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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参议员的惊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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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文中为populism，一般译为“民粹主义”。考虑到这个词在中文中常带有贬义，尤其是当它与煽动情绪、迎合大众情绪或反对精英挂钩时。例如，许多人会将其与缺乏深思熟虑的政策、短期目标或政治操作联系在一起。然而，英文中的 populism 并不总是贬义的，它可以是中性的，甚至在某些语境中带有褒义（如关心普通民众利益）。因此，在本文中将“populism”译为“平民主义”。我们可以拆分大银行和大型科技公司。我们可以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我们可以赋予工会权力，让竞争环境向工会倾斜。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进步、以真实方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这将使我们有更多可信度来花时间抨击川普的虚伪平民主义和对民主的攻击。萨金特：你曾直言不讳地表示，这场大灾难——正如你在选举中所说的那样，民主党的失败——是由于民主党失去了与工人阶级选民的联系，没有表达真正的平民主义信息等等。但有些人认为，这一目标——弄清楚如何与工人阶级对话——与对民主和川普构成的威胁的警告相矛盾。也就是说，一些民主党人担心、认为或以此为借口，说，如果我们对川普的每一次暴行都做出回应，那么我们将无法与工人阶级沟通。听起来你并不真正接受这种二分法。你是说两者都必须做到。墨菲：我是说两者都必须做到；但要使对川普攻击民主的批评合法化，你必须以民主改革者的身份进行竞选。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些，让我在这里提到一个丹·奥斯本（Dan Osborn，竞选内布拉斯加州联邦参议员）的例子。在全国参议员候选人中，谁比卡玛拉·哈里斯领先更多？内布拉斯加州的丹·奥斯本。他是独立人士；不是民主党人，是独立人士。他把什么结合在一起了？批评政府，批评现有的民主版本。他不支持独裁，只是一个改革者。他是一个民主改革者，同时也是一个经济民粹主义者，一个一直谈论工人的人。这就是民主党人应该做的：政府改革者。这个系统不起作用。我们需要修复它，而不是废除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是为了工人，必须打破集中的权力，把权力交还给当地社区和一线工人。我不知道——我不是这里最聪明的人——但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制胜信息。萨金特：好吧，没有疑问。我只是想试着把这个说清楚，因为—— 墨菲：毫无疑问我不是这个镇上最聪明的人？萨金特：[笑] 好吧，参议员，我可没这么说。你肯定是高高在上。毫无疑问。我想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墨菲：门槛很低。门槛很低。萨金特：也许吧。我只是想试着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因为与其他民主党人说的相比，你的观点太令人吃惊了。是的，舔伤口，明白。是的，还有时间。是的，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民主党现在或未来几周必须更多地关注这些事情。它必须参与到敲响警钟的游戏中来，提醒人们注意这些提名人的严重不合格，小罗伯特·肯尼迪和卡什·帕特尔等人的道德堕落，正如你所说，他们被提名的明确目的是毫无道理地将执法部门武器化，用来对付川普的敌人。民主党必须发声，对吧？墨菲：是的。仅仅因为我们不太可能击败这些提名人，并不意味着进行斗争没有很大的效果。这些都是关键时刻。这些提名之争是你对价值观进行对比的时刻。即使你没有赢得足够的票，它们也会非常有影响力。如果你不对川普现在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关于民主健康的讨论表示愤怒，那么我认为人们以后不会相信你的话。为什么，在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这些可怕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我通常会立即去参议院发言。我这样做，因为这是我表达对另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内心情绪反应的方式。这也是因为我想让人们知道，在枪击事件发生后，这不是我们应该接受的事情；我不接受它。我直接去参议院，向大家倾诉，这有多么令人震惊，这有助于继续讨论：我们不会将大规模枪击事件正常化。这正是我们现在需要使用的策略。如果我们接受小罗伯特·肯尼迪是卫生机构负责人的主流候选人，而他刚刚告诉我们，他认为新冠病毒可能是一种基因工程产生的病毒，用于保护中国人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我们就完蛋了。如果突然间，提名一个有这样想法的人来领导世界上最大的卫生机构成为一件正常的事情，那我们就完蛋了。向公众发出信号很重要。我们不是超级受欢迎的政治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说话没有人听。萨金特：完全正确。最后一点，根据你的观点，你说川普正在实施一项计划，以一种可能永远无法恢复的方式削弱我们的民主。你在这里设想的结局是什么？不需要是最坏的情况，而是一个可能出现的我们无法恢复的情况——那是什么样子？墨菲：这就是我在开头所说的，格雷格。