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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毕竟，失业率很低，通胀已经下降，GDP增长强劲，工资增长速度超过物价上涨。然而，这些数据未能反映出过去一段时间内价格剧烈上涨给许多美国人带来的持续影响，这使得他们更难支付食品杂货、偿还信用卡债务以及购买住房。他们将责任归咎于拜登政府，这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2021年，拜登上任时提出了“重建更好”的经济愿景。当时，美国尚未完全从因新冠疫情而实施的近一年限制措施中恢复，服务业仍受到抑制。拜登试图重塑美国的疫情后经济，采取更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措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主要由一种技术官僚式的方法主导，这种方法被批评者称为“新自由主义”，其特点包括尊重市场、支持贸易自由化、扩大社会福利保护，同时对产业政策持谨慎态度。而拜登政府则表现出更大的雄心，增加政府支出，积极干预特定行业，并减少对市场机制的依赖，以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等问题。因此，拜登政府在经济领域加强了政府参与，包括公共投资、反垄断执法和劳动者保护，同时重振大规模产业政策，并推动大规模直接经济刺激，即便这意味着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政府最终将这种政策方向称为“拜登经济学”。拜登的顾问和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宣称，“重建更好”议程将开启“后新自由主义”时代，政府对基础设施和国内经济的巨额投资，将使美国更具包容性增长的能力，并加速向清洁能源的过渡。他们认为，这一政策方向意味着民主党经济政策的转型，与克林顿和奥巴马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划清界限。拜登团队隐含地批评前两任民主党总统过于强调自由贸易，对财政赤字支出过于谨慎，并过于依赖福利体系来弥补市场的缺陷。相反，为了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美国需要一项变革性议程，以振兴国内制造业并推动绿色能源转型。然而，拜登政府“后新自由主义”转向所承诺的经济变革，并未达到其宏伟目标。尽管某些宏观经济成果令人印象深刻，比如美国经济复苏速度快于以往经济衰退后的复苏速度，其疫情后的经济表现也优于许多同类国家，但经济复苏并不均衡，且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干扰，而通胀的部分原因正是政府自身的政策造成的。到2024年，通胀率、失业率、利率和政府债务水平均高于2019年。从2019年到2023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家庭收入下降，贫困率上升。在通胀问题毁掉拜登连任希望之前，已经破坏了政府的经济目标。尽管拜登政府努力提高儿童税收抵免和最低工资，但按通胀调整后计算，这两项指标在拜登离任时反而低于他上任时。尽管拜登政府强调改善美国劳动者的经济状况，但他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唯一一位未能永久性扩大社会保障网的民主党总统。此外，尽管拜登签署了一项基础设施法案，承诺投入超过5000亿美元用于重建桥梁、宽带等基础设施，但由于建筑成本飙升，美国在法案通过后建设的基础设施反而少于之前。当然，拜登政府仍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尤其是在国会席位微弱的情况下。他推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立法已经在减少碳排放，即使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敌意，这一趋势可能仍会持续。此外，美国国内半导体生产正逐步恢复。然而，政府所期望的制造业复兴并未如期而至。长期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比例一直在下降，并未因拜登政策而回升，国内工业生产整体仍然停滞不前。部分原因是拜登推行的财政扩张导致成本上升、美元走强和利率提高，从而对未能获得政府补贴的制造业部门造成不利影响。拜登政府未能认真考虑预算约束，也未能应对“挤出效应”，即公共部门支出激增导致私人部门投资减少。这些政策失误反映出拜登政府不愿意面对经济政策的权衡，最终让特朗普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成功回归白宫。对于民主党来说，若认为失败仅仅是全球范围内对执政者的普遍反弹造成的，或者更糟糕地认为美国选民未能充分“感激”拜登所做的一切，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真正实现“重建更好”，需要在保持经济转型雄心的同时，不忽视传统经济原则，如预算约束、权衡取舍和成本效益分析。换句话说，不能陷入“后新自由主义”的幻想。大手笔支出拜登在新冠疫情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进入白宫。2020年12月，高效预防重症和死亡的疫苗已经推出，并且推广速度远超预期。然而，在2021年前几个月，疫苗接种等待时间仍然较长，病毒仍在肆虐。全国范围内病例和死亡人数激增，2021年1月成为整个疫情期间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月。然而，尽管如此，经济状况仍相对稳定。失业率约为6%，并呈下降趋势，远低于疫情早期15%的峰值，也比经济学家此前预期的两位数失业率要好得多。