂冈审查的期刊中撰文，指控美国天主教保守派与福音派基督徒结盟支持特朗普，称其为“仇恨联盟”。 2018年，方济各批评保守派天主教网络中充斥敌意。他说：“基督徒也可能被网络语言暴力所裹挟。” 他举例指出，一些天主教媒体发布的恶意诽谤文章，“人们借攻击他人来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 2019年9月，在前往莫桑比克的教宗专机上，方济各轻描淡写地承认自己面临美国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他说：“被美国人攻击，是一种荣誉。” 几天后返回罗马途中，有人问他是否担心美国保守派天主教徒持续反对会导致传统派与教会决裂。他说，教会历经无数分裂。 “我祈祷不要出现分裂，”他说，“但我并不害怕。” 性侵丑闻方济各当选，本被视为教会在性侵问题上焕发新气象的象征——这一问题严重破坏了教会声誉并导致信众流失。尽管本笃罢黜了数百名神父，但教会始终未解决是否、以及如何追责纵容或掩盖侵害的主教。 2014年，方济各成立了“保护未成年人宗座委员会”，由清理波士顿性侵丑闻、将此事带入国际视野的奥马利红衣主教担任主席。委员会成员中包含受害者，旨在追究主教对职权滥用的责任，但这一努力最终瓦解。 2016年，方济各发布宗座函《如慈母一般》，尝试运用现行教会法罢免失职主教，但批评者认为措施远远不够。委员会成员因改革进展缓慢而相继辞职。教宗本人对受害者的呼吁似乎也缺乏敏感度。随后，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的调查，揭露了成千上万受害者和数百名施害神父，以及华盛顿前总主教麦卡里克对成年修士和未成年人的掠夺行为。 2018年1月，方济各在访智利时对一名记者关于他2015年任命、被指掩盖性侵神父的胡安·巴罗斯主教的提问，回应说“这些指控全是中伤”。回程途中他再次表示，“没有证据”，坚称主教是诽谤受害者。 “我也相信他是无辜的。”他补充道。教会内部也迅速掀起强烈反弹。奥马利红衣主教与他划清界限，称教宗的言论“令幸存者极为痛心”。在公众压力和内部失望下，方济各反转立场，承认错误并迅速行动。他派遣梵蒂冈性侵首席调查官前往智利，重启原本陷入瘫痪的委员会。他在致智利主教的一封长信中写道：“我在处理性侵案件中犯下了严重错误。”随后他开始接受智利主教的辞呈，包括巴罗斯主教，并与曾被他称为“中伤者”的受害人建立了联系。但教会内部的敌人试图以此打击他。 2018年8月，曾任教廷驻美大使的维加诺总主教发表了一封爆炸性“控诉信”，要求方济各辞职，指责他包庇麦卡里克。他说，教宗是“沉默共谋”的一员，纵容梵蒂冈内的“同性恋势力”。方济各否认。 “关于麦卡里克我一无所知，”他在访谈中说，“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019年2月，他召集全球主教在罗马召开史无前例的未成年人保护会议，表明教廷终于将性侵问题作为全球危机看待，而非某一国家或文化的失误。他发布教会对这一危机最全面的回应性文件，成为梵蒂冈责任的核心文献。文件要求全球教会官员向上级报告性侵及其掩盖行为。梵蒂冈称这是要将主教问责写入教会法，并统一各国对性侵指控的反应。而在一些主教否认性侵存在的教区，甚至根本没有处理流程。然而，这一指令直到2023年才被永久保留，且并未要求教会必须向警方和检方报告，这让许多受害者及倡导者愤怒。梵蒂冈官员则认为，在一些地区，这样的义务可能导致受害者遭到排斥或神父被迫害。新的开放态度方济各带给教会最激进的变化，也许正是最简单的：愿意提出问题供讨论，为深远变革播下种子。他在2018年提到“倾听使徒职”：先倾听，再表达。他曾对斯帕达罗神父说：“反对会开辟道路。我喜欢反对。” 他的前任对异议就不那么宽容。庇护十世清洗了采纳现代主义圣经研究方法的神学家；约翰·保罗二世将神学分歧视为亵渎异端，与教义事务负责人拉青格（后来的本笃）联手封杀持不同见解的神学家。本笃任教宗后还下令撤换《美国》耶稣会期刊的主编，仅因刊登内容不合保守正统。方济各未压制异见，相信“辨明”的过程，即在付诸实行前，耐心权衡各种观点和提议。 “领导者不能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在2018年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他们需要说服。” 他的亲密盟友们认为这种缓慢稳妥的方法奏效。 “这十年很密集。”教廷国务卿帕罗林红衣主教在教宗当选周年时说。改革根深蒂固、抗拒变革的罗马官僚体系，“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 尽管一些最坚定的支持者担心，他对辩论与分辨的热爱导致整个教宗任期空谈多于实干，但他确实推行了实质性变革，如扩大教会法中对性侵受害者的定义，以及貌似只是官僚调整的权力下放与在美国提拔自由派神职人员等，都有望引发更大改变。 2023年10月，他首次让女性和平信徒拥有投票权的世界主教会议，为女性在教会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积蓄动力，并至少触及了如神父独身与婚姻地位等敏感议题，尽管尚未做出政策调整。几周后，他发布相当于教宗行政命令的文件，允许神父为同性伴侣祝福。对许多自由派人士来说，这一动力已停滞，承诺的进展并未实现。但在很多方面，方济各愿意讨论曾经的禁忌话题，本身就已经是突破。如果说教宗任期之初，支持者曾预期出现“方济各效应”，会吸引更多信徒回归教会，那么到后来，他们更现实地认为，他至少打开了曾被紧闭数十年的教会大门。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2 00:00

一个保守派的大声疾呼：团结起来，美国人民，反抗川普

渐转向中右立场，尤其在川普时代，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持批判态度。布鲁克斯擅长从哲学与心理学角度切入政治议题，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舆论观察者之一。原文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17/opinion/trump-harvard-law-firms.html 美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很不正常，因此需要非同寻常的抵抗运动本文为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Information Justice（信息正义）”原创作品。已开启快捷转载，欢迎转载、分享、转发。文：David Brooks 译：Brandi 编：新约客，溪边愚人 1 起初，人类饱经苦难。昔日帝国统治下，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只能忍受煎熬。 2 但几个世纪来，人类建立了文明框架：制约权力的宪法、促进和平的国际联盟、和平解决争端的法律体系、治疗疾病的科研机构、帮助公众了解信息的新闻渠道、消减痛苦的慈善组织、创造财富和传播繁荣的企业，及保存、传承和发扬我们绚烂文化的大学。这些机构让我们的生命变得美好、富有爱和创造力，而不是肮脏、野蛮和短暂。 3 这一切正受到川普主义的威胁。其主要目的是攫取权力——只为权力本身。这是一场多条战线的战役，目的是让地球成为残忍之人的游乐场，因此当然必须削弱或摧毁任何可能约束权力的机构。