如果几名民主党人或川普的批评者入狱，这可能会立即对那些站在反对派一边参与政治的人产生寒蝉效应，而反对派就是民主党。如果在未来六个月内，民主党竞选的捐赠者数量、志愿者数量减少 20% 或 30%，这本身可能就是结局。然后，在此基础上，如果媒体决定停止批评川普，情况会怎样？媒体不会发布显示竞争激烈的民意调查，因为他们不想被川普起诉，他们不会写批评他的标题，因为他们不想被吊销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执照？如果媒体突然开始倾向于川普，就像普通人却因为害怕恐吓或迫害而退出民主政治，情况会怎样？今年年底我们仍将举行选举。仍将有自由媒体，但反对派将无法呼吸。这就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现实。如果你去土耳其、匈牙利或塞尔维亚这样的地方，反对派很少赢得选举——有时甚至永远无法获胜。这是因为，虽然他们有选举，但记者的空间和政治反对派的空间太狭窄，反对派永远无法获胜。这就是我担心的。萨金特：克里斯·墨菲参议员，我真的非常希望你们党内的其他成员也能像你刚才那样大声说出这些话。非常感谢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墨菲：谢谢，格雷格。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2-25
究竟怎样才能提振我们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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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民粹主义、排外主义、保护主义浪潮迭起，几十年的全球化红利在迅速消散。而这一进程，随着2024年特朗普的再度当选，必将到得进一步强化。尤其在美对华贸易政策上（具体请自行上网查），更为严峻的是目前不仅仅是美国，包括欧盟、沙特以及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印尼、乃至俄罗斯等诸多国家都在不同方面对我方提出过加征关税。这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根据高盛的测算，美国这一个国家对我们的平均税率从目前的19.3%只提升20个百分点，都将会使我们明年的经济增速下降0.7个百分点，回到4字头的增速。如果真提升到特朗普说的60%呢？？所以，提振需求的方向，必须，也只能是内需，也就是投资和消费。投资能指望吗？我们的判断是，房地产投资这个目前经济的最大拖累项，预计在短期内无法解决。根据我们的模型预测，2025年房地产行业仍将会拉低GDP增长率2个百分点，并且这种增长拖累或会持续至2030年。政府部门投资呢？这个我也不展开分析了。我只说一个经济学常识：政府花钱太多，往往是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公共投资与支出，是最低效的经济需求。减少公共支出，而不是扩大公共支出，才是经济增长之道。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福尔摩斯的那句名言：在排除了所有不可能以后，那个最不可能的，就是答案。所以，救经济、止通缩的答案，剩下有且只有的一项：居民部门需求。事实上，我们过去的经济困难，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消费萎缩导致的。数据是，2021-2023年，消费对我们GDP贡献均值为60.4%，2024年前三季度则大幅下降至50%，单三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仅仅29%。到了11月，消费增速还在进一步下降。11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3%，这一增速较10月份的4.8%，大幅下降了37.5%，也比市场的预期值5.3%低了足足2.3个百分点。对比历史同期数值，3%的增速也处于历史低位，甚至低于过往5年同期均值水平4.22%。一线城市的跌幅更为恐怖。2024年11月，北京和上海社零降幅均达到两位数，北京为-14%，上海为-13.5%。抽丝剥茧完了，根源也找到了，剩下的，就是怎么提振居民消费了。事实上，我们的政府也认识到了拉动居民消费的必要性。政策层面上，在12月11日至12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大力提振消费”放在明年重点工作任务的第一位。实际行动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发放消费券、实施消费补贴、推动家电市场以旧换新、稳股市、稳楼市等等。大方向无疑无比正确——想要居民消费起来，不外乎两点： 1，让居民心里有底，不惧未来，敢消费； 2、让居民兜里有钱，不畏现在，能消费；怎么让居民居民心里有底，不惧未来，其实不复杂，核心就是完善我们的医疗和养老保险问题，为居民的看病和养老兜底，让居民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我完全相信，只要医疗和养老有托底，没有了后顾之忧，所有人都会倾向于做月光族，快乐享受，而不会有高达45.9%的储蓄率。从我国当前财政支出来看，社会保障支出是有相当增长空间的。以美丽国为例，2010-2020年，美国广义政府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一项占GDP的比重平均为17.5%，我们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平均为9.6%，为美国的55%。同一时期，美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以及相关运营、管理工作的经济事务一项占GDP的比重平均仅为3.8%，我们则平均为8.1%。目前的财政支出，向逆周期属性的社会保障支出不算充足，缓冲居民消费需求的能力不强。