尽管社交距离措施限制了线下经济活动，GDP增长仍保持强劲。由于疫情期间消费受限，经济中积累了大量被抑制的需求。2020年，在特朗普政府的最后阶段，国会批准了3.4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同年12月，又拨款9000亿美元，向大多数美国成年人发放600美元的刺激支票。尽管疫情对公共卫生造成严重影响，许多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却前所未有地良好：整体债务偿还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违约率和拖欠率保持低位，各收入阶层的支票账户余额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经济学家们希望，随着疫苗接种的推进，经济复苏将随之而来。事实上，当拜登上任时，美国人由于2020年政府的巨额财政支持和消费受限，共积累了约1.5万亿美元的“超额储蓄”。这一资金可能会随着经济重新开放而被释放，或许无需再推出另一项大规模刺激法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20年底总结了这一观点：“一旦我们实现大规模疫苗接种，经济将迅速反弹。总体而言，美国人一直在疯狂储蓄，他们将在疫情后拥有比疫情前更强的财务状况。” 然而，拜登政府并未接受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乐观预测，而是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措施，在上任前就提出了一项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截至2020年第四季度，美国GDP比疫情前的预测值低3%，要填补这个经济缺口，额外的6500亿美元刺激（大约是这个计划的三分之一）就已足够。资金确实需要用于疫苗接种、检测等防疫工作，但大部分支出却并非必需。该法案中规模最大的部分——约9000亿美元——用于直接支付给家庭和其他财政转移项目。但截至2020年12月，人均实际薪酬仅比疫情前趋势低约2%，并且这一缺口正在快速缩小（到2021年4月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填补这一缺口的成本远远低于国会通过的数千亿美元刺激资金。此外，尽管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到2020年底已完全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却仍然获得了大约5000亿美元的额外资金支持。这一大规模支出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2021年1月新冠疫情激增的不确定性是部分原因。此外，法案也可被视为对奥巴马政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刺激计划力度不足的过度修正。奥巴马政府当时的刺激政策力度不够，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而拜登政府则吸取了这个教训。然而，2021年，拜登政府官员未能及时根据不断改善的经济数据调整政策，导致刺激规模过大。经济理念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决策者决定让经济“过热”，即支持高需求来推动经济，即便这意味着通货膨胀风险上升。拜登政府认为，这种需求的增加将有利于更广泛的劳动群体，提升工人的议价能力，并提高其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政府无视了那些对这一策略持怀疑态度的声音，例如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他警告称这种政策将导致高通胀。在大规模刺激法案通过后，美国经济确实继续快速增长。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漫长复苏相比，这次复苏要快得多——这一差异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通常会对经济产出产生长期负面影响，而疫情则仅导致了经济的暂时停滞，持久性影响较小。然而，经济复苏实际上始于2020年中期，2021年第一季度实际GDP增长高达5.6%，此时《美国救援计划》的大部分资金尚未进入经济循环。事实上，无论是否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大多数国家在疫情初期的冲击后都经历了快速复苏。虽然拜登的支持者认为经济增长证明了刺激政策的成功（以及拜登政府经济理念的有效性），但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疫情前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包括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和有利的人口变化。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相比，美国的疫情后经济复苏大致处于平均水平，实际GDP增长率与疫情前的预测相比并未显著超越其他国家。通胀压力最终，拜登政府试图改造美国经济的计划被一场严峻的通货膨胀打乱。从2021年开始，美国经历了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最持久的通胀。通胀率从约2%飙升至9%的峰值，整体物价水平——即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在四年内上涨了约20%。拜登的支持者认为，通胀的原因是外部因素，而非政府政策造成的。