川普主义围绕着自我中心、贪婪和攫取，其驱动力是对人类精神的崇高层面——学习、同情心、科学进步、追求正义——出于本能的厌恶。 4 迄今，我们将川普及其政府中追随者的各种攻击分别视为一系列单个攻击：他们在一条战线上攻击律师事务所，一条战线上摧毁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一条战线攻击我们的大学，一条战线破坏北约，还有一条战线颠覆全球贸易。 5 但这种想法是错的。那些不是单个的攻击，而是一次整体行动，目的是破坏文明秩序中可能限制川普攫取权力的部分。想击败它，就必须协调一致地行动。 6 目前为止，被川普攻击的领域都单独做出回应——律师事务所寻求自我保护，大学也一样。除了一些律师事务所联合起来支持帕金斯·科伊律师事务所（Perkins Coie），其它律师事务所都试图确保自己能单个与川普和平相处。是的，哈佛大学最终坚持了底线, 但哥伦比亚大学妥协了。这是灾难性的策略，它确保川普会一个接一个地践踏受害者；他分而击之。【延伸阅读】所有的美国人都不再安全川普想下的那盘大棋当川普的威胁让律所不敢出来辩护，法官害怕到”脊背发凉” 美国正在被美国总统袭击，这是美国律师正在做的在川普攻击律师业时，美国最富有的律所保持沉默被川普大清洗的监察长们，正在急切地向美国敲响警钟【重磅对谈】黑暗的“君主制美国”未来：政府已经准备“正面对决” 7 慢慢地，许多人意识到，我们需要团结起来。但这些努力也是孤立和分散的。十大联盟(Big Ten conference)的几个成员在组建捍卫学术自由的联盟。这很好。但那只是美国4000所学位授权高校中的18所。 8 目前为止，唯一真正具有大规模民众抵抗运动迹象的是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AOC(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集会。但那种应对川普的方式效果并不好；党派集会让这场斗争看起来像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正常较量。【延伸阅读】 9 现在发生的事情不是正常的政治，而是对公民社会基本制度的攻击，是对所有人都应宣誓效忠的东西的攻击—— 无论你是民主党、独立党派还是共和党。 10 是时候来一场全面的全国性公民抵抗运动了。是时候大学、法律界、商界、非营利组织和科学界及公务员及更多领域的人形成一个协调的民众运动了。川普只在乎力量。阻止他的唯一办法，是形成具有与之抗衡的力量的运动，和他针锋相对。 11 历史上，人民面对专制攻击时正是这样做的。埃里卡·切诺韦斯(Erica Chenoweth)和玛丽亚·斯蒂芬(Maria J. Stephan)在《非暴力抵抗为何有效》一书中研究了数百次非暴力抵抗运动。那些运动采用了能掌握的各种工具——诉讼、群众集会、罢工、怠工、抵制等不合作和抵抗方式。 12 那些运动从小规模开始，逐渐发展壮大。它们构思出明确的信息，吸引不同群体。它们改变叙事方式，使专制者不再永远处于攻势。有时，它们采用非暴力手段激怒政权采取暴力行动，从而震惊全国，削弱政权的权威，进一步加强抵抗运动(如塞尔玛的民权运动[注])。 [注]也称“血腥星期日”，发生于1965年的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当时人权人士为争取投票权游行示威，遭警察镇压。现在，川普主义正在分化公民社会；如果方法得当，公民抵抗运动也可以分化川普主义势力。 13 切诺韦斯和斯蒂芬强调需要协调。不必非有个具有魅力的领袖，但一定要有一个骨干组织和协调机构开展建立联盟的工作。 14 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动荡》一书中研究了那些经历危机又恢复过来的国家。他指出，那些得以复苏的国家没有将一切说成灾难——没说一切都糟透了，需要一把火烧掉。他们会仔细盘点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领导人承担起自己在社会问题中的责任。 15 我觉得这是对今天的美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建议。我们生活在一个机构信任度极低的国家。大学校长、大型律师事务所、媒体机构和企业高管面对着一堵怀疑和嘲讽之墙。如果他们参加反对川普的大规模公民抵抗运动，就必须向民众表明，他们了解导致川普上台的制度上的缺陷；必须表明他们在以民主的方式寻求改革体制。不仅捍卫制度，还要有新的方向。 16 我们来说说大学。近30年来，我有幸断断续续地在美国大学任教，每年还去一、二十所大学参观。那些大学是美国皇冠上的明珠，是科学和创业创新的中心。大学里的学者以无数方式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 17 我一次又一次目睹这种情况：孩子大一入学时，求知欲强，但思想尚未成形。到了高年级，她身上有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她觉醒了，有文化，有了思辨能力。大学再一次发挥其神奇的作用。我们的大学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仰慕者来到美国。 18 但与所有机构一样，美国大学也有缺陷。许多大学听任自身被令人窒息的进步主义笼罩，对美国的一半人口说：你们的声音不重要。名牌大学的招生政策偏向富人孩子，造成教育鸿沟。如果是同样的富人家庭一代又一代地出人头地，那么，人生败家会掀桌子就不足为奇了。 19 换言之，公民抵抗必须有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短期是阻止川普，挫败他的各种企图，加大诉讼，让他的追随者倒戈。长期目标是建立更公平的社会，不仅要严厉打击川普，还要严厉打击川普主义的根源；那是一个点燃希望的目标。无论是大学、移民制度还是全球经济，我们都不能回到川普当初从自动扶梯下来时的状况。 20 我不是个喜欢群众运动的人。如果不是作为记者去报道，我一般不会参加示威或集会。但美国现在需要的正是抵抗运动。川普给美国伟大的制度套上枷锁。我们已身处绝境，能失去的，只有枷锁。 *为便于手机阅读，编辑进行了较多断行分段处理。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21 00:00

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忏悔