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不足的情况下，又没有兜底，消费起来自然战战兢兢，包括年轻人不婚不育，根本底层逻辑或也在于此。或许会有人问，稳股市能否让居民心里有底，提振消费？我们对2001年至2024年11月一共13年的社零增速和同期上证指数增速做相关性分析发现，二者间的相关性系数仅为0.16，这也就意味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与上证综指变化率之间相关性，很弱。这是什么意思呢？用大白话翻译就是：股市的上涨，貌似并不会明显带动消费。至于让居民口袋里有钱，不惧现在，能够消费，我们的建议，主要是做两件事就大概率会有明确效果。一是帮助居民修复资产负债表，缓解居民现金流压力。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政府真金白银进入楼市，无差别购存量房收储。政府进入楼市收储，目前做法是向开发商收储，且对收储房型有严苛要求。这实际是在救开发商，大概率治标不治本。本是什么？是被房产套牢的居民，是严重吞噬居民现金流的贷款房。我们的数据显示，房产占我国居民总资产的比重达到了恐怖的69%，远高于日本1990年泡沫破灭时55%的占比。最关键，居民这69%的资产，是被套牢状态，而且会吞噬他们日常几乎所有的现金流。过去20年多年，中国总共销售了约2.25亿套房，其中82%，也就是1.84亿套都是09年之后卖出去的。这批人还贷不过14年，没还清的人是大多数，他们日常为数不多的现金流，都要用来还贷。在2015-2021年房价暴涨的这一轮，中国总共售出了117.3亿平方米的商品房，折合1.17亿套，占中国20年来商品房总销售数量2.25亿套的一半。尤其从2018年开始算到2021年这4年买房的人，是顶点中的顶点接盘，从买房之日起就一直被套，一直在亏。这批人买房合计71.82亿平米，折合7100万套房，占到中国有史以来销售商品房总量的1/3。按我们的预测，楼市的拖累大致会延续到2030年。这意味着，这批套牢的“房民”，解套需要时日。如果没有政府收储对冲，他们想止损出手套现都做不到，被迫日复一日将有限的现金流填进还贷。这种情况下，居民消费要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让居民口袋里有钱，不惧现在，能够消费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大幅增加国民收入中想居民分配的比例。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大致在38%左右，还是有相当提升空间的。其他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济体，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都在50%以上。比如，美国是68%，越南也是68%，印度是58%，俄罗斯低一点，在52%。这意味着，每创造100块钱的GDP，美国人分走68块，印度人能分走58块，我们分的是38块。怎么让居民多分？也不复杂，最核心的，就是对居民部门大幅度减税，尤其个人所得税。如何弥补这部分税收缺口呢？一个可行的做法，是增加对富人的税收。我们的研究显示，富人群体对社零消费的边际贡献，远低于普通人。最后，我想说的是，以上这些建议，做起来都有相当阻力，但还是要去做。改革开放40年，与投资和人口红利相关的那些“低垂的果实”已经被我们摘完了。未来或须以绝大的智慧与勇气，进行收入分配调整，让居民从GDP中能分到更多，让居民的医疗和养老有托底，才可能根本解决需求不足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是格隆，关注我，做一个清醒的人。虽然有时太清醒了，也会伴随很多苦恼，但，我向你保证，稀里糊涂、随波逐流的代价一定会更大。（全文完）
格隆汇2024-12-24
马斯克介入德国选举，公开支持极右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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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同时对阿根廷的哈维尔·米莱伊等民粹主义领导人表示支持。 Gobierno de Argentina, CC BY 4.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英国政治人物奈杰尔·法拉奇在本周二表示，他最近在佛罗里达与马斯克会面后，马斯克正在“认真考虑”向他领导的极右翼改革英国党（Reform UK）提供捐款。德国一直是马斯克攻击的目标。他曾嘲讽前总理默克尔，并贬低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舒尔茨。但他对德国另类选择党（AfD）的一些政客表现出兴趣，例如具有争议的民族主义者比约恩·霍克。今年9月，霍克曾带领该党在德国东部图林根州的选举中获胜。周五，马斯克转发了24岁的气候变化怀疑者娜奥米·塞布特的视频。塞布特被称为“反格蕾塔·桑伯格”。视频批评基民盟领导人梅尔茨拒绝与德国另类选择党组建联合政府。尽管马斯克表达了支持，但德国另类选择党仍不太可能在德国掌权，因为所有其他政党都表示不会与该党合作。这个党成立于2013年欧元区债务危机期间，此后演变为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反移民运动，并主张德国退出欧盟。德国国内情报机构已将这个党在图林根州、萨克森州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分支列为“右翼极端主义”组织。选择党的一些政治人物引发了极大争议。今年，霍克因使用被禁止的纳粹口号被两家法院罚款3万欧元。 2017年，他曾将柏林的大屠杀纪念碑称为“耻辱纪念碑”。今年5月，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欧洲议会议员马克西米利安·克拉赫谈到纳粹党卫军时表示：“在称某人为罪犯之前，我真的想知道他个人到底做了什么。”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2-22