他们指出，美国的通胀上升与全球经济同步，证明“拜登经济学”并不是主要原因。这种说法部分正确。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加之疫情引发的供应链问题，使得全球通胀压力上升。实际上，2022年的供应链冲击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更加严重。例如，美国天然气价格峰值为每百万英热单位（BTU）10美元，而欧洲则飙升至100美元，因为欧洲国家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更大，而全球天然气贸易能力有限。然而，仅仅因为通胀是全球性现象，并不能免除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责任，就像大萧条或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影响，并不能让当时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免于批评一样。乌克兰战争和供应链问题不足以解释美国的通胀情况。例如，美国的核心通胀率（不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在2022年年中达到了近7%的峰值。这不仅仅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传导至机票等其他商品的结果。能源价格的上涨并不一定会导致核心通胀大幅上升，比如在2005年能源价格飙升时，核心通胀仍然低于2%。更重要的是，价格上涨的持续性超出了预期。到2022年底，石油价格已回落至俄乌战争前的水平，但整体价格上涨并未逆转，通胀仍然处于高位。供应链问题也被误解为导致通胀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美国的耐用品消费在2021年比疫情前水平增长了近30%，而其他未提供大规模刺激支票的国家并未出现类似增长。全球供应链基本上能够适应美国需求的激增，部分原因是美国大量增加了进口。 2021年，美国港口的货物吞吐量比疫情前增加了19%，这是导致美国港口船只排队的主要原因，而非供应链放缓。实际上，这并非供应链紊乱，而是由于拜登政府额外提供了一轮刺激支票，导致需求大幅激增。政府对经济的支持导致名义GDP大幅增长，因为当家庭手中有更多资金时，支出必然会上升。然而，由于经济的生产能力存在限制，实际GDP的增长空间有限，超额支出最终转化为更高的价格。消费者偏好和供应链决定了哪些商品的价格上涨更快，但并不是导致整体通胀的主因。如果没有政府的大规模现金注入，以及美联储在应对通胀方面的迟缓（直到2022年3月才开始加息），物价上涨可能会导致服务业支出减少，并抑制价格增长，而不会造成整体通胀飙升。那些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现象”的经济学家和评论人士正确地预测到了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停止，但错误地认为这意味着通胀将消失。相反，通胀从商品领域转移到了服务业，而这一趋势至今仍未完全缓解。拜登政府并不是唯一低估通胀风险的一方。一些共和党经济学家也曾认为财政刺激不会引发通胀，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也曾认为通胀只是暂时的。然而，那些在2009—2010年建议应推出更大财政刺激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模型，如今却建议疫情后应采取更小规模的刺激政策。但拜登政府为了避免重蹈2008年的覆辙，同时迷恋于“经济过热”理论，最终为美国经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经济过热与工薪阶层拜登希望通过经济过热的方式使低收入工人受益，提高就业率和工资增长。除了长期支持劳动者友好政策的左翼团体之外，美联储官员甚至一些右翼经济学家也支持这一理论，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的工资增长证明了策略的有效性。然而，现实并未如愿。经济过热恰逢又一轮财政赤字扩大——这主要是由于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气候立法以及拜登的行政措施（例如学生贷款减免）带来的提前支出。这些因素迫使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尽管到2024年年中，通胀大致得到控制，但影响仍然持续。截至2024年12月，失业率约为4%，高于疫情前的3.5%，而通胀仍略高于目标水平。更重要的是，经通胀调整后的工资几乎未能超过疫情前水平，而且2020年是唯一实际工资有所增长的时期。整体而言，自拜登上任以来，实际工资呈下降趋势。从2020年到2024年，所有收入阶层的实际工资增长速度都比2014年至2019年更慢。自2014年失业率降至6%时，低收入工人的实际工资开始快速增长，但当失业率在2022年降至4%以下时，这种增长显著放缓。因此，很难证明拜登的政策对实际工资增长有实质性的贡献。虽然经济过热确实让就业市场紧张，使工人更有议价能力去争取更高的名义工资，但企业同样利用这种环境提高价格，抵消了普通美国人的大部分收益。此外，拜登政府过于专注于需求侧刺激，却忽视了供应侧的阻碍，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审批流程的繁琐限制。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比实际工资增长遭受的损害更大。到2024年初，两党基础设施法案（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Law）分配给各州的资金中超过一半用于公路和桥梁项目，导致公路支出在2019年中至2024年中增长了36%。