转向中间派立场，尤其在川普时代，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持批判态度。布鲁克斯擅长从哲学与心理学角度切入政治议题，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舆论观察者之一。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5/05/trumpism-maga-populism-power-pursuit/682116 大卫·布鲁克斯的忏悔：我早该料到当我加入保守派运动时，有两种人：一种是认真思考的人，另一种只想激怒左派。后者赢了【壹】向同情和正义宣战这届政府致力于创造一个冷酷无情者可以兴旺发达的世界: 谎言，成为了国家的语言；强人对权力的理解正在大行其道；整个世界变成黑帮分子的游乐场；川普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虚无主义，它正吞噬着所到之处的一切。 1 夏尔·戴高乐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以这样一句话开头：“我一生中始终怀有一种对法国特定的观念。” 而我，一生中也始终怀有一种对美国特定的观念。我一直认为，美国是一个深受缺陷困扰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世界上一股巨大的善的力量。从亚伯拉罕·林肯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再到罗纳德·里根及其之后的美国人，他们为自由和人类尊严而战，反对暴政；我们推动了民主，资助了马歇尔计划，挽救了非洲数百万人的生命，使他们免于艾滋病的侵袭。即使我们曾造成伤害——比如在越南、伊拉克——那也是出于自负和天真，而非邪恶的意图。 2 直到2025年1月20日，我才意识到，我的身份认同有多大程度是建立在对美国善良本质的信仰之上—— 那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美国人是一个伟大而英勇事业的合伙人，我们的日常生活因投身于这一事业而变得高尚。但自那天以来，看着美国以卑劣的方式行事—— 对待我们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朋友、对待欧洲的盟友、对待乌克兰的英雄们，以及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总统—— 我几乎无法描述我所经历的痛苦。是悲伤？是震惊？还是像置身于某种幻觉之中？也许，最恰当的描述是“道德上的羞耻”：眼睁睁看着国家的荣誉被摧毁，那种感觉既令人尴尬，又令人心碎。 3 乔治·奥威尔是理解当下现象的重要向导。他深知，人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善的愿景的情况下追求权力。在《一九八四》中，一位党内官员说道：党追求权力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 “我们并不关心他人的福祉；我们唯一在乎的是权力。不是什么财富、奢侈、长寿或幸福：只有权力，纯粹的权力。权力如何展现？就是让他人受苦。奥威尔笔下的人物继续说：仅仅让他服从还不够。除非他在受苦，你怎么能确定他是在服从你的意志而不是他自己的意志？权力就在于施加痛苦和羞辱。 4 唐纳德·川普的预算局局长罗素·沃特(Russell Vought)仿佛是从《一九八四》里走出来的。他在2023年一次活动上谈及联邦员工时说道：我们希望他们早上醒来时不想去上班，因为他们越来越被视为反派人物。我们要让他们陷入创伤。 5 自从重返白宫以来，川普就一直在让乌克兰人民受苦，让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移民受苦，让我所认识的一些最优秀的人受苦。我的许多华盛顿朋友是福音派基督徒，他们的使命是公共服务——打击人口贩运，服务全球贫困人口，保护美国免受外国威胁，从事治病救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他们努力按照慈悲与爱的福音去生活。而川普摧毁了他们的工作。他不仅是在对“觉醒文化”宣战，他是在对基督徒的服务精神宣战—— 实际上是在对一切形式的服务精神宣战。 6 如果川普背后存在某种主导性的哲学，那就是：道德是给傻瓜准备的。强者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弱者只能承受必须承受的一切。这是所有恶霸的逻辑。如果他的策略有一贯性，那就是：日复一日，这届政府致力于创造一个冷酷无情者可以兴旺发达的世界。这意味着要摧毁一切可能制约强人权力的制度或安排。法律的规则，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限制了权力，因此必须被肢解。总监察长、军事法官、监督机制和监察机构都可能制约权力，所以必须被解雇或废除。真相本身也是对权力的制约，因此必须被抛弃。谎言，成为了国家的语言。 7 川普的第一任期为他的第二任期铺平了道路。他的第一个任期逐渐侵蚀了规范，使美国适应了一种新的政权形式。这为他现在的第二任期奠定了基础，而他正在将整个世界变成黑帮分子的游乐场。 8 我们曾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相互碰撞的世界，但如今意识形态似乎已经无关紧要。强人对权力的理解正在大行其道。权力就像金钱：越多越好。川普、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以及世界上其他专制者，正当着我们的面组成一个冷酷无情的轴心。川普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虚无主义，它正吞噬着所到之处的一切。【贰】伪民粹主义者他们的智识水准显而易见的低劣，但他们身上那种赤裸裸的野心总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9 可悲的是，我竟然没有预见这一切，尽管我成年后的人生几乎一直是在这些人中间度过的。我在1980年代加入保守主义运动，那时我曾先后在《国家评论》、《华盛顿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社论版工作。那个年代的保守阵营中，有两种人：保守派和“反左急先锋”。我们这些保守派认真研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著作。 “反左急先锋”的目标则只是想激怒左派。我们保守派将写作、供稿于知识分子杂志作为人生方向；而“反左急先锋”倾向于电视和广播的喧闹场。我们虽属右翼阵营，却拥有许多自由派朋友；而他们则蔑视任何非反建制右翼的人。他们并不是真的相信保守主义——他们只是仇恨左派。我如今才真正明白，这之间的区别极其重要。 10 其实我早该明白这一点，因为“反左急先锋”早在1986年1月就暴露了他们的本性。当时，一群达特茅斯学院的进步学生为了抗议种族隔离制度，在校园里搭建了一排棚屋。而某晚，12名学生突袭这些棚屋，用大锤将其摧毁，其中大多数人都与右翼的《达特茅斯评论》(Dartmouth Review)有关联。 11 那时候我就很震惊。种族隔离是邪恶的，是应当反对的。而夜间带着大锤突袭，听起来更像是盖世太保的行径，不是伯克式的保守主义。但保守派知识分子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我认为，部分原因是我们看不起《达特茅斯评论》的那帮人，他们当中包括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Ingraham，福克斯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和迪内什·德索萨（Dinesh D’Souza，右翼政治评论员、阴谋论者）。他们的智识水准显而易见的低劣。我不知道怎么说才算客气，但他们身上那种赤裸裸的野心总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我当时真心以为，这种姿态最终会毁了他们。 12 但历史偏偏向他们微笑。一位右翼出版商曾告诉我，卖得好的保守主义书籍不需要写得好，只需要写得足够冒犯左派，就能让“反左急先锋”一哄而上来买。这种策略带来了类似《大谎言：揭露美国左派的纳粹根源》(The Big Lie: Exposing the Nazi Roots of the American Left)这样的书名，也造就了安·库尔特(Ann Coulter)整个人的职业生涯。 “打击自由派”成了可变现的商业模式。 13 当然，左派在这方面确实也帮了他们一把。左派的确把保守派从大学和其他文化权力中心驱逐出去；左派的确鼓吹一种“精英选拔制”的等级体系，使富人子弟受益，而牺牲了工人阶级；左派的确高高在上地对那些他们认为在道德上“未开化”的人说教，从性别到环境，无所不包；左派的确创造出一种压制异见的僵化正统。如果你告诉一半国家的人他们的声音毫无意义，那么这些沉默者最终势必会掀翻整张桌子。 14 但尽管川普在竞选时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民粹主义旗号，利用工人阶级的怨愤上台，他实际执政的风格却是（佛州）棕榈滩式的精英主义。川普和埃隆·马斯克都是亿万富翁，都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友。 JD·万斯毕业于耶鲁法学院。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是普林斯顿和哈佛的校友。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也念过耶鲁和哈佛。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是杜克大学的毕业生。特德·克鲁兹(Ted Cruz)则是普林斯顿和哈佛的校友。据《纽约时报》报道，马斯克的许多DOGE项目员工也来自顶尖学府——哈佛、普林斯顿、摩根士丹利、麦肯锡、沃顿商学院。 15 这些人，是“藤校虚无主义者”，是《达特茅斯评论》中那些精英恶少的精神继承者。这个政治时代，不是“民粹主义者 vs. 精英”，而更像是一场大学预校中的“精英内战”：肮脏无耻的富家子弟在对抗自命不凡的富家子弟。 16 MAGA的精英靠工人阶级的选票上台，但——相信我，我认识他们中的不少人——他们并不关心工人阶级。川普和他的团队本可以入主白宫后，拿出真正的计划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一个真正关心工人阶级的政府应该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最贫困的美国人平均寿命比富人少活10到15年；又比如，到六年级时，最穷学区的孩子在学业上已落后最富学区的孩子四个年级。如果他们真的关心这些人，就该提出一项跨党派的产业政策，为工人阶级创造就业机会。 17 但这些“伪民粹主义者”对此毫无兴趣。他们不想着如何帮助工人，反而专注于与同为精英的左派展开“内战”。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最初几个月，他们的当务之急之一竟是摧毁他们认为自由派精英聚集的地方——科学界、对外援助体系、肯尼迪艺术中心、教育部、大学。【叁】信奉尼采的“基督徒” “川普式鸡尾酒”已经侵蚀了基督教，短短二十年，美国的堕落令人不寒而栗。川普式虚无主义已经肢解了保守主义。这届政府中的人并不是保守派，他们是保守主义的反面。 18 结果证明，当你把自恋和虚无主义混合在一起时，就会制造出一种能够腐蚀一切信仰体系的强酸。这种“川普式鸡尾酒”已经侵蚀了基督教——一个本应以边缘群体为核心的信仰体系。 “温柔的人有福了”“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穷人比富人更接近上帝……耶稣一再明确拒绝尘世权力。 19 但如果说川普主义有一个核心信条，那就是对世俗权力的不加掩饰的贪欲。在川普主义的圈子里，许多人高调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却鲜少谈论耶稣；他们胸前挂着十字架，心里却住着尼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高中二年级水平的尼采。在尼采的世界观中，那些关于正义、和平、爱与文明的基督教虔诚言辞，都是弱者为阉割强者而设下的枷锁。从这种角度看，尼采主义是一种“赢家的道德观”。它崇拜异教的美德：力量、勇气、荣耀、意志和自我主张。尼采笔下的超人(Übermensch)——川普和马斯克显然都把自己视作这样的存在——许诺要统治那些病态的、沉溺于同情心的“软弱者”。 20 二十年前，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一位毕业于福音派名校惠顿学院的基督徒——协助乔治·W·布什总统启动了总统紧急救援计划（PEPFAR，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总统防艾计划），这个项目挽救了非洲及其他地区2500万人的生命。我曾和格尔森一同前往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和南非，亲眼目睹那些曾濒死的人如何康复回家，重新拥有正常生活。那是我作为美国人最自豪的时刻之一。 21 而如今，沃特——同样毕业于惠顿学院、现为川普政府的预算主管——却主张解体PEPFAR。这一毁灭性的决定已通过行政命令付诸实施，无异于判成千上万人死刑。沃特还是《2025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这一计划帮助铺垫了削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路径。 USAID如今被架空，导致一个为5300万人提供疟疾防护的项目中止，也削减了本该送到饥饿儿童手中的紧急粮食配给。短短二十年，美国在道德上从格尔森堕落成了沃特，令人不寒而栗。 22 川普式虚无主义已经肢解了保守主义。这届政府中的人并不是保守派，他们是保守主义的反面。 23 保守主义者曾信仰稳健而渐进的改革；而马斯克推崇的是鲁莽、瞬间的破坏性革新。保守主义者曾相信道德规范可以约束人、文明化，并培养人向善；川普主义却在每一个方向上都践踏这些规范，披着通奸、滥权、残酷、幼稚、贪腐和欺诈的外衣向前冲锋。 24 保守主义者曾捍卫宪政制度和麦迪逊式的权力制衡；而川普则像推土机一样横冲直撞，公然在社交媒体上宣称： “拯救祖国之人不受法律约束。” 里根曾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因为他认为民主是最符合人类尊严的政治体制；而川普政府对民主毫无兴趣，对人类尊严同样不屑一顾。【肆】美国是否正在走向毁灭？美国也许真的会进入一段民主衰退和国际孤立的时期，建立强大联盟和民主机制需要数十年，毁掉它们只需数周。但我仍然对美国能挺过这场危机充满信心。 25 这会如何结束？右派中是否会有人最终站出来反抗川普式的冲击？我们的制度是否能承受住虚无主义的攻击？美国是否正在走向毁灭？ 26 2025年2月，在川普第二任期刚开始不久，我受邀在伦敦的一个保守派聚会——“负责任公民联盟”(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Citizenship)上发表演讲。与会者中既有彻头彻尾的民粹主义者（如拉马斯瓦米、迈克·约翰逊、奈杰尔·法拉奇），也有中右翼或非意识形态化的人物（如奈尔·弗格森、主教罗伯特·巴伦，以及我在《大西洋月刊》的同事亚瑟·布鲁克斯）。 27 这个会议在某些方面与我过去几十年来参加的保守主义大会相似。我听一位来自塞内加尔的女士讲述她如何努力使本国文化更具企业家精神，遇见一所（纽约）布朗克斯(Bronx)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的校长，该校致力于品格教育。