观点：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选民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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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但事实却是，美国与欧洲的反建制民粹主义程度相当，甚至可能更高。这很奇怪。或许选民是将自己的经济体验与自己的前辈相比，而不是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人相比。因此，重要的数据是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不过，这种解释并没有让“经济决定政治”的观点显得更加可靠。想想爱尔兰或波兰。这两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非主流政党的影响力都在增长。而两国经济却在此期间变得极为富足，几乎无法与（贫穷的）过去相提并论。上世纪80年代，爱尔兰的新芬党在大选中仅获得1%-2%的选票。到了2000年代，这一比例上升到了约6%。尽管没能取得决定性突破，但这个党在上个月的大选中得票率达到了19%。与此同时，爱尔兰经济蓬勃发展，从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了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从一个大量移民流出的地方，变成了人们争相前往的地方。经济决定论者要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这里的唯物主义解释是什么？可以预见的一种解释是：普遍的富裕可能掩盖，甚至制造了一些具体的困境。例如，对年轻人来说，更高的住房成本。但这显然是在统计数据中挑选有利的点。任何经济体在任何时期都能找到一些领域性的问题。如果经济决定论要严肃一点，就必须具备可证伪性。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尽管2008年经历了一次惨烈的经济崩溃，爱尔兰今天的富裕程度依然比几代人之前高得多，但这种富裕却未能显著提升那些主流政治势力的声望，而正是他们主导了爱尔兰的大部分经济成功。还有其他事实不容忽视。特朗普分别在高通胀时期（2024年）和低通胀时期（2016年）当选总统。民粹主义者在有巨大收入差距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如美国）中兴起，但同样也在社会民主国家（如法国）中崛起。 2016年的英国，失落的年轻人选择了支持“留欧”这种维护现状的立场，而拥有资产的老年人则选择了“脱欧”这种破局之举。经历了过去十年经济创伤、原本有理由转向极端政治的希腊，如今却有一位公认温和派的总理。而意大利，在经历较少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却选择了一个民粹主义领导人。不仅经济状况和政治选择之间没有稳定的关联性，甚至连一个可以大致描述趋势的“最佳拟合线”都不存在。如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那选民究竟在不满什么？很大程度上是移民问题。但即便是移民问题也不是绝对的关键因素。为什么民粹主义在移民率高的澳大利亚没有大行其道？（在那里，也许经济确实解释了很多问题。）法国极右翼势力的强大，似乎与外来人口规模不相符——按西欧标准来说，法国的外来人口比例并不算特别高。另一个解释是所谓的“享乐调整”。随着收入增加，期望值也随之提高。选民变得更容易反叛。换句话说，经济确实重要，但方式与你想象的不同。无论如何，本世纪的美国故事，应该让那些认为政治是经济衍生品的人深思。在美国，经济可以快速增长，可以从零开始建立全球最强大的企业——但却依然可能让图尔西·加巴德这样的政治人物有机会步入重要的公职。经济决定论之所以让人感到安慰，是因为为每一个问题提供了教科书式的答案：通过增长解决问题。投资。这是拜登主义的核心。事实上，这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这种逻辑有着无可挑剔的常识性，但也显得思想僵化。相比之下，保守派更快地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比物质利益更为奇特的驱动力，并试图掌握它们。写这篇文章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增长怀疑论者，好像会引用罗伯特·肯尼迪那种略带中学生毕业演讲风格的话，谈论GDP无法衡量的东西（比如“我们婚姻的坚固程度”）。所以要声明一下，我是增长的狂热支持者。我希望伦敦有2000万人口，而不是1000万。但增长的理由必须是本身就有益处，更多的资源为更多的人带来价值，不是因为增长一定会带来更健康的政治。如果曾有证据支持这种假设，现在也变得更加模糊了。事实上，经济表现和政治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在两个方向上都崩溃了。一方面，一个国家可以拥有蓬勃发展的经济，但政治上并没有明显的益处。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可以在糟糕的政治环境下，依然不对经济造成损害。在这一年即将结束之际，人们总会被提醒，金钱无法买到生活中的一切。要在“爱”和“阶级”之外，再加上“社会理性”。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2-20