但与此同时，建筑成本，包括沥青、水泥和劳动力价格，涨幅更高，使得实际基础设施支出在同一时期反而下降了17%。事实上，在拜登政府执政的每一年，联邦对公路的投资都低于2003年至2020年期间的任何一年。拜登承诺的“基建大潮”实际上成了“基建衰退”。基础设施法案未能解决美国长期以来的基础设施高成本问题，例如过度的环境评估、繁琐的审批流程以及要求支付“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s）的法律。在某些方面，法案甚至加剧了这一危机，因为引入了新的监管要求。注：“现行工资”（prevailing wages）指的是美国政府在某些联邦资助的项目（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求承包商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标准。这一标准通常基于当地行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由美国劳工部根据《戴维斯-培根法案》（Davis-Bacon Act）等法律确定。这一政策的目的是防止政府项目中的工资水平过低，确保工人获得公平报酬，并维护当地工资标准。然而，批评者认为，这种规定可能会推高项目成本，使基础设施建设更昂贵，并减少项目数量。原本计划与气候法案同步推进的审批改革，因共和党的阻挠以及民主党对环保人士反对的担忧而未能立法。政府在没有任何提高建筑行业产能的措施下，一次性投放巨额资金，导致建筑材料的价格上涨幅度远超整体通胀率，使基建成本进一步飙升。工业政策的失败 2021年1月，拜登宣称，他的政府目标之一是“重建美国的支柱：制造业、工会和中产阶级”。这一策略借鉴了对传统经济学批评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过分强调自由贸易，而未能保护工人利益，最终削弱了曾经繁荣的制造业社区，并助长了对去工业化的不满，这种不满成为特朗普崛起的关键因素。拜登试图复兴制造业，特别是在他认为对国家安全和气候进步至关重要的行业。他在特朗普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或扩展，继续推行贸易限制以促进国内生产。他加强了政府采购的“美国制造”（Buy America）规则，向国内清洁能源供应商提供补贴，并扩大了美国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此外，他还强化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最终阻止了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政府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直接补贴，以促进制造业投资。然而，至今这些举措收效甚微。2024年，美国工会组织率首次跌破10%。制造业就业占比仍然以与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相同的速度下降。制造业产出自2014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虽然拜登的政策可能需要时间才能见效，但目前唯一的积极信号是工厂建设支出在过去五年内增长了一倍多。然而，其他重要指标（如工业设备投资）并未上升，暗示制造业可能仍将停滞不前。制造业复兴受到了“挤出效应”（crowding out）的阻碍。例如，政府通过补贴促进半导体制造和绿色技术创新的生产，但这些政策，加上其他财政扩张政策，推高了原材料和设备的价格，提高了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企业融资利率，并推高了美元价值——所有这些都使未获得政府补贴的制造业更难生存。工业政策确实有其优点，但远未实现拜登政府所说的“制造业复兴”和创造数百万高薪工作的承诺。《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在推动先进芯片生产回流美国方面似乎取得了一定成功。考虑到国内半导体生产的国家安全利益无法通过市场定价，“挤出”其他行业以支持芯片制造可能是值得的。然而，这项政策并未带来更便宜或更优质的芯片，也没有创造净新增就业机会。工业政策并未复兴制造业或创造中产阶级工作，反而可能加速了一些行业的扩张，而其他行业则遭受更大冲击，这种结果，恰恰与“后新自由主义”批评者指责自由贸易带来的经济赢家和输家模式如出一辙。此外，拜登政府还维持并扩大了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实际上是在牺牲中产阶级利益来推动外交政策。这些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成本。某些情况下，为了国家安全目标付出一定经济代价是合理的，例如对俄罗斯的制裁要求美国人为外交政策目标承担一定的成本。但拜登政府似乎误以为这些政策能实现“双赢”，却未向公众清晰解释，例如，进一步限制对华贸易虽然带来了国家安全利益，但美国民众也因此付出了经济代价。绿色政策的局限性拜登将气候政策置于议程的核心，并采取了以工业政策、监管和补贴为基础的方案。支持者认为，与许多经济学家主张的碳定价政策相比，这种做法更具政治可行性。拜登政府及其支持者进一步主张，仅靠碳税无法在所需规模上降低碳排放，而他们的一揽子政策不仅可以应对气候危机，还能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制造业的发展，创造高薪工作岗位。 2022年8月，《通胀削减法案》（IRA）最终通过，其中包含了对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绿色技术国内生产的大量补贴。政府估计，到2050年，美国的碳排放量将比该法案通过前的预测低约17%。鉴于政治现实，拜登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几乎已做到极限。