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尉，并被任命为美国海军“海狼号”（Sea Wolf）的工程官。这是舰队中的第二艘核潜艇，他的海军事业发展顺利。 但1953年7月，他的父亲去世，家族农场和其他商业事务陷入财务困境。作为卡特兄弟姐妹中的长子，年轻的海军军官感到有责任回到佐治亚州，承担起家庭的领导责任。此外，他的母亲希望他回家，在困难时期稳住局面。 于是，他在1953年10月9日辞去了海军职务，返回了家乡。 回到普莱恩斯后，他与姐妹格洛丽亚和鲁思，以及后来在他总统任期内颇为知名的弟弟比利重聚。比利·卡特一直是家族的“叛逆者”，喜欢扮演乔治亚州“老好人”的角色，在普莱恩斯经营的加油站内尽显风采。 他还以自己的名字推出了一种“比利啤酒”。但当他被曝光从利比亚接受了22万美元贷款并注册为利比亚政府的外国代理人时，他成为了卡特的一大尴尬。 卡特的兄弟姐妹都早于他去世，且全部死于胰腺癌。 Dughi, Donn(Donald Gregory), 1932-2005,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辞去海军职务对卡特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尤其是对罗莎琳而言。她喜欢军旅生活的冒险与稳定，小时候她就渴望走出普莱恩斯的小镇，去更广阔的世界。 如今，她26岁，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不得不回到尘土飞扬的佐治亚州西南部的农田，过上她曾以为自己逃离的生活。 不过，卡特夫妇很快在家乡站稳了脚跟。他们建立了有效的商业伙伴关系，罗莎琳负责仓库的账务和其他管理工作，而卡特则沉浸于现代农业的技术和科学细节中。 他们逐渐取得了成功。 卡特夫妇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合作伙伴。在白宫，罗莎琳是一位非同寻常的活跃第一夫人，经常参加内阁会议和政策讨论，并担任总统的得力顾问。她特别关注心理健康问题，并担任总统心理健康委员会的名誉主席。 卸任后，她继续陪伴丈夫参与全球任务。 信仰的转变 像他的父亲一样，卡特也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包括普莱恩斯浸信会、狮子会、当地学校和图书馆董事会，以及县规划委员会。 卡特的父亲厄尔·卡特曾在去世前一年当选为佐治亚州议会成员，而卡特则在1962年踏上了政治生涯。他竞选代表萨姆特县及其他六个县的州参议员席位。 在深南部，当时民主党初选是唯一有意义的选举。卡特进行了积极的竞选活动，但在对阵现任参议员的选举中以微弱差距落败。 然而，在初选当天，卡特的助手在小城奎特曼目睹了大规模的选举舞弊行为，包括填票箱。这种情况在奎特曼已经持续多年。 卡特说服《亚特兰大日报》的年轻记者约翰·彭宁顿对此进行调查。彭宁顿的报道揭露了选举舞弊行为，使卡特在全州范围内引起了关注。 通过包括格里芬·贝尔（后在卡特政府中担任司法部长）在内的中间人，卡特联系到亚特兰大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查尔斯·科博。尽管从未见过这位佐治亚州的花生种植者，科博仍同意代表卡特挑战初选结果。科博后来成为卡特的朋友和值得信赖的顾问。 最终，卡特胜诉，并于1963年1月进入佐治亚州参议院。他在州参议院服务了四年，这是他唯一的立法经验。 他以勤勉和努力工作的声誉著称，并承诺阅读议会提出的每一项法案。当他发现难以跟上进度时，他甚至参加了速读课程。 1966年，卡特宣布竞选由霍华德·“博”·卡洛韦担任的国会议席。卡洛韦是一位富有的共和党人，毕业于西点军校。然而，卡洛韦意外放弃连任，转而参加佐治亚州州长的共和党初选，卡特则加入了民主党州长提名的竞争。 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被认为是进步派的前州长埃利斯·阿纳尔，以及亚特兰大餐馆老板莱斯特·马多克斯。 马多克斯通过向顾客分发斧柄。来象征他对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抵制。卡特在初选中排名第三，马多克斯获得了胜利。 