观点：奥巴马仍然不明白特朗普为何赢，这才是民主党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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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老套中间主义，已经无法抵御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前总统奥巴马周四晚在芝加哥的2024年奥巴马民主论坛上发表了主题演讲，今年的主题是“多元主义”。延续奥巴马一贯的风格，他通过贴近生活的例子来阐释这一概念，比如教堂和清真寺同意共享停车场。不过，他最感兴趣的“多元主义”，显然是指不同政治派别能够“组建联盟、争取支持，并选出代表进行协商、妥协，并希望推进我们的利益”。他刻意避开提及当选总统的名字，但特朗普的存在如同梅西感恩节游行上一只格外怪异的巨型气球，笼罩在整个活动之中。在特朗普这个试图窃取上次选举的人回归权力中心的背景下，奥巴马关于繁荣自由民主制度应如何运作的讲话（居然还带点庆祝），鲜明地提醒人们，如今的美国，这套机制并没有顺利运转。奥巴马典型的修辞才华在演讲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在成为政治家之前是宪法法律教授，而现在依然保持着这种学者风格。同时，他也是一位罕见的政治沟通天才，能够将复杂的理念传达得通俗易懂且吸引人。然而，他的演讲中心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仍然没有理解为什么他的八年执政最终导致了特朗普的崛起。尽管才华横溢，但奥巴马所倡导的温和自由主义对于他所处的这一历史时刻来说，显然是不够的。他在芝加哥的这次演讲，仍然只是老调重弹。在奥巴马关于美国政治多元主义实验的叙述中，他认为20世纪的政治体系运转相对顺畅，但表面之下却并非一片安好。奥巴马说：“民主建立在一个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之上——这种制度有形式上的，也有非形式上的，基于种族、性别、阶级和性取向。” 他说，边缘化和代表性不足的群体逐渐一个接一个地获得了“在桌边的席位”。随着这一过程的推进，多元主义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这些民主扩展所揭示的政治冲突，比以往关于“道路和税收”的旧争论更为深刻。然而，如果多元主义如今更具挑战性，他认为，这也意味着变得更加紧迫。在奥巴马近5000字的演讲中，“不平等”一词仅出现了两次。其中一次含义模糊，难以确定具体指的是谁和谁“不平等”。另一次则明确表示，他指的是“城市”和“农村”人口之间，以及“知识型工人”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这些确实是经济失衡的真实体现。然而，一名城市白领和一名农村体力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与例如Capital One公司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费尔班克这样的富豪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费尔班克的年薪高达数千万美元，净资产接近十亿美元。为了帮助理解这个数字，如果假设有一个永生的吸血鬼，在1492年跟随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并且从那时起每天赚取等值1000美元的收入，那么直到今天，这个吸血鬼的财富也只有大约1.94亿美元。而作为奥巴马民主论坛的赞助商之一，Capital One的标志还经常出现在论坛直播画面的下方。毫无疑问，这种拥有如此巨额财富的少数美国人，在经济领域掌握着极大的权力，他们可以通过买卖公司来决定大批员工的命运，同时在政治上也比普通公民拥有更多的影响力。然而，这种不平等似乎完全不在奥巴马关注的范围之内。即使在他提到“种族、性别、阶级和性取向”时使用了“阶级”一词，这一用法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奥巴马所代表的温和自由主义，将社会正义视为确保每个群体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都有平等的机会登上社会的顶端，成为CEO，或进入政治圈，参与他之前所赞美的那种协商和妥协的过程——通过这些过程，聪明且称职的技术官僚可以“推进我们的利益”。当“阶级”仅仅是这份身份特征清单上的另一项时，很明显，他关心的是确保来自工人阶级背景的，特别聪明且值得提拔的个人能够向上流动，而不是让整个工人阶级在美国的经济或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结构性权力。换句话说，这不过是老一套的温和中间派立场。奥巴马的“多元主义”一直是他信息传递中的核心。他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崭露头角，是在200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讲中。他富有感染力地呼吁大家抵制评论家试图将美国“切分为红州和蓝州”的行为，而应该将国家视为统一的“美利坚合众国”。他的信息始终是反对两极分化的。作为总统，奥巴马确实通过国会推动了一项渐进式的医疗改革——即《平价医疗法案》（俗称“奥巴马医改”）。但这种改革仍保留了体系中的根本不公正。许多美国人害怕失去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因此不得不留在他们厌恶的工作岗位上。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保险，这有时会导致可怕的后果，比如糖尿病患者因试图节约使用胰岛素而死亡。即使是那些足够幸运拥有保险的人，在遭遇医疗紧急情况时，往往也要面对一场官僚噩梦。营利性保险公司在客户提出索赔时，往往有充分的动机去“拖延、拒绝和抗辩”。这一说法源自罗格斯大学法学教授杰伊·费曼2010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保险行业的书，书名正是《拖延、拒绝和抗辩》。