但另一方面，这次会议又显得出奇的不同。 28 在我的演讲中，我对民粹主义者对西方社会现状的批评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我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我对川普总统的黑暗看法。不出所料，一大部分听众发出了激烈的嘘声。一个男子当场高喊我“是个叛徒”，然后愤然离席。但也有不少人为我鼓掌。即便是在受反左急先锋式MAGA主义影响的保守派阵营中，也显然有人已经厌倦了川普式的野蛮。 29 随着会议进行，我注意到隐约的“隐喻之争”正在上演。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使用的是成长与修复的隐喻：社会是一种需要治愈的有机体，或是一张需要重新编织的社会之网。一位名叫乔舒亚·卢克·史密斯(Joshua Luke Smith)的诗人说：我们应该成为“复苏之种”，为后代种下树木。他的语调宛若福音书中的“八福”宣告：“记住穷人，记住穷人。” 30 而另一些人则使用军事隐喻。他们认为我们正身处一场文明战争之中。“他们”——觉醒左派、激进伊斯兰分子、整个左翼——正在摧毁我们的文化。他们引用了《指环王》中的末世大战，暗示索伦和他的兽人军团正要摧毁我们，而我们是英勇的遗民，必须“打碎对方，否则就会被打碎”。这些“战士们”通常认为我这样的人软弱、天真；而我则认为他们是夸大的、自恋的悲观主义者。在我眼中，那些川普追随者不是丘吉尔，而是一群以为自己是丘吉尔的张伯伦。 31 我理解民粹领袖的诱惑力：他告诉你，那些看不起你的人不仅傲慢，更是邪恶的。他告诉你，一切都快塌了，你生活在文明的边缘。这种叙述令人上瘾：末日迫在眉睫，你的人生因此有了意义与紧迫感。一切都坏了—— 所以烧掉它吧。 32 我也理解为何那些感到被疏离的人更愿意追随一个高呼“征服”和“战斗”的领袖，而不是一个谈论“修复”和“合作”的人。即使你读过柏克，背过《马太福音》，你仍然可能一怒之下把所有信仰抛诸脑后，去支持那个承诺要做你“复仇化身”的人。 33 美国也许真的会进入一段民主衰退和国际孤立的时期。建立强大联盟和民主机制需要数十年，毁掉它们只需数周—— 我们已经亲眼见过。但我仍然对美国能挺过这场危机充满信心。 34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包括美国自身，都经历过更糟、更血腥的危机，最终依然恢复了生机。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动荡：国家危机中的转折点》(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中回顾了若干案例： 19世纪末的日本，战后的德国与芬兰，1960年代之后的印度尼西亚，70年代动荡后的智利与澳大利亚…… 他们有的经历过战争（日本）、酷刑和“失踪”（智利）、或严重的社会衰退（英国、澳大利亚），但最终都重新站起来了。 35 美国自己已经经历过多次破裂与修复。现在有人觉得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但内战、大萧条甚至上世纪60年代末的混乱远比现在更甚—— 那时美国经历了刺杀、暴乱、一场失败的战争、飙升的犯罪率和社会解体。从1969年1月到1970年4月，美国共发生了4330起爆炸案，平均每天9起。 36 但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在挺过水门事件、滞涨危机和“卡特式萧条”后，美国恢复了元气。那些破坏最终也促成了变革：帮美国摆脱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推动了更加自由与个人主义时代的到来。 37 但1830年代的美国或许才是最鲜明的历史对照。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是最像川普的美国总统——他贪恋权力、鲁莽冲动、自恋成性，并以仇恨驱动政治。他的反对者称他为“安德鲁国王”，因为他不断扩张行政权力。正如当时罗德岛参议员阿舍·罗宾斯(Asher Robbins)所言：我们所选出的总统，已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暴君，宪法已成他脚下的一堆废墟。只要宪法挡了他的路，它连蛛丝都不如，根本无法束缚他穿越它的意图。杰克逊公然无视最高法院的裁决，尤其是在关于（原住民）切罗基民族领地的问题上。他的这种挑战司法权威的行为，今天居然还受到副总统万斯的明确支持。当时的大法官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哀叹道：我们虽然名义上还处于共和国体制下，但实际上已沦为一人的专制。匿名艺术家于1832 年创作的石版画漫画《安德鲁一世国王》。 38 但杰克逊最终犯下了所有民粹主义者的通病：过度扩张，终致崩塌。他因个人对精英阶层的敌意，摧毁了第二合众国银行（可视为美联储的早期雏形），结果引发了一场经济萧条，直接拖垮了他钦定的接班人——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的总统任期。[注] [注]这段历史的教训显而易见：当个人权力脱缰，制度就会遭殃；当政治变成怨恨的武器，国家的根基便开始动摇。而那种短暂的民粹高潮，最终往往以更深重的代价收场——不仅摧毁一个政权，更撕裂了国家的未来。 39 为了回应杰克逊的统治，辉格党(Whig Party)在19世纪30年代崛起，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辉格党坚决反对专制，是一种文化、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结合体。他们既重视传统道德，也倡导进步改革。他们主张监狱改革和遵守安息日，鼓励女性更多参与政治，同时支持强大的军队；他们支持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以及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府政策。他们反对杰克逊恶名昭著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案》，也反对民主党反动的、白人至上的社会愿景。 [注] 美国民主党的意识形态经历了深刻的历史转变。19世纪中叶，民主党主要代表南方白人种植园主利益，是支持奴隶制的主要政党。然而，自20世纪中叶起，特别是自19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民主党逐步转向支持种族平等、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成为代表自由派价值的进步政党；而共和党则吸纳了南方保守派选民，演变为更偏保守主义的政党。这一政党“身份互换”被历史学界称为“南方战略”（Southern Strategy）的一部分。 40 杰克逊民主党人强调的是“消极自由”——“别来管我”；而辉格党人（后来演变为亚伯拉罕·林肯领导下的早期共和党）则强调“积极自由”，致力于赋能美国人民，使他们拥有更广阔、更美好的生活。这种积极自由体现在拓展经济信贷、免费公共教育，以及更强的法律保障（包括正当程序和财产权）等方面。