1966年的失败对卡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后来写道，在那时，他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宗教转变，这是一次“重生”的体验，这种信仰引导了他余生的道路。 从那时起，他追求的目标既是道德的，也是政治的，并倾向于从对与错的角度定义问题。在竞选总统时，他自称为“重生的基督徒”，这在当时的总统政治词汇中是一个新颖且有些令人震惊的词汇。 几乎没有停歇，卡特立即开始计划1970年再次竞选州长。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卡尔·桑德斯，这位前州长以对种族问题的温和立场著称。 在1950年代，卡特面对邻居们的强大压力以及对家族生意的威胁，坚持原则，是普莱恩斯少数几个拒绝加入当地“白人公民委员会”的白人之一。 这个组织的真实意图是维持对黑人持续的压迫。1965年，卡特和家人几乎是唯一反对普莱恩斯浸信会禁止黑人入内决议的人。 然而，在1970年的竞选中，卡特一改过往，积极争取州内保守派和农村选民的支持。他与非裔美国人社区保持距离，并反复攻击竞争对手卡尔·桑德斯，称其是“亚特兰大商业权贵”的富有拥趸。 桑德斯曾拒绝让当时最知名的种族隔离主义者、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C·华莱士在佐治亚州议会发表演讲，而卡特则多次承诺会邀请华莱士访问佐治亚州。 卡特赢得了一些佐治亚州主要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支持，但也因此失去了部分老盟友的支持。 在初选决胜中，他击败了桑德斯，并轻松赢得了大选。 然而，卡特在政治上进行了一次惊人的转变。1971年1月12日，在佐治亚州议会大厦前的就职演讲中，卡特宣告：“种族歧视的时代已经结束……没有任何贫穷的、农村的、弱势的或黑人群体应该再承担被剥夺教育、就业或基本正义机会的额外负担。” 这次演讲可能是卡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讲，包括他担任总统期间。这场演讲让卡特赢得了全国关注，不久后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他成为了一代年轻“新南方”政治家的领军人物，这些政治家致力于让南方摆脱因种族问题引发的政治争端。 作为州长，卡特在很大程度上兑现了他的高尚承诺。他任命的女性和少数族裔官员人数超过所有前任总和。 他还延续了在州参议院时期开始的努力，提升佐治亚州的公立学校质量，并对州内的监狱系统和司法系统进行了改革。 由于宪法限制，卡特只能担任一届州长（如今佐治亚州州长可以连任两届）。但他的野心不受限制。他开始考虑竞选总统，这个目标对一位年轻的州长来说似乎是遥不可及的。 即使在1975年10月，有关197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民调中也没有出现他的名字。 在1970年的州长竞选期间，卡特赢得了两位年轻佐治亚人的效忠，这两人陪伴他走过了总统任期。一个是汉密尔顿·乔丹，他从1966年起作为志愿者为卡特工作，后来成为卡特的首席政治战略家和白宫幕僚长。另一个是乔迪·鲍威尔，他在1970年竞选期间担任卡特的司机，后来成为他的首席发言人和白宫新闻秘书。 乔丹于2008年去世，鲍威尔于2009年去世。 作为佐治亚州州长，卡特悄悄地以坚定的决心追求总统之位。他成功被任命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个重要竞选职位，借此机会与全国的民主党政治家和活动人士建立联系。乔丹则离开亚特兰大，在华盛顿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担任职位，为卡特充当在全国党总部的眼线。 乔丹撰写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备忘录，分析了提名流程的变化，并提出了一套能够通向胜利的策略。 卡特和鲍威尔一起全国奔走，不懈努力，与人们会面，逐渐赢得支持。 1976年1月寒冷的夜晚，卡特在爱荷华州迎来了他的转折点。他没有赢得爱荷华州党团会议的多数票（大多数选票是未承诺，就是给哈里斯带来极大麻烦的不选择票），但他在实际参选人中排名第一。这为他带来了大量媒体关注和动力，帮助他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并随着其他对手逐一退出竞选，最终获得提名。 