而在奥巴马发表演讲的前一天，联合健康集团首席执行官布赖恩·汤普森在纽约被杀现场，据报道发现的子弹壳上写着“拖延”“拒绝”和“抗辩”这几个字。如果你想了解奥巴马医改是否足以平息普通美国人对医疗体系的愤怒，不妨看看这一震惊全美的暴力事件在线上引发的反应。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里，美国在中东的战争缓慢地持续着。这是特朗普崛起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特朗普（虽然带有欺骗性）将自己营销为“反战”人物。在经济方面，奥巴马延续了小布什的政策，为“大而不倒”的银行提供纾困，却让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失去房屋的房主陷入困境。他在任期内见证了经济不平等的加剧。这八年间，出现了如“占领华尔街”和伯尼·桑德斯第一次竞选这样的左翼民粹主义愤怒的闪光点。然而，这些都被主流势力迅速压制。从纽约警察局清场祖科蒂公园的抗议者，到民主党内部平息桑德斯的反叛势头，这些事件最终让民粹主义能量无处释放，最后流向了特朗普。奥巴马的自由主义，更关注让有能力的人打破天花板，而不是提高每个人的物质安全底线。这正是第一次失败的自由主义——一种失败如此彻底，以至于一个扭曲的伪民粹主义煽动者成为奥巴马的直接继任者。现在，奥巴马的副总统拜登正试图在总统任期内耗尽时间，而特朗普正在回归权力，这次还获得了更多工人阶级的支持。同时，不少美国人对通过政治手段修复社会已彻底失望，甚至愿意为在曼哈顿街头光天化日下刺杀医疗保险公司CEO的行为叫好。当前危机迫切需要一种远比民主党主导派别所提供的更优的解决方案。而第一步就是停止倾听奥巴马的声音。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2-10
美国政府急于追捕刺杀联合健康集团CEO的枪手，但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人们对枪手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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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认为，这种现象与近年来撼动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浪潮密切相关。正是这种浪潮推动特朗普入主白宫，他承诺要痛击国家体制，同时也助长了伯尼·桑德斯及其社会主义运动的崛起。 “干草叉和断头台要回归了吗？”历史学家兼编辑弗朗西斯·丘在Medium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狂欢如1789？》。她指出，这起事件引发的反应与法国大革命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包括对权力的清算、报复心理以及一种“颠覆传统、充满狂欢气息的氛围”，CEO被贬低而枪手受到追捧。确实，许多网上支持嫌疑人的评论，都充满了阶级愤怒和反企业的情绪。例如，在拥有330万成员的Reddit社区“Off My Chest”上，一个用户周六发帖写道：“真希望他们永远抓不到杀害联合健康集团CEO的凶手。” 这名用户解释说，富人“几乎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应……甚至我觉得人们也许应该去干扰警察和FBI的热线，提供虚假信息、发搞怪图片之类的。” 到周日晚，这篇帖子已经获得了超过2200条评论，大多表示赞同。 “同感，想知道这是否是一种新趋势。现代版的玛丽·安托瓦内特，那些CEO和政府等人的‘让他们吃蛋糕’态度，”有一条回复这样写道。“是时候看着这一切崩塌、化为灰烬了。” 佛罗里达州的内容创作者迈克尔·麦克沃特对此事表示震惊。他曾从事影视制作工作，如今在TikTok上拥有670万粉丝，以分享不良行为的视频并依靠网络侦探让当事人承担负责而闻名。他对嫌疑人身份仍未被公开感到意外。 “我觉得肯定有人看到这个故事，知道嫌疑人是谁……但全世界似乎只是耸了耸肩。这似乎就是普遍的反应，”麦克沃特说。他发布了一段视频，称这种反应是前所未有的。他谴责了这起犯罪行为，并呼吁知情者与当局合作。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法学院教授韦恩·洛根研究过众包在调查中的作用，并称其为“对警方潜在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他认为，即使部分公众对嫌疑人表现出同情，仍会有人愿意提供帮助。 “我相信仍然有很多人愿意参与这次行动，”他说。一些业余侦探确实试图介入，却迅速遭到网络群体的猛烈抨击，被指责为“叛徒”。一名有近2.9万名X平台粉丝的网络侦探，自称持续抓取Citi Bike（共享单车）数据，在枪击案发生数小时后发帖称，嫌疑人可能骑这种单车逃走，并附上了一张他推测嫌疑人可能逃往地点的地图。另一名X用户阿南特·辛哈发布了一段视频，采访了这位网络侦探，讨论他的调查发现。然而，这关于单车的推测似乎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仅仅公开他们的调查就引发了强烈的网络反对。辛哈在随后的帖子中写道，他和这位侦探收到了“数百条死亡威胁”。他还发布了一张截图，展示愤怒的评论。其中一条写道：“垃圾，告密者。” 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2-10