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克·霍伊名著《上帝的作为：美国的变革，1815-1848》 41 尽管我们今天常把19世纪早中期称为“杰克逊时代”，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克·霍伊(Daniel Walker Howe)指出，其实塑造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美国的，并不是杰克逊，而是辉格党。霍伊写道： “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推动者、强大国家政府的支持者，以及在人道主义上比对手更能接纳各种才干（无论种族或性别）的人，” 辉格党“推动了美国从一系列封闭的农业社区，转型为一个通过商业、工业、信息、志愿性组织及政治纽带整合在一起的国际化国家。” 回望历史，霍伊总结说，即便辉格党在当时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政党，但“他们是美国未来的政党”。 42 要走出川普主义带来的创伤，美国需要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辉格时刻”。【伍】为重建做准备川普主义的崩溃是国家复兴的必要条件。当川普制造一场不必要的危机时，这危机往往不会是小规模的。无论怎样，这一切都极有可能导致他的支持崩塌，历史的天平也将随之转向。 43 当然，我们已经到达了一种创伤性的断裂时刻。一个煽动民众的民粹主义者掌权，并正在摧毁一切。但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个民粹主义者将开始犯错，因为无能是虚无主义计划的内核。虚无主义者只会摧毁，无法建设。威权式的虚无主义本质上就是愚蠢的。我并不是说川普主义者智商低，我的意思是，他们的行为常常直接违背自身利益。他们带有病态的自我毁灭倾向。当你建立一个由一个人独揽大权、其他人只能拍马屁取悦他庞大自我需求的政府时，愚蠢就是必然的结果。 44 威权者在道德上也同样愚蠢。谦逊、审慎和诚实不仅仅是可贵的美德，更是带来良好结果的实用工具。当你用贪婪、欲望、虚伪和欺骗去取而代之，灾难就随之而来。 45 DOGE一代的孩子们无疑在某些方面聪明绝顶，但他们对政府的了解，就像我对火箭科学的了解一样少。他们曾宣布削减一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合同支出达80亿美元—— 但如果他们正确解读了自己的文件，就会发现削减的其实不到800万美元。他们还解雇了国家核安全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机构负责美国的核安全，不久之后就不得不撤回部分裁员决定。川普似乎正试图让一群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美国企业家、加密货币交易所FTX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式的人物掌管美国的核武库和国税局记录—— 这会出什么问题呢？ 46 而当川普制造一场不必要的危机时，这危机往往不会是小规模的。他第一任期中“房间里的成年人”——那些曾试图控制危机的人——如今都已不在。无论第二任期的危机会是怎样：失控的通货膨胀？全球贸易战？经济崩溃和股市暴跌？与中国的军事冲突？疫情处理再度失败？又一次违宪、蔑视法院的真正政变？—— 这一切都极有可能导致他的支持崩塌，历史的天平也将随之转向。 47 然而，尽管川普主义的崩溃是国家复兴的必要条件，但这还远远不够。它的终结必须伴随真正的公民与政治更新所需的艰苦努力。 48 进步并不总是平稳或愉快的旅程。在某些时期，国家会在某种范式下运行数十年，直到这种范式失效并被摧毁。当重建新范式的时机来临，进步主义者谈论的是经济再分配；保守主义者谈论的是文化与社会修复。历史表明，两者缺一不可：国家危机的复原需要在社会各个层面进行全面性的重塑。如果你回望几个世纪的历史，会发现这个过程需要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努力。 49 首先，是全国性的价值观转变。例如在19世纪末，美国经历了痛苦的工业化进程，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城市贫困带来了国家性创伤。对此，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位于“社会福音”运动。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思想家相关联）推崇“适者生存”，声称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能力低劣。而社会福音运动（与神学家沃尔特·劳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等人相关联）则强调贫困的系统性原因，包括“镀金时代”企业权力的高度集中。到了20世纪初，大多数主流新教派别都签署了《教会社会信条》(Social Creed of the Churches)，呼吁废除童工、建立残障保险等制度改革。 50 其次，是危机中的国家团结依赖于强烈的国家认同——即回归国家的根本精神。他们需要一位领袖，用新的道德使命取代虚无主义的无道德观，或奴隶制之类的非正义体制，就像林肯在葛底斯堡对美国国家意义的重新定义一样。 51 第三，是公民复兴。在社会福音运动生根之后，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美国人发起并参与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和公民组织：如联合劝募会(United Way)、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定居屋运动(settlement-house movement)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 52 第四，是国家性的重新审视。正如贾雷德·戴蒙德指出的那样，那些成功实现转型的国家并不会夸大灾难，而是以清醒的眼光评估何处有效、何处失败，并追求慎重、选择性的改革。戴蒙德的研究显示，成功的改革领导者也会为危机承担自身责任。例如，德国领导人承认纳粹历史；芬兰在二战前接受了其对苏联的非现实外交政策；澳大利亚在1970年代承认其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过度依赖英国的错误。 53 第五，是政治改革的浪潮。在1830至1840年代的英国，社会混乱、银行倒闭、严重萧条、骚乱和极端财富不平等相继而至。时任首相的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是一位极具道德操守的领导人，他建立了现代警察体系，削减关税，推动铁路立法（从字面上为英国工业化铺设了轨道），并促成了1844年《工厂法》的通过，对工厂劳动条件进行规范。 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者也推行了一系列有效改革，使国家摆脱了工业化带来的危机。政治改革的一部分，是权力圈的扩大。如今在美国，这意味着在传统上由进步精英主导的文化领域中（如大学、非营利组织、文官系统和主流媒体），应大规模纳入工人阶级与保守派的声音。 54 最后，是经济扩张。经济增长可以愈合许多创伤。