卡特的1976年竞选也使爱荷华成为总统竞选的起点。 水门事件和尼克松政府的其他丑闻让1976年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好年份。卡特选择了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沃尔特·F·蒙代尔作为竞选搭档。 蒙代尔是北方自由派人士，与工会有深厚的联系。二人以在民调中领先30个百分点的优势进入秋季竞选。 然而，他们差点失败。福特总统通过一场有条不紊的竞选利用现任优势，逐渐缩小了卡特的领先优势。就在选举日之前，《花花公子》杂志刊登了一篇长篇专访。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卡特被问及是否认为自己让公众放下了对他宗教信仰的担忧，以及是否能成为一位灵活的总统。 卡特在漫长的回答中说道：“我曾对许多女性心生欲望。我在心里犯过很多次通奸罪。” 这番话加深了公众对这位“重生的基督徒”和只任过一届州长的疑虑。最终，卡特以2个百分点的微弱优势赢得了选举。 1976年竞选期间的急剧支持下滑，早已预示了卡特的政治脆弱性。四年后，卡特作为现任总统，原本的优势却成了劣势。1980年7月的一项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只有21%，这是总统历史上最低之一。 卡特迎来了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的党内挑战。这位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是民主党自由派的英雄，但他和许多自由派人士对卡特所谓的保守政策深感不满。 尽管肯尼迪的挑战严重削弱了卡特的连任机会，也暴露了肯尼迪自身的弱点，最终卡特赢得了提名，而肯尼迪从未再度竞选总统。 秋季竞选中，卡特面对的是罗纳德·里根，这位保守派运动的英雄。卡特再度如1970年竞选州长时一样，采取激烈的负面攻击手段，试图将里根描绘成一个极右翼的意识形态狂热者，不适合掌控国家未来。 然而，在唯一一场全国电视辩论中，里根以乐观、亲切的风格化解了卡特的指控。“你又来了，”里根轻松说道，化解了卡特的攻击。 最终，里根以近10个百分点的优势获胜，横扫50个州中的44个。 多年后，卡特的支持者始终怀疑里根团队曾与伊朗官员接触，劝说他们推迟释放扣押的美国人质，避免卡特在1980年10月实现“十月惊奇”，扭转大选局势。 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调查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可信证据证明存在这样的阴谋。 然而，2023年3月，当卡特在临终关怀中时，《纽约时报》刊登了德州政治人物本·巴恩斯的指控，这一指控支持了当年的怀疑。巴恩斯声称，他曾在1980年夏天陪同他的导师、前德州州长约翰·B·康纳利访问多个中东国家，并向那里的领导人传递信息，建议他们等里根上任后再释放人质。 尽管康纳利和大多数关键人物都已去世，巴恩斯的指控无法独立验证，但《纽约时报》的报道让卡特的支持者感到某种程度的平反。 卡特的白宫通讯主任杰拉尔德·拉夫尚对《纽约时报》说，这种指控“非常令人愤慨”。 卡特的孙子杰森·卡特后来告诉《华盛顿邮报》，他相信卡特知道了这篇报道，并对其为历史记录所作的贡献感到欣慰，但他同时表示，“我祖父早已放下了这些事情。” 杰森说，尽管有许多关于“肮脏政治”的报道，这些行为以人质和卡特的政治生涯为代价，但他从未听过祖父提起此事。 “我认为这说明了很多问题，”杰森说，“他相信有比政治更重要的事情。” 卡特卸任后的第一个行动，是在新总统的请求下飞往德国的美国空军基地，迎接从伊朗返回的美国人质。当时他56岁，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利用这些时间。 但就在一周前的告别演说中，卡特暗示，尽管他输了选举，他的使命却远未结束。 他说：“几天后，我将放下我在这个职位上的官方责任，再次承担起在我们的民主制度中比总统更崇高的称号，那就是‘公民’。” 来源：加美财经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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