深陷体制和政治危机的法国确实不是希腊，却是欧洲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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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一行动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它表明民粹主义难以根除。随着明年可能举行新一轮议会选举，以及2027年的总统选举，这可能最终演变为更大的问题——一场针对体制和精英的危机。法国的制度是赢家通吃，以强大的行政权为核心。当运转良好时，效率极高，但一旦失灵，后果严重。今年夏天的首次动荡表明，如果勒庞的政党成功组建政府，第五共和国的公务员队伍可能会面临危机。虽然这一情况没有发生，但目前的担忧是，巴尼耶和马克龙组成的脆弱联盟只能延缓，而无法化解法国的民粹主义时刻。汇丰控股的经济学家法比奥·巴尔博尼表示，法国面临“重大”挑战，政治风险已经超出了预算审批的范畴。在欧洲核心地带的阴霾中，仍有些许希望的曙光。欧洲央行显然更愿意填补欧洲领导力的空白，法国央行行长弗朗索瓦·维勒鲁瓦·德加洛提到，有“显著空间”可以放松利率。而德国明年的选举也带来了一定的政治利好风险，因为德国的工业危机和出口模式的停滞迫使其重新审视经济政策。尽管如此，局势依然脆弱，巴尼耶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应对他手中的烂牌。他有处理此类危机的经验，在英国脱欧危机期间，他曾领导过一个团结的欧洲。然而，如今他领导的国家更像当时的英国——陷入僵局的议会、低迷的投资者情绪，以及一个优先考虑党派利益而非国家利益的政治阶层。巴尼耶警告法国面临市场“风暴”的风险，这种风险尚未消散。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2-02
美联储是否会用这个武器“给特朗普上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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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在报告中写道：“现在，我们可能面临民粹主义者与债券警察之间更大的对抗，许多人预计当选总统特朗普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之间将发生冲突。如果特朗普挑战美联储，鲍威尔可能会‘武器化’债市，以给特朗普上一课。” Perkins认为，如果特朗普试图干预利率决策，鲍威尔很可能坚持立场。因为几乎可以确定，特朗普不会在鲍威尔现任任期结束后（2026年5月）再次提名他连任。 “央行的传统对那些放弃独立性的人评价并不友善，因此若屈服于特朗普的压力，鲍威尔将完全毁掉自己的声誉，”Perkins指出。相反，他或许会被载入史册，成为那个在面对挥霍无度的总统时“驯服后疫情时代通胀”的人。对美元和债市的影响尽管如此，由于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和美国国债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核心作用，即便特朗普与鲍威尔发生对峙，“债券警察”也不太可能“无差别抛售美资”。除非特朗普能够成功说服美联储在通胀上升的情况下继续降息。 Perkins指出：写道，“特朗普引发的美联储混乱”将是债市的“噩梦场景”，但他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大。“最可能的情形是，特朗普继续我行我素，而鲍威尔提前结束降息周期。” 他补充道：“毕竟，如果2025-26年出现问题，人们将责怪特朗普的混乱，而不是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某个模糊的中性水平之上。”
风起2024-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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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文分析：特朗普“二进宫”意味着新世界秩序已经到来，看起来很像重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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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而欧洲各国则尝试紧缩政策，催生了民粹主义的反弹。印度、土耳其和巴西的民粹主义和干预主义政府纷纷上台，而现在特朗普带着继续和强化经济民族主义的授权重返舞台。如果忽略奥巴马时期的犹豫、茶党的假动作，以及央行通过印钞放缓了一切的事实，会发现正在发生的是从弗里德曼式资本主义，甚至凯恩斯模式，向新模式的稳步转变。新模式包括更大的福利国家、受到关税保护的贸易集团，以及政府有权对企业施加优先事项的经济政策。保护主义回归，但金融部门不会被束缚。特朗普的回归，很大程度上确认了已经形成的新秩序。 21世纪的重商主义凯恩斯曾评论道：“那些自认为不受任何思想影响的实际派人士，往往是某些过世经济学家的奴隶。” 如果要为如今正在形成的经济模式，找到一个“过世”的经济学家作为理论来源，最合适的人选可能是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他在17世纪担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如今他的名字与重商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哲学，必要时国家会进行干预，以推动自身利益，甚至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在宏观层面，重商主义表现得非常明显：关税的上升，以及中国努力创建依赖其投资的国家联盟。在美国，微观层面的胜利更为显著。