支持者认为，这种工业政策方法比碳税更符合进步主义原则，但实际上将大额补贴提供给了企业，而碳税本可以通过返还机制向普通家庭提供经济补偿。整体就业增长有限，并且比《芯片法案》更严重的是，政策更可能惠及某些行业，而损害其他行业。例如，从燃油汽车转向电动汽车，可能导致美国经济经历一场类似于20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时制造业遭受冲击的“绿色冲击”（green shock）。拜登的绿色政策确实推动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可能加剧了某些行业的衰退。这种行业结构调整是否能真正实现“绿色繁荣”，仍有待观察。《通胀削减法案》（IRA）在降低碳排放方面的效果，并不会比“后新自由主义者”批评的碳税更有效。不同研究的估算有所差异，但一项由两名前拜登政府官员共同撰写的高水平研究得出结论：每吨12美元的碳税能带来的减排效果，与整个IRA的影响大致相当。 IRA依赖于对企业的补贴，这可能使其在政治上更具韧性。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呼吁废除法案，但石油行业的游说团体和美国商会却在向新政府施压，要求保留其中的关键条款。然而，这种依赖补贴的方式，也使得法案难以扩大规模——无法简单地将补贴扩大20倍来弥补碳排放的社会成本，而拜登政府最近的估算显示，这一成本高达每吨200美元。相比之下，欧盟在2005年启动碳定价体系时，每吨碳的价格约为10美元，如今已超过80美元，显示出欧盟能够通过调整政策来有效控制排放。但拜登的政策是否能随着限制排放的需求增加而进一步扩展，仍存疑问。一些拜登政策的支持者声称，抛弃传统经济学方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途径，但这一观点可能会阻碍美国的经济转型。政策制定者应该运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新自由主义”工具。社会政策的缺失气候政策并不是拜登政府唯一采取非传统经济策略的领域。“后新自由主义”对产业政策、严格的反垄断执法和劳动力市场监管（即所谓的“预分配”政策）的推崇，使进步派忽视了一个事实：拜登几乎没有通过建立更强大的社会保障网，来实现收入的永久性再分配。 “重建更好”议程包括《美国就业计划》，用于基建和能源投资，以及《美国家庭计划》，旨在为新父母提供带薪休假并支持儿童福利。前者通过立法，但后者未能获得国会批准。拜登的一些支持者，如其首席反垄断官员吴修铭（Tim Wu），认为已通过的政策将彻底改变经济，使传统的民主党社会政策变得不再必要。然而，自罗斯福以来，每位民主党总统都在社会保障体系上留下了持久的影响，例如建立和扩大社保体系、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提供食品补贴和住房援助。拜登的社会政策成就却十分有限。他仅将《平价医疗法案》（ACA）下的保险税收抵免延长至2025年，而他的两个核心目标——扩大儿童税收抵免和提高最低工资——则因通胀而受挫。 2021年，儿童税收抵免曾短暂提高，导致当年儿童贫困率大幅下降。但共和党阻止了扩展，计划一年后恢复至每名儿童2000美元的标准，并且未与通胀挂钩。结果，在过去四年内，这一福利的实际价值缩水了20%，成为美国历史上对家庭支持或社会保障体系最大的一次实际削减，甚至超过了一些历届反对社会福利的总统的政策。与此同时，民主党试图提高最低工资，但未能在参议院获得足够票数来突破阻挠。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同样下降了20%，如今几乎形同虚设，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中，大多数雇主的工资水平早已高于每小时7.25美元的最低标准。回归基本经济原则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对拜登政府经济政策的严厉批评。“重建更好”议程的支持者过度相信“经济过热”对工人的变革性影响，而忽视了选民的真实担忧。拜登的支持者和政策制定者，尤其是那些否认通胀影响的人，坚持认为选民对经济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或把哈里斯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失败，仅仅归因于全球对执政党的普遍反对。确实，仅全球因素导致的通胀，可能就足以使任何执政党面临连任挑战。但政府不必要的支出加剧了通胀，低估了通胀带来的痛苦，并吹嘘基建和制造业“繁荣”——这些因素无疑让民主党更加不利。拜登执政期间占主导地位的新经济哲学推崇需求侧，而忽视了供给侧，低估了预算约束问题，并认为“预分配”政策可以改变宏观经济轨迹。这一经济理念承诺可以同时改造行业、在政府采购和招聘实践中优先考虑边缘化群体，并实现更广泛的社会目标。然而，最终，“后新自由主义”及其支持者没有认真考虑政策的权衡问题，他们错误地认为，过去的政策制定者只是因为过于忠于经济正统理论，才未能为普通人带来真正的进步。美国现在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回归传统经济学，而是对经济政策思维的全面重塑。“后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美国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多年来未能为适龄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国家安全问题如今主导了所有与贸易和技术相关的讨论。而绿色能源转型的确需要果断行动。但如果新政策无视预算约束、成本效益分析和必要的政策权衡，即便是解决这些老问题的新思路，也不可能带来成功的政策。质疑经济正统理论是可以的，但政策制定者在追求不切实际的“异端”经济方案时，绝不能再忽视基本经济原则。来源：加美财经