推动所谓“繁荣议程”——即减少政府管制、增加对创新的投资、扩大住房、能源和医疗资源的供给——是实现这种扩张最有希望的路径。【陆】 “火星终将向上飞升” 川普主义似乎正在吞噬一切，然而，修复的力量正在悄然集结。从长远来看，川普主义注定失败，历史不会停止前进。 55 从长远来看，川普主义注定会失败。没有谨慎与谦逊的权力终将覆灭。正如个人只有在痛苦中才会改变，国家亦然。如今，川普主义似乎正在吞噬一切，让人忍不住想相信这一次或许真的是“不同的一次”。但历史不会停止前进。即使在此刻，当我走访全国各地时，我也能看到修复的力量正在社区和街区中悄然集结。如果你参与的组织正在跨越阶级界限建立信任，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如果你是一位民主党人，正摒弃封闭象牙塔式的进步主义，转而支持类似辉格党的、面向工人阶级的繁荣议程，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如果你在捍卫一种包容与多元的道德准则，一种能够维系美国统一的信念，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 56 随着时间推移，价值观的改变会带来人际关系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化会推动公民生活的重建，而这最终会影响政策方向，并改变整个国家的发展轨迹。这一过程开始时缓慢，但正如《约伯记》所说： “火星终将向上飞升”。[注] [注] 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我必仰望上帝，把我的事情托付他。 ——《约伯记》5：7-8 *为便于手机阅读，编辑进行了较多断行分段处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6 00:00

加拿大的民调靠谱吗？自由党的支持率为何大幅上升？来听听民调专家的解析

这类政治倾向——很多人称之为右翼威权式民粹主义——的方法，包括一些关于育儿方式的简单问题，比如在教育孩子时，更重视服从还是创造力。这类倾向对预测特朗普、脱欧以及加拿大保守党支持度有极强的关联性。十年前还不是一个有效的预测指标，现在却变成了强大的新力量。另一个相互交织的重要因素是虚假信息。支持保守党的选民，不仅稍微偏爱特朗普，而是支持特朗普的可能性比自由党选民高出25倍。他们对“自由车队”持积极态度的可能性也高出25倍，几乎以相同的比例相信各种虚假说法——比如政府故意隐瞒疫苗致死真实数据，森林火灾是环保分子纵火造成的，或认为气候变化是假的，也更亲近俄罗斯。大约25%的选民属于这种类型，除去那些投票给人民党的选民——人民党如今已基本被波利耶夫领导下的保守党吸纳。这些人和特朗普支持者非常相似。但波利耶夫若要达到45%的支持率，他还需要能吸引20%没有这些特征的选民。后者并非不信任体制，可能属于传统保守派，或者是对特鲁多感到厌烦的原自由党选民。他们不认为气候变化是骗局，也热爱这个国家。自由党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就来自这些人回流。这对卡尼来说有什么优势？卡尼在一些传统上对自由党不利的议题上，更容易被视为有能力和值得信任的人。当前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与美国协商未来的贸易关系，以及一系列关税相关问题。在这些方面他拥有明显优势，他还在如何推动经济增长、提升生产力和应对通胀等问题上具有优势。这些原本是加拿大保守党，如同美国共和党，长期积累的优势领域。但如今对波利耶夫来说，这些优势已不复存在。波利耶夫是如何应对这一局面的？波利耶夫此前成功地调动了这些民粹主义力量。他的竞选策略高度自律，反复使用“特鲁多糟糕，加拿大完了，砍掉税收”的口号，效果也很好。但当加拿大人面对主权受到威胁的存亡关头时，这些口号对许多人来说变得空洞无力，他却难以转向。首先，当你距离赢得政权这么接近时，要放弃一个有效的框架是很困难的。其次，他的转变也受到限制，因为他核心支持群体中的那25%根本不觉得这些事情令人担忧。他们喜欢特朗普，甚至不认为成为美国第51个州是坏事。所以他很难把自己重新定位为“加拿大守护者”。这让他转向的努力变得更为艰难。他们尝试过很多策略，比如把卡尼描绘成另一个特鲁多。但这个说法没能打动选民。他们也试图用道德问题攻击卡尼，但我们在相关测试中发现，他们还没找到能真正引起共鸣的信息。说到民调行业，美国现在的民调处于困境。在加拿大的情况如何？加拿大的情况要好得多，远胜于美国。虽然也有人对民调持怀疑态度，但公众总体上还是更倾向于正面看待，并且这种信任并没有减少。我还想指出，加拿大民调机构的历史记录相当不错。美国2016年特朗普首次当选时出现的误判，在加拿大并未发生。加拿大的民调机构在过去几次大选中基本都预测对了胜选者。所以我们在结果准确率上表现良好，这可能也是公众更信任的原因之一。根据你的研究，我们对这场选举可以有哪些期待？有什么新趋势？我问加拿大人，他们对这场选举的主要情绪是什么。我每次选举都会问这个问题。我记得曾和克林顿的民调顾问斯坦利·格林伯格谈过——他赢过不少选举，很擅长这行。他对我说：“弗兰克，赢得选举的三大关键因素是，情绪、情绪和情绪。” 你明白意思了吧，情绪极为重要。我问大家：你现在的感受是希望、绝望、愤怒，还是恐惧？愤怒会成为强有力的动因，希望也一样。但如果是绝望，那通常不会让人去投票。我观察到的是，这次选举的整体情绪——此前并不充满希望，正在转向希望。尽管加拿大人对关税、吞并，以及未来新世界秩序以及加拿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非常焦虑和担忧，但他们实际上展现出了极大的希望情绪回升。他们的态度是：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维护我们的主权，重新建立在这个剧变的世界中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会很痛苦、很有风险，但我们仍然乐观而充满希望，相信我们可以应对这个挑战。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5 00:00

民主党迷糊之际，桑德斯在路上的“反对寡头政治”运动势头正盛，但美国人是否接受“全民医保”等主张存疑

目的是确保这些选区有代表工人阶级立场的民粹主义者参选——无论是作为独立候选人，还是民主党人。一些候选人正在考虑是否参与竞争最激烈的众议院选举，并已寻求桑德斯的建议和指导。知情人士表示桑德斯也在努力防止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在这些选举中发挥过大的作用。中间派组织“第三道路”公共事务执行副总裁马特·贝内特表示，桑德斯集会的规模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他认为，这些人群更多是被对特朗普政府政策的愤怒所驱动，而不是突然接受了桑德斯那些具有争议性的主张，比如全民医保。贝内特说：“激进左翼的问题在于，他们只在民主党内部击败过对手。他们还没有翻转过一个众议院席位，更不用说参议院了。” 他还表示，阻止“特朗普主义这个彻底灾难”的唯一方式就是“赢得多数席位，而赢得多数的唯一办法是在紫区和红州依靠中间派”。桑德斯的长期顾问法伊兹·沙基尔，曾在今年早些时候参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他表示桑德斯在当前这个时刻之所以势头正盛，是因为他正在引导普通人对亿万富翁阶层的愤怒，尤其是对马斯克等人“狂妄与冷酷”的反感。