2008年后，各公司试图按照小布什建议的方向改革和完善资本主义，成立了诸如“包容性资本主义委员会”和“专注长期资本”的组织，目标是“支持可持续和繁荣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投资也随之兴起，投资巨头调整标准，将资本投向那些被认为最“值得”的公司，这一理念迅速演变成华尔街的一个庞大营销工具。最著名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克劳斯·施瓦布，他在疫情后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的“大重置”计划。计划的核心理念是，企业的所有者应当以所有利益相关者（例如员工或受到污染影响的人群）的利益为行动目标，而不仅仅是为股东最大化价值。这种股东至上的模式，被认为导致了短期主义和对金融工程的过度依赖。然而，这一改革尝试并未顺利推进。公众对那些导致危机的机构普遍缺乏信任，因此对施瓦布的“大重置”计划充满怀疑，这甚至引发了流行的阴谋论，认为这一计划另有所图。尽管施瓦布的观点在欧洲仍有市场，但在美国，“ESG”已经成为被被妖魔化的词汇。全球最大基金管理公司贝莱德的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表示，这一术语已经被“武器化”，变得过于敏感和有害。在共和党主导的州，任何提供ESG选项的金融机构都遭到抵制，即使这对纳税人带来了额外的经济成本。最初的反ESG诉讼基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正统观点，即投资管理者有受托责任，通过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客户争取最大回报，除此别无他求。然而，最近针对ESG的抵制浪潮，核心理念却发生了深刻变化：政府和企业被认为有权使用资金来推进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以最大化回报为目标。路易斯安那州财政部长约翰·施罗德在致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的信中，解释了为什么决定全面撤资贝莱德，尽管贝莱德也是化石燃料领域的巨头投资者： “这次撤资，是为了保护路易斯安那州免受那些试图掣肘我们化石燃料行业的行动和政策的影响。在我看来，你对ESG投资的支持与路易斯安那州的经济利益和价值观不一致。我无法支持一个否认我们州受益于最强大资产之一的机构。简单来说，我们不能参与削弱我们自身经济的行为。” 这完全与弗里德曼式的理念背道而驰。例如，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的“诺基斯”基金出于类似逻辑，不会投资于挪威本国或化石燃料领域，因为这样做会加剧对石油的依赖。然而，新重商主义的立场认为，资产所有者无权推动企业变革。施罗德的信中进一步写道： “你呼吁对我们整个经济进行‘转型’，而这一转型并非通过民主进程实现。相反，你谈到‘行为必须改变，这是我们对企业的要求。你必须强迫行为改变。在贝莱德，我们正在强迫行为改变’。民主何在？” 凯恩斯本人是一位出色的价值投资者，他坚信股东应该积极介入管理事务。而在弗里德曼更自由的理念中，股东对公司拥有的权力也是核心要素。然而，政府对私营部门和国际贸易施加影响的理念，在西方已经消失了一个多世纪（虽然在中国并非如此）。现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普遍认为自由市场体系确实失败了，而内部修复的努力也未奏效。历史无法确认重商主义是否在当下能奏效。英国、荷兰和法国都曾通过重商主义模式建立了大帝国，并积累了巨大财富。然而，这些国家最终都抛弃了这一模式——法国甚至是在革命的背景下放弃的。事实证明，贸易和经济并非零和博弈，而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通过遵循自由贸易原则取得了更大的经济增长。如今，世界似乎不得不再次学习这一教训。但这一次，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为了获取贸易和资源而可以殖民的世界广阔地区已不再可能。这将为当代重商主义的探索增加更多复杂性和挑战。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1-26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达成协议，每年筹集3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气候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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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国家正面临通货膨胀、预算紧缩和民粹主义上升等一系列财政和政治制约因素。特朗普当选以及他威胁将美国退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气候协定》的言论，也在COP29峰会初期对谈判产生了影响。为了达成妥协并最终达成协议，富裕国家最终同意在周五的草案协议基础上额外承诺提供500亿美元。同时，他们还将达成的协议与去年在迪拜举行的COP28大会成果挂钩，COP28大会承诺将逐步转向不再依赖化石燃料。一份单独的文本，呼吁各方“为实现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贡献力量”，但未明确提及化石燃料。然而，承诺的资金，仍远低于贫穷和脆弱国家认为需要的数万亿美元。这些国家还希望更多资金能以赠款和其他负担得起的金融支持形式提供，因为基于市场利率的贷款可能加重债务负担。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2024-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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