加美财经02-25 00:00

利率成了关税的俘虏！中国央行政策反复无常，何时降息已成谜？

，北京预计将在2025年提出大约5%的GDP增长目标。尽管如此，潘行长难以继续依赖上一次贸易战的策略，原因是人民币的汇率已显著走弱。当特朗普于2018年1月宣布对太阳能板进口征收额外关税时，人民币汇率为6.3，而后在接下来的9个月内贬值约10%，跌至接近7。如今，人民银行正在努力将人民币汇率维持在7.3左右。人民银行可能会加大使用不那么显眼的工具，确保经济中有足够的流动性，例如新设立的逆回购协议及一个旨在确保股市稳定的基金。传统的宽松政策已接近极限除了人民币问题外，央行也有理由保持谨慎。传统的宽松政策已经接近极限，央行的政策利率已经降至创纪录的1.5%。与此同时，银行的平均准备金率为6.6%，接近官员之前暗示的5%的最低阈值。根据野村证券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的观点，保持经济活力的解决方案可能并不完全依赖于央行。 “仅仅依靠央行是难以捍卫人民币的，”他说。“财政政策应该在刺激国内需求和稳定增长方面发挥更主导的作用，抵消外部需求带来的压力。”

风起02-24 19:26

会员

【深度分析】英国：英镑——弱于美元，强于欧元

劳动力市场强劲，我们预计2025年英国GDP增长1.1%，远高于英格兰银行最新预测的0.75%（图1.2）。英国通胀面临上行风险。受强劲的工资增长、供应限制和英镑贬值的推动，整体CPI和核心CPI在2024年9月触底后，于2025年1月分别攀升至3%和3.7%，远高于英格兰银行2%的目标（图1.3）。2月6日，英格兰银行降息25个基点，将政策利率降至4.5%。展望未来，鉴于经济复苏强于预期以及通胀预期上升，我们预计到2025年年底该央行将仅再度降息50个基点，使利率降至4%，远高于鸽派经济学家预测的3%。图1.1：英国PMI 数据来源：路孚特，Tradingkey.com 图1.2：英国GDP预测（%），Tradingkeyvs.英格兰银行数据来源：英格兰银行，Tradingkey.com 图1.3：英国通胀率（%）数据来源：路孚特，Tradingkey.com 2.汇市（英镑兑美元）与宏观经济类似，2024年英镑兑美元经历了显著波动。上半年，英国通胀下降导致投资者预期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将与美联储趋同，英镑呈现区间波动。然而，第三季度，尽管英格兰银行降息预期稳定，但美联储降息预期上升推动英镑大幅走高。到第四季度，情况彻底反转：美国和英国经济数据的分化导致投资者预期英格兰银行降息幅度将大于美联储，英镑因此走弱（图2）。展望未来，我们预计英格兰银行的降息幅度将小于当前预期，限制了英美政策利率差的扩大。叠加英国经济持续复苏和通胀上升，为英镑提供了上行支撑。在美元方面，“特朗普交易”和美联储降息幅度弱于预期等因素可能在短期内（0-3个月）提振美元指数。由于该货币对双方均有支撑因素，预计美元的强势将占据主导，导致短期内英镑兑美元或将小幅下跌。中期内（3-12个月），随着“特朗普交易”消退和美联储恢复降息，美元强势势头将减弱，英镑兑美元将趋于稳定。相对于欧元区，英国经济更强、政治风险更低，且英格兰银行的降息幅度小于欧洲央行，表明短期内欧元兑英镑将走弱。图2：英镑兑美元数据来源：路孚特，Tradingkey.com 3.债市对财政困境的担忧推动了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24年12月2日的低点4.23%升至2025年1月13日的高点4.91%。随后，随着财政整顿缓解了担忧，收益率开始回落（图3.1）。展望未来，英格兰银行仍处于降息周期之中，较低的政策利率可能会拉低国债收益率。然而，我们预计的50个基点降息小于市场共识的75个基点，远小于鸽派经济学家预测的150个基点，表明收益率下行空间有限。在久期方面，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温和下降意味着它不太可能显著陡峭化或平坦化。 1月份，财政担忧引发了国债收益率与英镑之间的反向关系（即收益率上升vs.英镑兑美元下跌）（图3.2）。我们认为2025年这种动态再次出现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国债收益率的小幅下降可能会推动英镑兑美元的小幅下跌。图3.1：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数据来源：路孚特，Tradingkey.com 图3.2：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vs.英镑兑美元数据来源：路孚特，Tradingkey.com 4.股市英国股市自去年5月以来突破了区间波动格局，自2025年年初以来大幅上涨（图4）。经济复苏提振了企业收入和利润，从估值公式的分子端推高了股价。展望未来，更为确定的复苏应继续支撑英国股市。此外，英国股票估值仍然较低，尤其是富时350指数，其交易价格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2024年并购活动的激增凸显了这一点，反映了企业投资者对其估值洼地的认可。高股息收益率进一步增强了英国股票的吸引力。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投资者应关注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然而，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英国面临的关税风险较小。与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相比，美国经济表现出更强的韧性。在指数中，相较于富时250指数，我们更青睐富时100指数，因其美元收入敞口更高。图4：富时100指数数据来源：路孚特，Tradingkey.com 原文链接