沙基尔说，在民主党形象跌至历史低点的当下，桑德斯仍然受欢迎，是因为他被认为是“以阶级为基础、对抗财富和权力集中现象的民粹主义战士”。 “他理解这个时代。”沙基尔说，“他在斗争中展现出一种力量感，并且清晰坚定地知道目标在哪里。” 沙基尔表示，相比之下，民主党的形象仍然“不清楚阶级视角，更关注左右之争和社会种族正义议题”，这些并不是“数以百万计的人真正愤怒的核心问题”。《库克政治报告》出版人兼主编艾米·沃尔特指出，桑德斯正在填补民主党内部的权力真空，因为在很多选民看来，民主党在迷失方向之际，这位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依然保持着鲜明的个人认同。 “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他主张的理念，或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理念，会在两年或四年后的民主党初选中更具吸引力？我们还不知道。”沃尔特说。沃尔特表示，桑德斯与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吸引力，也凸显出民主党的更大难题，那就是：“过去八年里，他们党内最具说服力、最能团结人的信息就是，特朗普是邪恶的。而现在，他们必须在一半美国人都投票给特朗普的背景下重新认清自己是谁。” 桑德斯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虽然民主党在争取女性权利和LGBTQ+群体权利方面“做得还不错”，但在“代表全国工人阶级的需求方面却失败了，造成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比我们以往见过的都更严重”。他认为，美国人对马斯克影响力的担忧——以及特朗普根据大金主意愿随意改变政策的交易式做法，为他提出变革民主党资金来源的诉求提供了机会。他指出，民主党“必须承担他应得的一部分责任”，因为现在这个“腐败的竞选资金体系让亿万富翁可以买下选举”。桑德斯从去年11月选举结束后不久，就开始公开表示支持那些愿意挑战两党的独立候选人。他在接受《国家》杂志采访时称，丹·奥斯本是一位蒸汽管道工、前工会领袖，以工人阶级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内布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是“未来的榜样”。奥斯本对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黛布·费舍尔发起了出人意料的强劲挑战，目前他正在考虑再次以独立身份竞选联邦公职或州长。这位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还认为，民主党不应该接受那些在为工人阶级斗争时，无法对抗金权利益的候选人。 “现在的体制是两党制，这两个党同样被大金主控制。”桑德斯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集会中表示，“我们未来几周的任务，不只是步步紧逼地对抗特朗普……我们要有一个关于国家应往何处去的愿景……只要我们继续保持这样一个腐败的竞选资金体系，我们就不可能实现所需的变革。” 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星期六洛杉矶的集会上也强调了类似主题。 “这不仅仅是共和党对工人群体的攻击。我们还需要一个能为我们更努力奋斗的民主党。”她对现场观众表示。她说，这场“运动不只是关于党派标签”，他们也需要在“选择民主党人和民选官员时更谨慎，要选那些真正懂得如何为工人阶级挺身而出的人”。自从桑德斯和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今年因猛烈抨击“寡头政治”而吸引大批民众以来，民主党内一些最具影响力的人士，也越来越多地呼应他们的民粹主义语调。康涅狄格州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墨菲，一直呼吁民主党更加有目标、有透明度地谈论“权力”问题，包括明确指出为什么企业和亿万富翁拥有太多权力。他曾与佛罗里达州众议员麦克斯韦·弗罗斯特一起在密歇根等地巡回，“对抗亿万富翁对政府的接管”。他也呼吁民主党更明确地针对特朗普对亿万富翁金主的依赖，称马斯克是“更广泛腐败的象征，这种腐败就是把我们的政府交给亿万富翁，把财富和资源从普通美国人手中夺走，让亿万富翁更满足”。 3月25日，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克里斯·德卢齐奥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罗·卡纳、华盛顿州的普拉米拉·贾亚帕尔、德克萨斯州的格雷格·卡萨尔等人占据众议院议事厅发言，主张民主党“必须醒过来”。德卢齐奥认为，现在是民主党拥抱“经济民粹主义精神”的时刻，要“为人们能负担得起的生活而奋斗”，“遏制企业权力”，“对抗弥漫整个华盛顿的腐败”。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4-14 00:00

达利欧：重要的不是关税，是旧秩序的崩溃

入和财富水平的巨大差距： "右翼和左翼民粹主义者之间正进行一场'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的斗争，争夺谁将拥有权力和控制权来管理国家。" 这种政治极化导致民主制度崩溃，因为民主需要妥协和法治，而历史表明在当前这类时期，这两项原则往往会被牺牲。股市和经济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这些政治矛盾。国际地缘政治秩序转型：多边合作让位于实力政治达利欧还认为，国际地缘政治秩序也在瓦解，因为"一个主导大国（美国）制定规则、其他国家遵循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领导的多边合作世界秩序正被单边、"实力即规则"的方法所取代。在这个新的秩序中，单边主义和“国家优先”的原则正在抬头。达利欧认为，这种转变可能会引发贸易摩擦、地缘政治冲突，以及技术和军事领域的竞争。技术变革与自然灾害：加剧动荡的催化剂达利欧指出，另外两股强大力量也在重塑世界：自然灾害（干旱、洪水和大流行病）的破坏性日益增强；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将深刻影响生活各个方面，包括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和国际关系。不要被表象迷惑，今天的危机是过去的翻版达利欧强调，不要被像关税这样的戏剧性新闻所分散注意力，而应该关注这五大力量及其相互关系，因为它们才是推动整体大周期变化的真正驱动力。 “例如，关税政策如何影响经济秩序、国内政治、国际地缘政治、气候问题以及技术发展。” 或许，当前发生的一切只是历史的当代版本："这些在货币、政治和地缘政治秩序上的崩溃，以萧条、内战和世界大战的形式出现，然后导致新秩序的建立，这些事情反复发生过。"

金融界04-10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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