TradingKey02-24 15:00

邦达亚洲：美元反弹油价回落美元/加元小幅反弹

邦达亚洲02-24 13:36

日本央行加息预期推高日元，美元兑日元延续下跌

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此外，第四季度GDP增长超预期，反映出日本经济回暖迹象。市场预计，持续的工资增长将进一步提振消费支出，使日本央行可能比此前预计的更早调整利率政策。 “日本经济数据的改善，加上工资上涨趋势，增强了市场对日本央行即将结束负利率政策的预期。”——市场经济学家分析指出。此外，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Kazuo Ueda）上周表示，如果长期利率大幅上升，央行可能加大政府债券购买力度，以抑制市场的异常波动。这一言论导致JGB收益率从上周触及的2009年以来最高点回落，从而对日元形成一定压力，限制了其进一步上涨空间。美国经济数据疲软，美元承压与此同时，美国公布的多项经济数据表现不佳，令美元进一步承压：美国S&P全球综合PMI初值从1月的52.7下降至2月的50.4，表明私人部门经济活动扩张放缓。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从71.7骤降至64.7，为15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示消费者信心明显减弱。美国家庭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上升至4.3%，为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更是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3.5%）。此外，美国主要零售商沃尔玛（Walmart）的销售预测令人失望，进一步引发市场对美国消费者支出放缓的担忧。美联储官员在通胀仍具粘性的情况下，对降息仍保持谨慎，这使美元走势趋于疲软。此外，市场对美国政府可能调整贸易政策的预期，也为市场带来一定不确定性。 “尽管市场一度预计美联储会在年内启动降息，但目前的通胀和经济数据让决策者保持观望态度。”——经济学家分析。从技术角度来看，美元兑日元短期仍面临下行风险，目前交投于149.30附近，为去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如果空头力量进一步增强，可能会跌向148.70区域（2024年12月低点），若跌破该水平，可能进一步下行。编辑观点：目前，市场对日本央行货币政策调整的预期正在升温，这使得日元获得支撑，同时美国经济数据疲软令美元承压。不过，日本政府债券收益率的波动可能影响日元的走势，短期内美元兑日元仍存在一定的反弹空间。从整体趋势来看，只要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持续升温，美元兑日元可能仍面临下行压力，未来走势将取决于日本央行与美联储的政策动态。

金融界02-24 11:59

下周展望：“德国史上最重要选举”来袭！美国PCE绝对爆点，别忘了日本CPI

近期采取更为中立的货币政策。然而，如果GDP增长出现积极的意外，可能会增加加央行在3月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从而对加元形成支持。

风起02-23 08:54

日本通胀飙升至两年新高，又给加息预期添了一把火！

据之前，日本的季度和年化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均超出预期，分别增长了0.7%和2.8%。然而，其2024年的全年GDP增长率放缓至0.1%，与2023年1.5%的增长率相比大幅下降。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在一份报告中表示，由于日本强劲的经济数据，近期提前加息的理由有所增强。美国银行的分析师在本周早些时候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日本央行 “可能对通胀风险越来越担忧”，这将增加提前加息和提高终端利率的可能性。 NLI Research Institute经济研究主管Taro Saito表示，“今年上半年，日本的核心通胀率可能保持在3%左右．．．．．．日本央行将继续考虑下一次加息的时间，而不是担心他们是否需要加息。” 通胀报告公布后，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在国会重申了自己的立场，即如果通胀趋势继续改善，利率将会上升。分析师们已经将日本央行的终端利率预测上调至1.5%，预计其将在6月和12月加息，在2026年6月和2027年第一季度再分别加息。

金融界02-21 15:49

【深度分析】欧元区：现在仍是做空欧元兑美元的好时机？

计将呈现弱复苏态势。我们预测2025年GDP增长率仅为1%，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的1.2%（图1.2）。作为欧元区最大经济体，德国的经济状况反映了整个地区的形势。在2024年上半年经历经济疲软后，下半年开始出现复苏迹象。然而，复苏预计将较为缓慢，原因包括：1）劳动力市场疲软导致工资增长乏力，抑制消费；2）持续的政治不确定性对财政支出构成挑战。在法国，尽管实际工资上升推动了经济复苏，但政治和财政不确定性已开始影响经济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SEE）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已连续数月环比下降。因此，与德国类似，法国今年也将经历弱复苏。由于金融条件收紧和经济疲软，通胀已从2022年底的高点逐渐下降。我们预测，欧元区今年的平均通胀率将降至1.9%，略低于IMF预测的2%（图1.3）。弱复苏和低通胀的结合将为欧洲央行（ECB）提供充足的降息空间。我们预计欧洲央行今年将降息4-6次，每次25个基点。图1.1：欧元区制造业PMI 数据来源：路孚特，Tradingkey.com 图1.2：2025年GDP增长预测，Tradingkey vs. IMF（%）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radingkey.com 图1.3：2025年CPI增长预测，Tradingkey vs. IMF（%）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radingkey.com 2. 汇市（欧元兑美元）自2024年9月以来，欧元兑美元显著走弱。欧元汇率在今年1月中旬触底后开始温和回升，这得益于内外两方面因素（图2.1）。内部因素包括欧元区经济出现改善迹象；外部因素则是“特朗普交易”降温，因其政策引发的通胀担忧未如预期般显现，导致美元指数走弱。然而，展望未来，短期内（0-3个月），我们认为欧元仍将面临压力，原因有三：首先，尽管特朗普将关税作为谈判工具，且其政策往往反复无常，但基于其第一任期表现，我们预计在此轮任期内加征关税的趋势难以改变，这将压制欧元区出口，从而降低欧元汇率。其次，如前所述，与美国经济的韧性相比，欧元区2025年可能面临弱复苏，这将拖累欧元兑美元汇率。最后，欧洲央行相比美联储更为鸽派的立场也将因利率差异导致欧元走弱（图2.2）。中期内（3-12个月），与特朗普第一任期类似，我们认为其能源政策可能抵消高关税政策的影响，导致通胀低于当前预期（图2.3）。届时美联储可能从鹰派转向鸽派，降息幅度或超市场预期，从而推动欧元兑美元汇率进入企稳阶段。需注意的两大不确定性是：1）如果俄乌战争在特朗普政府的压力和劝说下结束，可能将显著提振欧元。因为战争结束将有助于降低能源价格、减少地缘政治风险并恢复对欧洲经济的信心，这些都对欧元有利。2）2月23日的德国大选中，如果财政鹰派获得多数选票并实施更多财政刺激措施和结构性改革，在保持债务可持续性的前提下，这将利好于欧元。图2.1：欧元兑美元汇率数据来源：路孚特，Tradingkey.com 图2.2：欧洲央行 vs. 美联储政策利率（%）数据来源：路孚特，Tradingkey.com 图2.3：美国通胀（%），特朗普第一任期内CPI未显著上升数据来源：路孚特，Tradingkey.com 3. 债市自1月以来，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总体下降，主要受德国经济疲软和国内通胀下降等因素影响，但主要驱动力是欧洲央行的激进降息政策。展望未来，在欧洲央行持续宽松货币政策下，德国收益率曲线预计将下移。从久期来看，因政策利率下降将是主要驱动因素，其对短期收益率影响更大，导致收益率曲线趋陡（图3.1）。法国和西班牙国债收益率预计将跟随德国收益率下行。自1月初以来，法国与德国收益率利差收窄，主要原因是法国在不信任投票失败后进入了一段政治稳定期（图3.2）。然而，展望未来，法国的政治风险高于德国，表明利差可能再次扩大。历史上，德国国债收益率与欧元汇率高度相关。尽管尚不清楚哪种资产驱动另一种资产，但收益率下降可能加剧欧元的短期疲软。图3.1：德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数据来源：路孚特，Tradingkey.com 图3.2：法国-德国收益率利差数据来源：路孚特，Tradingkey.com 4. 股市我们通过估值模型分析欧元区股市。2024年，工资增长超出预期。更高的工资是一把双刃剑：在增加企业成本的同时，也提振了消费者支出，从而有利于企业收入。因此，这对估值模型分子端的影响有限。欧洲央行的持续降息则对分母端有利。总体而言，我们对欧元区股市在短中期内持乐观态度（图4）。图4：欧洲斯托克50指数数据来源：路孚特，Tradingkey.com 原文链接

TradingKey02-19 18:10

科技牛与资产荒，科创综指或为配置优解

根据中国工业报统计，2024 年中国 GDP 增长5%，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贡献率仍然在30%左右，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大动力源，这些经济增长主要靠科技创新推动。根据《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定位于“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主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科创综指构建了一篮子处于中国科技创新前沿领域的企业组合，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新质生产力领域，成长性突出。科创板行业分布资料来源：中证指数公司官网，时间：2025.02.14 科创综指成分股的业绩增长速度快。根据Wind的一致预期，科创综指未来3年（2024-2026）年报的营收增速和净利润增速都要好于同期的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尤其是今年和明年这两年，净利润增速分别达到了67.6%和37.8%，优势十分明显。一直预期净利润增速对比资料来源：Wind 另外，科创综指成分股受益于中国特色的支持政策，相较于自由市场风险小。在历史上，我国政府为推动各个时代的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出台过众多支持政策，直至行业具备面对外资企业的竞争力，这一趋势料将延续。而且随着国产大模型Deepseek重磅发布，“科技牛”重回主流视野。机构普遍认为，DeepSeek的发布有望改变现有AI的产业格局，一方面是中国在全球AI产业的竞争形态，另一方面是大模型开源与闭源的竞争形态。计算机、机器人、电子、智能驾驶、国产算力等新质生产力方向/产业链有望长期受益。正在发行中的科创综指ETF(589770)，或是当下资产荒背景下，应该关注的 “科技牛”资产之一。目前，该ETF已经开放网上现金认购，认购代码为589773，可通过各大券商进行认购。总体而言，我国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大动力源，这些经济的增长主要靠科技创新推动。而科创综指构建了处于中国科技创新前沿领域的企业组合，成分股具有高成长性、业绩高增长、政府支持、行业强者恒强的特点，在投资者的中长期资产配置组合中应有一席之地。

金融界02-19 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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